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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宋仁宗嘉祐三年的时候，被任命为提点江东刑狱。当他赴任归来到京城复命时，随即上疏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次奏疏可以视为王安石的政治宣言。后世的学者，只要稍微了解国史的，大概都读过这篇奏疏。现在我不回避大家已熟悉的内容，将全文引录下来，并稍作解释，以供研究古代治国方略的人参考。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处其中，幸甚！窃观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夙兴夜寐，无一日之暇，声色狗马、观游玩好之事，无纤介之蔽，而仁民爱物之意，孚于天下。而又公选天下之所愿以为辅相者属之以事，而不贰于谗邪倾巧之臣。此虽二帝三王之用心，不过如此而已。宜其家给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于此，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闻而泽不加于百姓者，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正在于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远，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虽甚愚者犹知其难也。然臣以谓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按）现在谈论政治的人，一定会提到以法治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不依靠法律而实现治理的。但是中国的儒家学者却避讳谈论这一点，只是守着祖宗的成法，但这些所谓的祖宗成法只是沿袭前代的旧规，一代又一代，几千年下来，国家治理的状况越来越糟糕。真正以政治家身份被后人记住的人，只对现有的法律或政策进行了一些名称与实际是否相符的审核，稍微好一点的，也就是修补了一些法律或政策的漏洞。真正提出变法建议的，只有汉朝的董仲舒，他比喻说：“若琴瑟不调，必须改弦更张，然后才可弹奏。”但是董仲舒的变法建议只是关于改正历法和服饰颜色，这些并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董仲舒并不是真正能变法的人，而汉武帝的志向也不在此，就不详说了。从董仲舒以后，就没有再听说有人能毅然决然地承担起制定法律的责任。真正以诚挚之心为国家忧虑的人，百年难遇，即使有这样的人，他们的见识也不足以达到这个高度。他们对于国家的本质并不了解，认为国家只有君主，所有的法律都是为君主而设立的。如果法律真的是为君主而设立的，那么经过几千年的经验，法律应该已经非常完备了，不必改弦更张也是应该的。唉，三代以前的就不说了，而在秦汉以后，真正了解国家本质，以诚挚之心为国家忧虑的人，只有王安石一个人啊！王安石对国家的忧虑是真诚的，他痛心疾首于国家的停滞不前和人民的贫困，他深入探求原因，就像追溯黄河的源头直到星宿海一样。因此，他敢于断言：“问题在于不知道法度。”说得极是啊！尽管有些评论家认为王安石诵法先王，是一位保守派或理想家，不了解当今社会的实际需求，然而他本人不是说过，他学习先王是学习先王的意旨，而不是他们表面的做法。用现代语言解释，王安石所说的先王并不是指具体的先王，而是抽象的先王。更直白地说，他所说的“先王之意”，其实是政治上那些重要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王安石的变法并不是想要惊世骇俗，但如果最终造成了惊世骇俗的效果，那也不是他的过错。
虽然，以方今之世揆之，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也。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诚加之意，则何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顾以谓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于先王之意，其势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尝试窃观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时者也。夫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闾巷草野之间，而亦未见其多焉。岂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谓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则可知矣。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闾巷之间亦未见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则陛下虽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虽有能当陛下之意而欲领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远，孰能称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势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谓乎？然则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诚能使天下之才众多，然后在位之才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后稍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甚易也。
（按）法治确实是迫切需要的，但执行法律的是人，制定法律的也是人，所以，王安石既把法律作为根本，又把人才作为根本的根本，毕竟法治国家的根本在于大多数的人民。这就是王安石的见解。
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时，人才尝众矣，何至于今而独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诗》曰：“岂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谓也。及其成也，微贱兔罝之人，犹莫不好德。《兔罝》之诗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则服，以守则治。《诗》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无废事也。及至夷、厉之乱，天下之才又尝少矣。至宣王之起，所与图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诗人叹之曰：“德輶如毛，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盖闵人士之少，而山甫之无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类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后人才复众。于是内修政事，外讨不庭，而复有文、武之境土。故诗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农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观之，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按）这个观点，近代的曾国藩继承并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现在的君子们身居高位，总是说天下没有人才。他们自己坐在高位上，不能用自己的意志改变社会风气，反而归咎于没有人才，这难道不是诬陷吗？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小镇，也一定有倡导正义的人，他的智慧足以影响十个人，那么他就一定能从这十个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影响一百个人，那么他就一定能从这一百个人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这样看来，改变社会风气并塑造一代人，不仅仅是坐在高位上的人的责任，每个有官职的人都有责任。”他的话更加广泛、深刻、明了。
