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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中国竞争力的衰落从来没有像宋朝那么严重。宋朝这么衰弱，原因在哪里呢？起初，是因为太祖的猜忌，然后在宋真宗、宋仁宗时期因为疏忽而加剧，最后断送在朋党的相互排挤之中。王安石不幸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他拼尽全力与时势抗争，最终却未能战胜它。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谈论王安石了。
宋太祖统一天下，可谓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为什么这么说？以前的统治者，有的是通过藩镇起家的，有的是从草莽中崛起的，有的是通过征伐获得天下的，有的是通过篡位成为皇帝的。在周、秦以前，凡为天子，大多和前代君主一起统治天下长达数百年，这就不说了。但汉朝、唐朝的兴起，都是在大乱之后，通过无数次战争才剪灭群雄的。汉唐的皇帝得到天下非常艰难，付出的努力也极其巨大。其次是曹操、刘裕这类人，他们本来就对天下有大功，深得民心。即使是等而下之的，比如萧道成、萧衍之类人，也都是在前朝为官多年，处心积虑谋取这个位置很多年，等到羽翼丰满了，才一举成功。只有宋朝不同，宋太祖仅仅是一个殿前都检点，从未有过显赫的功绩，也不敢有非分之想。陈桥兵变时，他喝醉了还在床上睡觉，黄袍就已经被披在身上。可以说，他从孤儿寡妇手中夺权的事，太阳还没落山就结束了。所以，他当初对诸将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你们能听从吗？”这其实是深深的恐惧之词。从这个角度看，在此之前的天子都是靠自己的力量得到天下，只有宋朝是靠别人的力量取得天下。既然能够用别人的力量从别人手中夺得天下，那么天下也就有可能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从手中夺走。宋太祖终身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朝积弱的根源，也都基于此。
将士拥立天子，是从宋朝开始的。然而将士劫持天子再拥立主帅的事情却在唐朝就已经发生了。唐代藩镇有留后之职，就是陈桥兵变的前奏，陈桥兵变只不过是将这种行为强化罢了。废立天子的事情竟然出自将士之手，实在是太可怕了。即使不这样，将士也常常得以劫持天子来要挟朝廷，那么宋朝的安稳日子自然难以维持。宋太祖对此深感忧虑，所以篡位周朝后，他不顾其他事情，只顾着削弱军队和将领的实力。藩镇的毒瘤危害国家长达两百年，摧毁并清理它们，谁能说不对？但是如何处理这件事，一定要有方法，应该用制度来约束，使军事力量为国家效力。
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听说因为军队强大而自己困扰的。然而宋朝却不是这样，它一直在削弱自己的人民，以使君主一个人强大，却未曾想过全国都弱，君主又怎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却不承想，寝宫之外，图谋宋朝的大有人在。宋太祖的眼界仅限于自己的皇位，这就是宋朝衰弱的原因。
汉朝和唐朝创立基业的时候，它们的君主都有统一国家、平定天下的远大志向。宋朝又有什么呢？五代十国时期，那些藩镇被平定，大部分功劳在于周世宗，宋太祖只是安然地坐享其成。剩下的江南、蜀、粤地区，那些君臣只知舞文弄墨、恣意游玩，甚至肆意残暴作恶，导致人心离散，宋兵一到，他们就纷纷投降了。这些地方的灭亡是自己导致的，并非宋朝灭亡了它们。而在北方的辽国，西方的西夏，都是宋朝百年的祸患，宋太祖却从未留意过。是他智力不足吗？大概不是。那时他正急切地削弱中原政权，怎么还有余力来应对这些呢？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来贿赂契丹，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耻辱。到了后周世宗时，几乎要雪洗这个耻辱了。显德六年（959年），三关大捷，契丹丧胆。假使上天能多给世宗一年的寿命，光复全燕是意料中的事。即使是陈桥兵变，起因也是北伐。当时将士们互相谋划的，还是先拥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出征。假使宋太祖能趁着契丹衰败恐惧的时候，用后周身经百战的军队去对付他们，刘裕、桓温那样的功业就不难成就。但他没有这样做，后来曹翰献上攻取幽州的计策，又因为赵普一句话而作罢。这并不是说幽州不应当攻取、不能攻取，而是害怕攻取之后唐代卢龙、魏博的旧事又将重演。（王夫之的《宋论》中这样说，可以说是深知内情。）从此以后，辽国就夜郎自大，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宋人。宋太宗进行北伐，倾尽全国之力大举进攻，结果死伤过半。皇帝中箭受伤，两年后创口溃烂而死。于是朝廷更不敢用兵，只是俯首帖耳、竭尽全国财物来供给辽国。
