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什么也没说。他吸鸦片。孩子们说,他的胡子因此被染黄了。也许吧。在她看来,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可怜的男人并不快乐,他每年都到他们这里来寻求庇护。然而年复一年,她都觉得他不信任自己。她说:“我要去城里。要给你带些邮票、纸张、烟草吗?”她感觉到他蹙额畏缩。他不信任她。这都是他妻子造成的。她还记得他的妻子对他犯下的罪行,让她在圣约翰伍德
那个可怕的小屋里瞠目结舌,动弹不得。当时她亲眼看到那个可恶的女人把他撵出家门。他蓬头垢面,衣服上沾了东西,世上那些无所事事的老家伙的惹人嫌的特质,他身上全有。他的妻子把他赶出了房间。她用那种恶毒的语气说:“现在,我想和拉姆齐夫人单独谈谈。”他生命中数不尽的苦难仿佛一一浮现在拉姆齐夫人眼前。他的钱够买烟草吗?他必须找她要钱吗?半克朗?十八便士?哦,一想到他的妻子让他承受的种种屈辱,她就难以容忍。而如今(
她无法猜测因为什
么
,
只能假设它或多或少都是因为那个女人
),他总是躲避她。他从不向她透露任何事。但她还能再做些什么呢?已然为他准备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房间。孩子们对他也很好。她从未表现出一丝丝不欢迎他的意思。事实上她还特意示好。你需要邮票吗?你需要烟草吗?这里有本书,你可能会喜欢,诸如此类。毕竟——毕竟(
忆及此
,
她不知不觉挺直身子
,
极为罕见地意识到了
自己的美
)——毕竟,一般而言,要让人们喜欢她并非难事。例如乔治·曼宁,还有华莱士先生,尽管他们是名人,还是会在晚上悄悄到她家中来,和她在壁炉前促膝长谈。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携着与生俱来的美之火炬,无论步入哪间屋子,她都高举着它。毕竟,不管她如何遮掩,如何逃避这火炬加诸她的单调乏味,她的美还是无处不彰。她被人仰慕过。她被人爱过。她曾走进哀悼者端坐的房间。泪水因她的出现而横流。男人和女人都在她面前倾诉心中的纷扰,从她身上获得简单的慰藉。他的退缩伤害了她。这让她伤心。这样不干脆,也不恰当。而她在意的是,这情形刚好出现在她对丈夫产生不满之后。此刻,卡迈克尔先生夹着书,趿拉着黄拖鞋走过,面对她的问题只是点了点头,她感觉自己被怀疑了。她还感到她想要给予、想要帮助别人的渴望皆是虚荣。这一切不正是她想要的吗?为了自我满足,所以渴望去帮助、去给予,好让人们能说:“哦,拉姆齐夫人!亲爱的拉姆齐夫人……拉姆齐夫人,当然了!”让人们需要她、召唤她、赞颂她?因此,当卡迈克尔先生如此刻这般躲开她,跑到某个角落,没完没了地作离合诗
时,她不仅仅是本能地有挫败感,更意识到了自己某一部分的狭隘,还有人类关系的缺陷——哪怕是在最好的状态下,她也那么不完美,那么卑鄙,那么自私自利。她衣衫褴褛,疲惫不堪(
她
脸颊凹陷
,
白了头发
),很可能不再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最好还是把心思放在《渔夫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上,安抚那个敏感的小家伙吧(
她的孩子们没有
一个像他那样敏感
)——她的儿子詹姆斯。
“渔夫的心情沉重起来,”她大声朗读,“他不愿意去。他自言自语,‘这样不对’,但他还是去了。当他来到海边,水面蓝紫交融,晦暗凝重,不再泛着鲜绿和明黄,但仍然平静。他站在那里开了口——”
拉姆齐夫人原本希望丈夫没有选择在那个时刻停下。他为什么不兑现自己的承诺,去看孩子们打板球呢?可他一言不发。他旁观,他颔首,他表示赞许,他悄无声息地往前走。他看到眼前的树篱一次又一次随着他脚步的停留而旋转,象征着某种结论。他看到妻子和孩子,继而看到那些开满红色天竺葵的石瓮,它们无数次点缀他的心路历程,他将心绪都写在了叶片之上。叶片就像纸片,涂鸦着他匆忙阅读时的笔记。他悄无声息地前行,看到了一切,水到渠成地想到了《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了每年有多少美国人参观莎士比亚故居,这引发了他的猜想。如果莎士比亚从未存在过,他问道,世界会与今日大不相同吗?文明的进步是否依赖于伟人?如今普通人的生活比法老时代更好了吗?但是,他问自己,普通人的境遇是不是我们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呢?或许不是。可能最伟大高尚的文明反而需要奴隶阶级的存在。地铁里的电梯操作员永远有存在的必要。这种想法令他厌恶。他猛地仰头。