再看王安石的这些观点，他为什么只把塑造人才的责任归于君主呢？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对君主说的，而是因为个人培育人才的范围有限，而君主的范围广泛；个人培育人才的效力缓慢，而君主的效力迅速。所以，如果不坐在高位上，却尽力去履行这个责任，那是因为没有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聊以自慰，总比没有好。曾国藩为国家所做的就是这样。如果想多发现一个国家的人才并带领他们前进，开明专制是最快的制度，这就是俾斯麦为德国所做的一切，而曾国藩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所谓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政刑之事，皆在于学。士所观而习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才亦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此教之之道也。
所谓养之之道何也？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也。何谓饶之以财？人之情，不足于财，则贪鄙苟得，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禄，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禄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犹以为未也，又推其禄以及其子孙，谓之世禄。使其生也，既于父母、兄弟、妻子之养，婚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于子孙无不足之忧焉。何谓约之以礼？人情足于财而无礼以节之，则又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为之制度。婚丧、祭养、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数为之节，而齐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为之而财不足以具，则弗具也；其财可以具而命不得为之者，不使有铢两分寸之加焉。何谓裁之以法？先王于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艺矣，不帅教则待之以屏弃远方、终身不齿之法；约之以礼矣，不循礼则待之以流、杀之法。《王制》曰：“变衣服者其君流。”《酒诰》曰：“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夫群饮、变衣服，小罪也；流、杀，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约之以礼，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从无抵冒者，又非独其禁严而治察之所能致也，盖亦以吾至诚恳恻之心力行而为之倡。凡在左右通贵之人，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帅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诚行之，而贵者知避上之所恶矣，则天下之不罚而止者众矣。故曰：此养之之道也。
所谓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于乡党，必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听私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所谓察之者，试之以事是也。虽尧之用舜，不过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远，万官亿丑之贱，所须士夫之才则众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属于一人，而使之于一日二日之间，试其能行而进退之也。盖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类，以持久试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后以爵命、禄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
所谓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农者以为后稷，知工者以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为之长，德薄而才下者以为之佐属。又以久于其职，则上狃习而知其事，下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可以至于成，不肖者则其罪可以至于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则得尽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终，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虽欲取容于一时，而顾谬辱在其后，安敢不勉乎？若夫无能之人，固知辞避而去矣，居职任事之日久，不胜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辞避矣，尚何有比周、谗谄、争进之人乎？取之既已详，使之既已当，处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专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尧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众工者，以此而已。《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谓也。然尧舜之时，其所黜者则闻之矣，盖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则皋陶、稷、契，皆终身一官而不徙。盖其所谓陟者，特加之爵命禄赐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当时人君又能与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诚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无疑，而于天下国家之事，无所欲为而不得也。