在真宗澶渊之战时，王钦若请求皇帝到江南躲避，陈尧叟请求皇帝到蜀地躲避，假如当时没有寇準，那么宋朝的南渡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然而即使有一个寇準，最终还是免不了签订了城下之盟。到了仁宗时期，每年给辽国的岁币比先前又增加了一倍，辽国对宋朝的祸害竟到了如此地步。
李家自从唐朝以来，世代据有宁夏，盘踞一方，衣食仰仗中原，盼望归附朝廷已经很久了。等到河东平定，李继捧就来归顺，朝廷已经接受了他，让他转移去镇守彰德。假使趁着这个时候，调换四州的将领，选派勇猛的将领去镇守安抚他们，鼓励他们的将士并重用他们，既可以切断契丹的右臂，而且他那些长期任职的部属、崇尚武力的边民，也可以各自发挥才能勇气来谋求功名，宋朝从此就不用担心西边的安危了。但太宗和赵普沿袭太祖的老办法，坚决不想把肥壮的马匹、勇猛的士卒和丰饶的盐池交给勇武的臣子，结果导致李继迁反叛，而又放走李继捧让他回到原来的藩镇，白白地助长敌人的气焰而显示自己的软弱。李继捧向北归附契丹，李继迁暂时假装投降来缓和进攻。等到李元昊崛起称帝，他掠夺西部疆土，不仅牵制中原，使其不得不向北狄屈服，甚至敢于援例要求宋朝每年缴纳岁币，而宋朝拿他也没有办法。以大国侍奉小国，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未听说过的事。西夏对宋朝的侵害也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在宋朝建立之初，辽国已经逐渐衰弱，而西夏还没有强大到极点。假使宋朝的兵力稍微足以自立，随便折鞭敲打他们应该不是难事。但是却姑息养奸几十年，最终因此而衰败，就是因为太祖独有的心法，一定要削弱兵力、削弱将领进而削弱百姓。还将这一办法传给后代子孙，使各代效仿，让士人和百姓都习惯它，卑顺怯懦也就成了宋朝的风气。等到真宗、仁宗以后，早已习惯于忍受耻辱了。
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是在继承了这样一个无法再衰败下去的局面，肩扛了无数国家和民族的耻辱的情况下，突然起来要奋发振兴的啊！
我所说的宋太祖的政策，指削弱军队、削弱将领，进而削弱人民，为什么这么讲呢？
募兵之恶法，虽然在唐朝就已经开始，但实际上是在宋朝确定的。宋朝的制度是集结天下的军队在京师，而士兵主要是收编国内粗犷凶悍的失业之民，并蓄养他们。每当遇到灾荒年份，朝廷就招募饥民以增加军队人数。历史学家称赞这种做法，说这是为了干扰、役使悍民，从而消除争乱。实际上，这是想要使除了天子的禁卫军之外，国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这就是削弱人民。
那些需要驻防的边境重要郡县，都从京师派遣军队去防守。各镇的军队也都是戍守更替。将帅们定期入朝觐见，士兵没有固定的主帅，主帅也没有固定的军队。历史学家赞美这种情况，说使上下相互联系，内外相互制约，等级相互排挤，即使有凶暴的人，也没有容身之地。实际上，这就是要使将领和士兵互不熟悉，以防止晚唐五代时期藩镇割据、各拥军队的祸患，这就是削弱将领。
削弱人民和削弱将领，是宋太祖的本意；削弱兵力，则不一定是宋太祖的本意。但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兵力必然无法不弱。聚集着数十万粗犷凶悍的无赖之徒，由官府供养，整天游荡玩乐，多年不亲身经历战争，他们必然会逐渐变得懒惰而毫无用处，这是非常容易明白的事理。更何况宋朝的制度沿袭了后梁盗贼式的陋习，给士兵脸上刺字，让他们失去尊严，导致乡里洁身自好的良民都以参军为耻。皇上既然认为他们不成器，又想让他们为国家和君主尽心效力，那怎么可能呢？这就是所谓的削弱兵力。
全国所谓的强者都聚集在军队中，而军队却如此孱弱，无法依靠，将领的孱弱又更加严重，这样一支军队，即使赶到战场，就是小孩子也知道无法侥幸取胜。而一旦战争爆发，想要让普通百姓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就更没有希望了。国家弱到这种地步，在两难之间，不得不厚着脸皮屈服于他人，这也是必然的。试问稍微有点血性的男子，能坐视这种情况而不想办法改变吗？
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军队和财政。宋朝的军队都已经这样了，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朝因为将士兵集中在京师，于是将全国山林、河泽的收益全部收归国有，以供军饷和赏赐之用，外地州府没有剩余的财力。
建国初期，国家养兵仅20万人左右，其他冗费也不多，所以国库经常有剩余。但是到宋太祖开宝末年时，兵籍已增加到37.8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到66.6万人。真宗天禧年间，增到91.2万人。仁宗庆历年间，增到125.9万人。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兵力数量大致与庆历年间相当。