想要回避这个念头,就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来贬低艺术的主导地位。他会争辩说,世界是为普通人而存在的,艺术仅仅是强加在人类生活之巅的装饰品,它并不表达生活本身。人们也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他不太清楚为什么自己想贬低莎士比亚,想去拯救那个永远站在电梯门口的人。他猛地从树篱上扯下一片叶子。下个月,以上种种观点都要在加的夫准备就绪,讲给那些年轻人听。他想到,在这里,在他的露台上,他不过是在采集,在野餐( 他暴躁地扔掉了刚刚扯下的叶子 ),就像一个人骑在马背上,一边摘玫瑰,或是往口袋里塞坚果,一边闲庭信步,穿越他自幼便熟悉的乡村小道与田野。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处转弯,那段台阶,还有那条穿过田野的近道。他会在夜晚花上数小时,在这些古老熟悉的小道与公地上吸着烟斗徘徊,思考。这些地方全都被塞得满满当当,那里有某场运动的历史,这里有政治家的生平,连带着诗歌与轶事,同时还有人物形象,这位思想家,那位战士,无不清晰、生动,但最终,小径、田野、公地、硕果累累的坚果树与开花的树篱引导他来到道路的另一处转角,他总是在那里下马,将马拴在树上,然后独自步行。他走到草坪边缘,远眺下方的海湾。
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命运,无论他是否愿意,总是会这样来到陆地的岬角。海水正慢慢侵蚀这片土地,而他就伫立于此,仿佛一只海鸟,茕茕孑立。他能够刹那间摆脱一切冗余,收敛幻想,降低姿态,因此看上去毫无遮掩,所能感受到的也更接近本质,甚至他的身体也同样收缩变小,却又未丧失心灵的力度——这是他的能力,他的才华。他就这样站在小小的岩架上,面对着人类无知的黑暗,我们是多么无知啊,海洋侵蚀着我们所立足的大地——这是他的命运,他的天赋。但下马后,他便丢弃了所有姿态与身外之物,丢弃了所有坚果和玫瑰之流的战利品,精简到连声望甚至自己的名字都被抛诸脑后。即使在那形影相吊之中,他仍保持警惕,不纵容任何幻象,不耽溺任何幻想。正是凭借这种形象,他才能在威廉·班克斯( 间歇性地 )和查尔斯·坦斯利心中( 阿谀奉承地 ),以及此刻在他的妻子心中( 她抬起头来 , 看到他站在草坪边缘 )激起深深的敬畏、怜悯与感恩,如同钉入河道的桩子,海鸥栖息其上,波浪拍打着它,激起愉快船客的感激之情,感激它独自在洪流之中承担着标示河道的任务。
“但是,身为八个孩子的父亲,我别无选择。”他喃喃低语,中断了自己的思绪。他转身,叹息,抬起眼来寻找妻子给小儿子讲故事的身影,然后填满烟斗。他的视线从人类的无知、人类的命运以及海水侵蚀人类立足之地的景象上移开了,如果他能坚定不移地思考下去,或许可以得出某种结论。在刚刚那恢弘主题的映衬下,种种琐事显得微不足道。他能从琐事中寻得安慰,但他倾向于忽视这种安慰。他选择轻而贱之,就像在这痛苦的世界中过着幸福的生活,对于一个正直的男人来说,似乎是最可鄙的罪行。千真万确,大多数时候他都很快乐,他有妻子,有孩子,他承诺了六周后向加的夫的年轻人说些“无稽之谈”,谈论洛克、休谟、贝克莱
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但这一切以及他从中获得的乐趣,他字字珠玑带来的荣耀,年轻人的激情,妻子的美丽,以及从斯旺西、加的夫、埃克塞特、南安普顿、基德明斯特、牛津、剑桥
纷至沓来的赞誉——所有这些都必须被贬低,隐藏在“无稽之谈”的说法下面,因为实际上,他没有做自己本该去做的事。这是一种伪装,是一个不敢拥有自己情感的男人的避难所,他不能说:这是我所喜欢的——我就是这样的。在威廉·班克斯和莉莉·布里斯科看来,这相当可悲且令人厌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隐瞒,为什么他总是需要赞美,为什么一个在思想上如此勇敢的人在生活中却如此怯懦。多诡异啊,可敬与可笑集于他一身。
莉莉猜想,教导与劝诫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她正 在收拾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被推上高台,就必定会重重地跌落。拉姆齐夫人太容易就给了他想要的东西。因而变化必定令人不安,莉莉说。他从他的书中走出来,发现我们都在玩游戏,扯闲篇。想象一下,和他思考的事物相比,这是多么天翻地覆的转变,她说。
他正向他们迫近。此时他突然停下脚步,默默伫立,凝望大海。现在他又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