（按）王安石所说的关于教育应当振兴、官吏应当长期任职等问题，稍微了解治国之道的人都不会有不同的看法，无须多言。但是，王安石关于用法律来裁量的观点，特别是提出对犯有小罪的人施加重刑，有人怀疑他过于严格地运用了申不害、商鞅之流的法家手段，这在政治原理上就偏离了正道。国家与人民之间存在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国家的统治权力是至高无上且不可抗拒的，这不仅是专制国家如此，立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某事不可行，就不应当制定为法律；如果制定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那就是亵渎了国家的神圣。后来元祐时期的君子们，因为阻挠新法而被贬谪迁徙，他们对王安石产生了怨恨和愤怒。这些君子是否想过管仲治理齐国时的做法呢？管仲曾说：“违反法律的死，擅自增加法律的死，不执行法律的死，拖延法律的死，不服从法律的死。”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他过于宽容，没有践行这些话。
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亦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当知也。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
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专而毁于杂，故先王之处民才，处工于官府，处农于畎亩，处商贾于肆，而处士于庠序，使各专其业，而不见异物，惧异物之足以害其业也。
所谓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见异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诸子之异说，皆屏之而莫敢习者焉。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专其业于天下国家之事，而犹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夺其日力，以朝夕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卒然责之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使不得成材也。
（按）后来的评论者，有的将改革八股取士而产生的弊端归咎于王安石，认为这是他的罪过。唉，他们这是对王安石的极大诬陷啊！王安石曾说过，培养人才必须依靠学校，这是非常明确的。在他执政初期，还没有废除科举制度，是因为当时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所以不得不这么做。这个问题在下面的内容中会进一步讨论。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为公卿大夫，有可以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则有矣。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卒两、师旅之帅也。故边疆宿卫，皆得士大夫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
今之学者，以为文武异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于边疆宿卫之任，则推而属之于卒伍，往往天下奸悍无赖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托于乡里者，亦未有肯去亲戚而从召募也。
边疆宿卫，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当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祀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士既朝夕从事于此而能者众，则边疆宿卫之任皆可以择而取也。
夫士尝学先王之道，其行义尝见推于乡党矣，然后因其才而托之以边疆宿卫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属之人，而无内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当至慎之选，推而属之奸悍无赖、才行不足自托于乡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边疆之忧，而虞宿卫之不足恃以为安也。今孰不知边疆宿卫之士不足恃以为安哉？顾以为天下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亦未有能骑射行陈之事者，则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严其教高其选，则士之以执兵为耻，而未尝有能骑射行陈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按）这是王安石所持的“国民皆兵”的主张，在现今的东方和西方国家都是通向强大的道路。而我国从秦汉至今的两千年间，无论是王安石之前还是之后，都没人能提出这样的见解。王安石通过学校教育引导国民崇尚武力的方法，与现在学校特别重视体育教育的做法是多么吻合啊！
我国长期以来都轻视军人，尤其是自宋朝以来，这种轻视更加严重。在募兵制度下，想要让军人不再被轻视，就像有人想去燕国却驾车往相反的方向行进。王安石所说的将天下的重任交给那些才能和行为都无法使其在乡下谋生的奸悍无赖，而天下的士人却以执兵为耻，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没有改变。如果没有王安石，那么这种长期存在的弊病何时才能得到改变呢？
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其下州县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钱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选、待除、守阙通之，盖六七年而后得三年之禄，计一月所得，乃实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实不能及三四千而已。虽厮养之给，亦窘于此矣，而其养生、丧死、婚姻、葬送之事，皆当于此。
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于天下而推之后世。以今之制禄，而欲士之无毁廉耻，盖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夫士已尝毁廉耻以负累于世矣，则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奋自强之心息，则职业安得而不弛，治道何从而兴乎？又况委法受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谓不能饶之以财也。
婚丧、奉养、服食、器用之物，皆无制度以为之节，而天下以奢为荣，以俭为耻，苟其财之可以具，则无所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为荣，苟其财不足而不能自称于流俗，则其婚丧之际，往往得罪于族人亲姻，而人以为耻矣。故富者贪而不知止，贫者则强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毁也。凡此所谓不能约之以礼也。