军队人数不断增加，国家就只能搜刮民脂民膏来供养他们，每年都要如此，供给无算。宗室和吏员的俸禄钱粮，每年也都在增加。再加上每三年一次的郊祀，赏赐的费用常常超过500万。景德年间的郊祀费用达700多万，东封的费用也达到800多万，皇帝上尊号、册封的费用又达到120万，明堂祭祀费用增到1200万。
宋太祖开宝以前，国家每年的财政收支无法详细考证，但宋太宗至道末年，年收入达到2224.58万，还有剩余。不到二十年，到了天禧年间，年收入增加到15085.01万，而年支出增加到12677.52万。到了治平二年（1065年），年收入为11613.84万，年支出却是12034.31万，临时费用也有1152.12万。
宋朝的百姓并没有比过去更富裕。而在二十年时间里，所缴纳的赋税增加了十倍，百姓如何能生存下去？更何况在嘉祐和治平年间，每年的支出都超过了预算，经常超过2000万。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朝政府和国民距离破产只差一步之遥了，而当时号称贤士大夫的人却纷纷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试问没有王安石的理财，宋朝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吗？
当时，国内外形势如此紧迫，宋朝的君臣是如何应对的呢？真宗时期奢侈过度，对国家的元气造成了伤害，这一点不必多说。仁宗被誉为明君，但如果按照《春秋》中责备贤者的原则来看，可以说宋朝的衰败始于仁宗。王夫之的言论非常恰当，其《宋论》卷六中记载：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休息之是也，解散而休息之，则极乎弛之数，而承其后者难矣。岁输五十万于契丹，而俯首自名，犹曰纳以友邦之礼。礼元昊父子，而输缯币以乞苟安，仁宗弗念也。宰执大臣、侍从台谏、胥在廷在野，宾宾啧啧，以争辩一典之是非，置西北之狡焉，若天建地设而不可犯。国既以是弱矣，抑幸无耶律德光、李继迁鸷悍之力，而暂可以赂免。非然，则刘六符虚声恐喝而魄已丧，使疾起而卷河朔，以向汴洛，其不为石重贵者几何哉？
公正地说，宋仁宗本是一位中等才能的君主，治国理政可以做好一些，如果能让大有作为的大臣来辅佐他，宋朝本来可以振兴。他当时的执政大臣，历史上多称贤能，但仔细考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则多是平庸之辈，而杰出人才几乎没有。其中稍微懂得治理国家、有改革之志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然而若论志向谋略，他还比不上王安石，却已经不被皇帝信任，被离间，既而离开了朝廷。其余最著名的人，如韩琦、富弼、文彦博、欧阳修等，他们的道德、学问、文章都足以照耀千古，他们立朝为官，对于调理宫廷关系、弥补朝政缺漏，虽然有所成就，但都没有抓住根本，只是做些细枝末节的工作。正当内忧外患、煎熬逼迫的时候，他们对挽救国家积累下来的衰败局面，使国家长治久安，都无法胜任。除此之外的众多官僚以及无知百姓都沉醉于太平盛世，不知道天地间还有所说的忧患。正如贾谊所说的抱火积薪于下，然后寝其上，火未燃烧就认为很平安。在这种情况下，有王安石这样的人出现，扰乱了他们的美梦，他们仇恨王安石也是理所当然的。王安石初次面见神宗时，神宗询问他本朝享国百年而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王安石回去后写了详细的奏章回答，他说：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宦；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
王安石对当时的国家形势的论述，可以说广博深入、切中要害、明晰透彻。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进行变法，也都有了详细说明。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道：（这里是节录，全文可以在第七章中看到。）
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莫敢与之抗者。……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
呜呼！仁宗时代，被誉为宋朝的全盛时期，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欢乐之中。然而，王安石却忧虑到了如此地步，他不惜引用晋武帝来比喻当时的君主，担心中原政权会沦落到夷狄的手中。王安石真的是杞人忧天吗？靖康之祸，王安石早就预见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