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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人议论，说王安石年轻时，朝廷多次征召他担任馆职，他都没有去，等到后来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却立刻接受了，说明他本来就很热衷于富贵，之前不过是在做戏，博取好名声。时机成熟，就一下子跳到了很高的位置。唉，这些人怎么不考察实际情况，就像那些舞文弄墨的小吏一样，想方设法给人罗织罪名呢？
王安石的出仕和隐退，他自己很早就有了成熟的考虑了。出来为官本来就是他的志向，他一直都是按照自己的本分做事，这也是他学问修养的根本。如果说他看不上馆职而不去做，那州县的小官吏地位更低，他为什么又能安心做呢？不只是安心，甚至还主动去求取这些职位。他只是因为家里穷，父母年老，不得不为了俸禄做官，才不惜降低身份去做自己心里觉得安适的事。等到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的时候，他的老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的经济状况也稍微好了些，足够养活自己，所以他才接受了这个职位，所以是他当时所处环境与以前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评价王安石的为人，说他像伯夷，毋宁说他更像柳下惠。然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私下里议论纷纷，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现在我摘录《临川全集》中的一两篇文章来证实我的话。他在皇祐三年（1051年）的《乞免就试状》中写道：
准中书札子，奉圣旨，依前降指挥发来赴阙就试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慢废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宽赦，即赐听许。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令臣无葬嫁奉养之急，而逡巡辞避，不敢当清要之选，虽曰恬退可也。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
这是他最初拒绝征召时写的。因为文彦博推荐他时说他有淡于名利、安于退让的风度，所以文中如此回应（文彦博的推荐信说：“文馆的职位是士人们都想要的，但王安石恬然自守，像他这样的人，可以说十分难得。”）。在这之前，还有庆历七年（1047年）的《上相府书》。在这之后，有至和元年（1054年）的《辞集贤校理状》两篇，嘉祐元年（1056年）的《上执政书》和《上欧阳永叔书》，嘉祐二年的《上曾参政书》，以及嘉祐三年的《上富相公书》。这些文章的措辞都差不多，不只表现出他对父母和朋友的深厚感情，而且他在自处之道上也毫不逊色于古人。但却一定要说他是在装模作样，何必如此诬陷他呢？而且王安石自己也不曾轻视过小官职，他说过：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惟孔子之学，操行之不得，取正于孔子焉而已。宦为吏，非志也，窃自比古之为贫者。（《答王该书》）
某常以今之仕进，为皆诎道而信身者，顾有不得已焉者。舍为仕进则无以自生，舍为仕进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诎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独尝为《进说》以劝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见其人也。（《答张几书》）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的志向就像伊尹在莘野耕种，直到遇见成汤才出山为官。他考虑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他已经在很多方面降低了自己的标准，顺从了流俗。但后来的人还是偷偷地议论他，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啊？
孔子在担任管理粮仓的小官时追求账目的准确，在担任主管畜牧的小吏时致力于牛羊的繁育。王安石也是如此。尽管他内心并不想担任这些小官职，但既然接受了，他就会忠于职守，不愿意有丝毫的马虎，这就是其学问之所以不欺人的原因。
王安石所治之处都有所成就，特别是在鄞县时。《宋史·本传》说他修建堤坝，改善水利，贷粮给百姓，建立了利息制度，使新旧粮食得以交换，方便了当地居民。这些都是后来他执政时推行的农田、水利和青苗法等，先在一小块地方试行了。《临川全集》中有《鄞县经游记》《上杜学士论开河书》《上孙司谏书》等文章，都可见他在鄞县治理的政绩。明代嘉靖年间，陈九川在为王安石的文集作序时说：“王安石在鄞县任职，被称为循吏，死后立庙受人奉祀，百姓至今仍然敬仰他。”王安石能够使百姓对他怀念数百年而不衰，这自然是他的道德和政绩所致。
王安石是一个实干的人，不是一个喜欢空谈的人，不过他文集中也零零散散地有些他执政之前的政论。现在我将摘录一两处供大家观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王安石的抱负。他在《与马运判书》中写道：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
这些话与现代的经济学和财政学原理是多么吻合啊！王安石的理财政策都体现在这里了。而后世却把他看作搜刮民财的官员，这与他的精神境界恰恰相反啊！《临川全集》中还有一篇《议茶法》，讨论了应该废除茶叶专卖；另外一篇《上运使孙司谏书》中则论述，官府卖盐是不可行的。这些观点即使是现在的财政专家也应当采纳，但当时的评论者却把王安石和桑弘羊、孔仅这些人相提并论，这是多么不公平啊！
还有几首诗，也是王安石表达自己的财政观点的，我现在也记录下来：
先王有经制，颁赉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呰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发廪》）
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已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更可怜哉。（《兼并》）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寓言》）
《发廪》和《兼并》这两首诗，王安石提出的观点，大概和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有点接近。这些观点是否可行，我会在别章另外讨论。他的《寓言》这首诗，是后来青苗法、均输法的渊源。
王安石在《省兵》一诗中说：
有客语省兵，省兵非所先。方今将不择，独以兵乘边。前攻已破散，后距方完坚。以众亢彼寡，虽危犹幸全。将既非其才，议又不得专。兵少败孰继，胡来饮秦川。万一虽不尔，省兵当何缘？骄惰习已久，去归岂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犹兵然。省兵岂无时，施置有后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俭慈，劳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岁熟不在天。择将付以职，省兵果有年。
这是王安石对当时军事政策的看法，后来他执政时也是按照这些话来一一实施的。
他在《材论》中说：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众，不使其为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为吾之位可以去辱绝危，终身无天下之患，材之得失，无补于治乱之数，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于败乱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荣辱忧戚在我，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将无不趋我者，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养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为天下实无材，则亦卒入于败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为患则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犹可以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夫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异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此其所以异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审用之，则虽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异于众，况其下者乎？
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异能于其身，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故未有有其实而不可见者也。”此徒有见于锥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马之在厩也。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及其引重车，取夷路，不屡策，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不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后骐骥騕褭与驽骀别矣。
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为无材，尽其道以求而试之。试之之道，在当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修簳，镞以百练之精金，羽以秋鹗之劲翮，加强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虽有犀兕之悍，无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决胜觌武之所宝也。然用以敲朴，则无以异于朽槁之梃。是知虽得天下之瑰材杰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如是则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奋其所知以效小事，况其贤能智力卓荦者乎！呜呼！后之在位者，盖未尝求其说而试之以实也，而坐曰天下果无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独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先，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则能复先王之法度；能复先王之法度，则天下之小事无不如先王时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独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这些是王安石关于政治用人的观点。
以上我所引录的，只展示了王安石一生的抱负的一小部分，而他后来的政策措施，从这些已经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