方今陛下躬行俭约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贵之臣所亲见。然而其闺门之内，奢靡无节，犯上之所恶以伤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闻朝廷有所放绌以示天下。昔周人之拘群饮而被之以杀刑者，以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于死者众矣，故重禁其祸之所自生。重禁祸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极省，而人之抵于祸败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独贪吏耳。重禁贪吏而轻奢靡之法，此所谓禁其末而弛其本。
（姚鼐说从“陛下躬行”到“弛其本”这一段，与后文从“法严令具”到“不能裁之以刑也”这一段，应前后互换。现在可见的南宋时期雕版印刷本王安石文集存在极多错误，而世上也没有好的版本来校正它。我认为，“世之议者”这一段实际上补充的是关于“饶财”之外的意思；“陛下躬行”这一段则是补充的“约以礼裁以刑”以外的意思。这两段内容都应当在“不能裁之以刑也”这一结论句之后。但由于刊印版本的错误，没有人察觉到文势上的不顺。此外，“然而世之议者”这一句前面应该也有脱漏。）
然而世之议者，以为方今官冗，而县官财用已不足以供之，（姚鼐说下面有脱文）其亦蔽于理矣。今之入官诚冗矣，然而前世置员盖甚少，而赋禄又如此之薄，则财用之所不足，盖亦有说矣，吏禄岂足计哉？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今天下不见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乐业，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财，然而公私常以困穷为患者，殆以理财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变耳。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
（按）孔子曾经说过，给予官员丰厚的薪水是为了激励他们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后世那些讨论政治的人，也都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但是有人对此表示担忧。其中一个担忧是增加官吏的俸禄会增加国家财政经费支出。王安石已经对此进行了辩解。王安石的财政观点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详细讨论，但他提出的“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原则，是他财政学说的核心。古今中外的国家，官吏的俸禄通常只占国家总支出的一小部分。如果财政管理得当，那么即使增加这部分的比例，也不会成为问题；如果管理不当，即使减少这部分的比例，也无法解决财政的困境。王安石所说，增加官吏俸禄不会增加国家财政经费支出，确实是懂得治理之道。还有一种说法是，即使增加了俸禄，也不足以阻止贪污，那些大肆收受贿赂扰乱官场的人，并不是因为俸禄低而贪污，而是因为俸禄高。这种说法，通过观察今天的军机大臣和总督巡抚的情况就可以得到证实，通过观察那些享有优厚待遇的公务人员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我们似乎无法反驳这一点。然而，如果只是提高他们的俸禄而没有法律和制度来监督和问责，那么确实就像那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了。因此，王安石在提出增加俸禄的同时，也提出了要“约之以礼”“裁之以法”。但是，如果只是有法律和制度来监督和问责，而提供给他们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那么法律也就成了空文。一个好的方法和意图需要与其他好的方法和意图相互配合和支持，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即使再好，也只会像形象奇特的天吴一样，杂乱无章。近年来，我国增加了部分官吏的俸禄，这不仅增加了财政支出，还助长了官场上的追逐名利之风，导致人们的道德风气日益败坏，然而，这就能作为反对前贤增加俸禄的观点的理由或缺陷吗？
（又按）禁止奢侈浪费，古代经常有这样的教诲。但是近代之人，看到现在的欧美国家奢侈程度更加严重，而国家和人民却更加富有，于是有的人就认为奢侈并不是一种恶行。唉，这种观点太错误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必须先有财富作为基础，然后才能使财富增长。而奢侈则是消耗财富的行为，使财富无法成为增长的基础。因此，奢侈是导致国家灭亡的重要原因。现在的欧美国家是因为富有而开始奢侈，而不是因为奢侈而变得富有。然而，既然已经有了像杜甫所说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那么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贫困，则是那些奢侈浪费的人造成的啊。因此，社会问题成了今天欧美国家的大患，将来什么时候分裂崩溃无法预料，现在稍微有点见识的人都在担心。然而，还有人认为奢侈不是问题，这是为什么呢？王安石的观点是想要通过立法来惩罚奢侈，这件事固然难以实行，但他的意图却是值得采纳的。
方今法严令具，所以罗天下之士，可谓密矣。然而亦尝教之以道艺，而有不帅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尝约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尝任之以职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艺，诚不可以诛其不帅教；不先约之以制度，诚不可以诛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职事，诚不可以诛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诛，而薄物细故、非害治之急者，为之法禁。月异而岁不同，为吏者至于不可胜记，又况能一一避之而无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谓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姚鼐按：“治”当作“养”。）
（按）官僚政治，真的称得上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吗？这不是我所敢下结论的。但是近代以来，像士达因在普鲁士实施官僚政治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俾斯麦继而在德意志推广并进一步增强了效果，各国开始逐渐效仿。而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除了官僚政治之外，没有其他形式的制度。尽管官僚政治存在诸多弊端，难道它就绝对不可取吗？士达因治理普鲁士时，对待官僚的训练和监督，就像将帅对待士兵一样，因此普鲁士的官僚政治具有整齐严肃的气氛，并取得了如同人灵活使用自己的手臂、手指一样的功效。整齐严肃是官僚政治的特点，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正确的方法，王安石对此是明白的。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者，公卿之选也。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进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选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论而后可知。而世之议者，乃以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后得士也。其亦蔽于理矣。
先王之时，尽所以取人之道，犹惧贤者之难进，而不肖者之杂于其间也。今悉废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驱天下之才士，悉使为贤良进士，则士之才可以为公卿者，固宜为贤良进士。而贤良进士亦固宜有时而得才之可以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
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择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类以聚于朝廷，则百司庶物，无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则虽有同罪举官之科，岂足恃哉？适足以为不肖者之资而已。
其次九经、五经、学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尝患其无用于世，而稍责之以大义矣。然大义之所得，未有以贤于故也。今朝廷又开明经之选，以进经术之士。然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则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于天下国家之用者，顾未必得与于此选也。
其次则恩泽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艺，官司不考问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义，而朝廷辄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数纣之罪，则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计其才行，此乃纣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世之所无也。
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而限其进取之路矣。顾属以州县之事，使之临士民之上，岂所谓以贤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数千里之间，州县之吏出于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属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当防闲其奸者皆是也。
盖古者有贤不肖之分，而无流品之别，故孔子之圣而尝为季氏吏，盖虽为吏而亦不害其为公卿。及后世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而无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风俗之流靡，自虽士大夫之才，势足以进取，而朝廷尝奖之以礼义者，晚节末路，往往怵而为奸，况又其素所成立无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挤之于廉耻之外，限其进取者乎？其临人亲职，放僻邪侈，固其理也。
至于边疆宿卫之选，则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按）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是王安石坚决反对的。读了这篇奏疏，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王安石改变考试内容，从诗赋转向经义，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并非长久之策。熙宁初，王安石上奏《乞改科条制札子》，其中提到：“古代的取士制度都源于学校教育，因此道德统一倡导在上，而习俗形成于下，那些人才都足以在世上有所作为。自从先王的恩泽消失，教育培养的方法没有了根基，士人虽然有好的才能，却没有学校师友来成就他们，这是议论者所担忧的。现在想要恢复古代的制度来革除这些弊端，但担心没有适当的过渡，应该先废除那些只追求韵律、对偶的文风，让学者能够专注于经义，等待朝廷建立学校，寻求三代教育选拔的方法，然后在全国施行。”将这两篇文章一起读，王安石的意图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然而，后世却经常将八股文的弊端归咎于王安石，这是多么冤枉啊！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之又不问其德之所宜，而问其出身之后先；不论其才之称否，而论其历任之多少。以文学进者，且使之治财；已使之治财矣，又转而使之典狱；已使之典狱矣，又转而使之治礼。是则一人之身，而责之以百官之所能备，宜其人才之难为也。夫责人以其所难为，则人之所能为者少矣；人之能为者少，则相率而不为。故使之典礼，未尝以不知礼为忧，以今之典礼者未尝学礼故也。使之典狱，未尝以不知狱为耻，以今之典狱者未尝学狱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见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资序，则相议而讪之。至于任使之不当其才，未尝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数徙，则不得久于其官。故上不能狃习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驯而安其教，贤者则其功不可以及于成，不肖者则其罪不可以至于著。若夫迎新将故之劳，缘绝簿书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数也。
设官大抵皆当久于其任，而至于所部者远，所任者重，则尤宜久于其官，而后可以责其有为。而方今尤不得久于其官，往往数日辄迁之矣。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至于任之则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当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权而不一一以法束缚之，则放恣而无不为。虽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缚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
夫取之既已不详，使之既已不当，处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专，而又一一以法束缚之，故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与不肖而无能者殆无以异。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贤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资序，则不以任事而辄进之。虽进之，士犹不服也。明知其无能而不肖，苟非有罪，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胜任而辄退之。虽退之，士犹不服也。彼诚不肖无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谓贤能者任其事，与不肖而无能者亦无以异故也。臣前以为不能任人以职事，而无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盖谓此也。
夫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则在位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于不可胜数，而草野闾巷之间，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膴，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此之谓也。
（按）这些话描述得多么像现在官僚社会的状况啊！几乎没有一点差别。以前有西方人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是意大利人，在元世祖时期曾在中国服务，欧洲人了解中国就是从他的记述开始的），他们看到书中绘制的指南针图，认为这个发明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样式已经比马可波罗当时记录的精细一百倍了。他们想，这个发明在中国已经几百年了，应该改良得更好了。他们来到中国，在市场上买了一个指南针，结果发现和马可波罗当时画的完全一样，连一根头发丝的差别都没有。他们感到很失望，就默默地回去了。我看到现在的政治状况，就不能不想到王安石这段文字。
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
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沮而不见，在位无复有知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夫人才不足，其患盖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为陛下长虑后顾，为宗庙万世计，臣窃惑之。
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伏惟三庙祖宗神灵所以付属陛下，固将为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无穷也。
臣愿陛下鉴汉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惩晋武苟且因循之祸，明诏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而无负于先王之意，则天下之人才不胜用矣。人才不胜用，则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
（按）文章恳切、直接而沉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全国都沉醉在太平盛世的喜悦之时，王安石竟然发出如此毫无顾忌的言论，即使是贾谊的悲痛哭泣，也无法超越。可惜的是，仁宗并没有觉悟到这一点。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读《孟子》，见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则以为诚然。及见与慎子论齐鲁之地，以为先王之制国，大抵不过百里者，以为今有王者起，则凡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将损之至于数十百里而后止。于是疑孟子虽贤，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数百千里之强国，一旦肯损其地之十八九，比于先王之诸侯？至其后观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汉亲临定其号名，辄别属汉，于是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势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后知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倾骇变乱败伤之衅。孟子之言不为过，又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势非若孟子所为之难也。臣故曰：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则其为甚易也。
然先王之为天下，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谓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愿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临天下之士，天下之士能遵之以治者，则悉以其所愿得者以与之。士不能则已矣，苟能，则孰肯舍其所愿得而不自勉以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为，而患人之不能。
何谓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尽美，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也。然而不谋之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诚恻怛之心力行而应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患己之不勉。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愿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观朝廷异时欲有所施为变革，其始计利害未尝不熟也，顾有一流俗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则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则人无独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虽足以利天下，而当其承弊坏之后侥幸之时，其创法立制，未尝不艰难也。使其创法立制，而天下侥幸之人，亦顺悦以趋之，无有龃龉，则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废矣。惟其创法立制之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悦而趋之，故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诗》曰：“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此言文王先征诛而后得意于天下也。
夫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诸侯，所至则使其君臣捐所习，逆所顺，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于排逐。然孔子亦终不为之变，以为不如是不可以有为，此其所守盖与文王同意。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
今有天下之势，居先王之位，创立法制，非有征诛之难也，虽有侥幸之人不悦而非之，固不胜天下顺悦之人众也。然而一有流俗侥幸不悦之言，则遂止而不敢为者，惑也。陛下诚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则臣又愿断之而已。
夫虑之以谋，计之以数，为之以渐，而又勉之以成，断之以果，然而犹不能成天下之才，则以臣所闻盖未有也。
（按）读了这些就能知道，后来王安石的执政生涯中，他的主张遭到了一般人的非议和攻击，王安石早就预料到了这一点。尽管经历了许多挫折，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理念，绝不后悔。可惜的是，仁宗并不理解这些。范仲淹这样的名臣任职时所进行的变革不过是一些小事，但因为触动了那些依靠运气获得地位的人的利益，仅三个月，王安石就被迫离职。仁宗的优柔寡断由此可见一斑。而王安石虽然没有得到仁宗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理念，反复陈说，这难道不是孟子所说的“齐人莫如我敬王”吗？
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窃观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则以为当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过如此。至于大伦大法礼义之际，先王之所力学而守者，盖不及也。一有及此，则群聚而笑之，以为迂阔。今朝廷悉心于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脱字）于刀笔之间，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观矣。则夫所谓迂阔而熟烂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
昔唐太宗贞观之初，人人异论，如封德彝之徒，皆以为非杂用秦汉之政，不足以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开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尔。其所施设，虽未能尽当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谓合矣。故能以数年之间，而天下几致刑措，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未有如此盛时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然其效如此。贾谊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汉以观之？”然则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观矣。
臣幸以职事归报陛下，不自知驽下无以称职，而敢及国家之大体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当归报。窃谓在位之人才不足而无以称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尽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闻者也。释此不言，而毛举利害之一二，以污陛下之聪明，而终无补于世，则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
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天下幸甚！
（按）这篇文章可称是秦汉以后第一文，唯一能与之相比的只有汉代贾谊的《陈政事疏》。但是贾谊在其中讨论的大多是关于君主如何保护自己的宗庙社稷，而在讨论国家大事和百姓事务时，往往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表面上做了些调整。王安石的这篇文章更加公正无私，它要求天子成为国民的忠实仆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每一项都符合道义。李商隐的诗中说：“公之斯文若元气。”王安石的文章足以当得此赞。在此之前，范仲淹也曾上奏十件事情，引用《易经》中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常贴切。他认为国家经历了五代之乱，至今已经有八十年，国家的纲纪制度每天都在被削弱，上面官吏堵塞，下面百姓困苦，必须要进行改革来挽救。他的观点与王安石非常相似。但是满朝的官员都起来反对他，仁宗也无法支持他。这也不能说是仁宗的错误。流俗之人习惯安于现状，习惯错误胜过选择正确，即使有强大的力量，也往往无法改变。王安石在《与司马谏议书》中说：“人们习惯于苟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不关心国家大事，而是随大流讨好大众。”当时人们的心理显而易见了，不仅仅是仁宗的问题。汉文帝对待贾谊，宋仁宗对待王安石，非常相似：贾谊没有得到机会，因此忧愁而死；王安石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因此能够实施自己的事业。所以贾谊只能以文章闻名，而王安石能够以事业著称。然而即使王安石能遇到宋神宗，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只有那么多，而且很快遭到了破坏，并没有发挥出明显的效果。自从王安石受到诟病，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为他辩护，而习惯于苟且、不关心国家大事、随大流讨好大众的人，却被世人称道。千年来，中国如长夜一样黑暗，只有这篇文章留给后人作为应试者背诵或抄袭的资料，真是悲哀啊！
王安石的这次奏疏没有被上报，到了嘉祐五年（1060年），他又上奏了《陈时政疏》。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灾祸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以困穷，天下之民固以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可以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伏惟皇帝陛下有恭俭之德，有聪明睿智之才，有仁民爱物之意，然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而以晋、梁、唐三帝为戒之时。
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此臣所以窃为陛下计，而不能无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无为，可以侥幸一时，而不可以旷日持久。晋、梁、唐三帝者不知虑此，故灾稔祸变生于一时，则虽欲复询考讲求以自救，而已无所及矣。
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臣愿陛下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
臣既蒙陛下采擢，使备从官，朝廷治乱安危，臣实预其荣辱，此臣所以不敢避进越之罪，而忘尽规之义。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则天下幸甚！
此篇文章是基于之前奏疏的内容又反复阐述的，但是言辞更加急切，表达的意愿更加苦涩。因为王安石实际上是被当时极其危险的形势所震惊，无法坐视不管，他仍然认为仁宗还可以转变，希望能够改变现状。然而，仁宗年龄已经非常大了，更不可能重用他，两年后仁宗就去世了。
（考异四）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记载道：“王安石在担任知制诰的时候，有一天参加了仁宗安排的赏花钓鱼的宴会。内侍们用金碟装着钓鱼的饵料放在桌上，王安石把饵料都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对宰相们说：‘王安石是一个诡诈的人！如果误食了一粒饵料也就罢了，但他吃了个精光，这是不近人情的！我一直不喜欢他。’后来，王安石著《熙宁日录》，在书中对先帝表示不满，尤其对仁宗。”
蔡上翔认为：“作为臣子，陪皇帝赏花钓鱼，皇帝就在眼前，朝廷的官员也都站在一旁，那个饵料很明显是钓鱼用的。内侍又用金碟装着，大家一看就知道那是饵料，王安石怎么可能误食，而且还被皇帝亲眼看到呢？皇帝看到后，却要等到第二天才对宰相们说，难道是害怕王安石而不敢当面说吗？又说一直不喜欢他，又为什么要隐忍至此呢？而且那只是饵料，王安石既然知道误食了，却还要吃光以行诈，他的诈术在哪里呢？皇帝也必须是等到他吃光后才看出他的诈术，其中的道理又在哪里？皇帝便因此非常不喜欢臣子，臣子也非常怨恨皇帝，以至于后来写《熙宁日录》时，对仁宗尤其不满。邵伯温怎么诽谤人到如此地步啊！”
按：蔡氏的辩驳，可以说快刀斩乱麻。这种小节本来就不值得辩论，我之所以记录下来，是因为王安石纯洁无瑕，而诽谤者却用欺诈来污蔑他，即使他有好言好行，也都因为一个“诈”字而被抹杀了。天下还有公论吗？
（考异五）在熙宁和元丰年间，满朝的官员都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从来没有诋毁过他的人格。直到后来，社会上流传出了苏洵的《辨奸论》，才开始有人诋毁他的人格。苏洵在文章中评价王安石，说：“误天下百姓的，一定是这个人！”又说：“王衍和卢杞合而为一之人。”又说：“口头上背诵孔子和老子的话，行动上却像伯夷和叔齐，召集那些爱慕虚名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谣言，私下里给自己树立声誉。”还说：“阴险狡诈，与常人不同”“像囚犯一样蓬头垢面，却谈论诗书”“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大恶，竖刁、易牙、开方就是这样的人”。这些话极其丑陋，无所不用其极。直到近代，李穆堂才证明这些话是假的，他在《书〈辨奸论〉后》中写道：
苏洵的《嘉祐集》十五卷，原本已经不可见，现在市面上有一篇《辨奸论》，世人因为此文章都称赞苏洵能够预见王安石误国。这篇文章最初出现在《邵氏闻见录》中。
《邵氏闻见录》编纂于绍兴二年（1132年），绍兴十七年，沈斐辑录的《老苏文集》，其附录两卷中收录了张方平为苏洵写的《墓表》，其中提到了苏洵写《辨奸论》。另外，苏轼还有一封《谢张公作墓表书》，专门讲述了《辨奸论》的事情。我私下认为这三篇文章都是伪作，因为根据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些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按张方平《墓表》中提到：“嘉祐初年，王安石的名声开始兴盛，他的党羽和朋友一时间非常得势。其中任命王安石为宰相的制词说：‘生民以来，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屈指可数。’他们制造谣言，甚至说王安石几乎可以算是圣人。欧阳修也称赞他，并劝苏洵与王安石交往，而王安石也愿意与苏洵交朋友。苏洵说：‘我已经了解这个人了，他不近人情，很难不给天下带来祸患。’”《邵氏闻见录》中叙述《辨奸论》的起因，言语与《墓表》中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引用了《墓表》中的话了吗？如果是引用，就应该明确说是《墓表》中的内容，而不应该用自述的语气。还是巧合啊？否则不应该词语句子都一模一样啊。
考察王安石在嘉祐初年，并没有被当权者所用，他的同党也很少。嘉祐三年，他才开始担任度支判官，上了万言书，但并未实施。第二年，他被命令编修起居注，他提交了八九篇辞章，才被任命为知制诰，但很快就触怒了执政者，于是借母亲去世而离职，整个英宗时期都没有被召回，所以说嘉祐初年他的党羽一时之间非常得势，这是错误的。认为王安石是圣人的是神宗。任命宰相的制词写于熙宁二年，而苏洵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就已经去世，制词中的话都不是他所能听到的。
……
如果说收揽那些爱慕虚名和不得志的人一起制造谣言，认为王安石就像是颜回和孟子再生，那么王安石《宋史·本传》和王安石的全集都还在，其中并没有这样的事情。王安石在执政之后，可能有人依附于他，但此时苏洵已经去世，他也不可能提前预知。如果苏洵所见的王安石，当时官职卑微、行迹遥远，没有召集人的能力，那么我就不知道那些所谓爱慕虚名而不得志的人究竟指谁。
人们做坏事，一定是因为有利可图。王安石一生，自认为是皋陶、夔、稷、契这样的贤人，对于千驷那样的财富都不屑一顾，对于三公的官职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这是天下人都相信的事情，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做坏事呢？他确实看到了宋朝积弱，觉得不能这样下去，而那些公卿大臣们，就像住在堂屋里的燕子麻雀，安然自得，他不得不站出来承担天下的大事，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有作为的君主，于是毅然决然地一起建立制度，改变风俗，排除众人的议论来实施这些改革。这些都是为了拯救国家的弊端，谋求千秋万代的安宁，并没有丝毫的自私自利之意。即使他的方法不是很好，但他的用心是可以理解的，哪里有什么奸诈呢！
又说：
我年轻时曾经阅读过流行的刻本《老泉集》，在《辨奸论》的后面写过批注，竭力辩解那不是苏洵的作品，读者们还是半信半疑。我想找到宋代的原本来参考，但寻找了很多年，也没有找到。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记载苏洵的文集是《嘉祐集》十五卷。但是市面上流行的刻本并不称为《嘉祐集》，书名不同，而且卷数多达二十多卷，考虑一定有后人伪造的作品混入其中。最近我得到了明嘉靖壬申年太原知府张镗翻刻的巡按御史澧南王公家藏本，书名和卷数都与《经籍考》中的记录相同，但是在这些著作中唯独没有所谓的《辨奸论》，这让我更加确信《辨奸论》是邵伯温伪造的，再无半分疑惑。又感叹邵伯温的劳心劳力，最终却是徒劳，因为伪作终究会被揭穿。
我认为李穆堂的这篇文章，就像温峤在牛渚矶点燃犀牛角从而洞悉水中怪物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隐藏。蔡上翔对此进行了引申，写了几万字，他确证《辨奸论》和《墓表》之伪，这更加令人感到畅快。现在因为文章篇幅繁多，就不一一引用了。苏洵并不是圣人，即使他曾经写过这样的文章来诋毁王安石，这也无损于王安石的形象。伪作就是伪作，不能当作真的。邵伯温之流，不仅诬陷了王安石，还诬陷了苏洵，他们鬼蜮般的丑态实在是无法形容。只是遗憾后来的史书编纂者，都将这些毫无根据的谣言当作真实的来记录，导致沉冤千古，无法伸张，我又怎能对此沉默不言呢？
（考异六）朱熹在《名臣言行录外集·邵雍传》说：“治平年间，邵雍与客人散步于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声音，感到悲伤不安。客人问他为什么，邵雍回答：‘洛阳以前没有杜鹃，现在才开始有，这是有预兆的。’客人问：‘是什么预兆？’邵雍说：‘不到两年，皇上会任用南方人为宰相，他们会引进很多南方人，专门搞变革，天下从此会多事。天下将治的时候，地气是从北向南移动；将要乱的时候，地气是从南向北移动。现在南方的地气已经到了。’”这些记载也出现在《邵氏闻见录》中，朱熹引用了它。但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根本不值得有识之士一笑。邵雍如果能提前知道，但是杜鹃怎么能够提前知道呢？这其实是因为当时的儒生小人对王安石嫉妒，而又各自有自己崇拜的人，所以借助他们崇拜的人的所谓先见之言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周敦颐三次拜访王安石而未果、苏洵的《辨奸论》，以及“邵雍听杜鹃”这些事情的由来。
考察《宋史·司马光传》，里面记载：“神宗曾经问司马光：‘最近外面对陈升之的议论如何？’司马光回答：‘闽人狡猾而险恶，楚人轻率而随意，现在两位宰相都是闽人，两位参政都是楚人，他们一定会引用同乡的人，天下的风俗怎么可能变得淳朴？’”这种狭隘偏见的话，稍微懂得大局的人都不应该说出来。司马光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或者是有人诽谤他，假借他的名义，我不敢断定。但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小人儒生对于南北地域的偏见非常严重。王安石身为南方人突然成为宰相，北方人嫉妒他，这也是“邵雍听杜鹃”这种说法的由来。而这些错误的观点一直流传到今天，而且变本加厉，以至于形成了各省之畛域，妨碍了国家的统一，令人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