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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年轻人正大步走过集市，神色肃穆。他身材极为瘦削，单凭这一点就足够引人注意。他穿着一件艳丽的睡袍，头戴一顶奇形怪状的帽子。他转动着手杖，嘴里叼着一根长烟斗，然后他喊了一声“阿里埃尔”，一只巨大的黄色猎犬就跑到他身边来。以这样一身行头，他向着哥廷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越走越近，治安官正因为学生们不得体的举止与穿着让他们在这里集合，而他也正被召集于此。许多同学身着普通服饰、戴着他们不同团体的各色小帽，经过他时都哈哈大笑。这名新生立即挑衅了他们，这起事件则交由那些高年级的学生来处理。他在第一个学期就表现出的魄力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被邀请加入一个团体，而在第一次同学对决之后，他就在这个团体中就成为活跃的一分子。
几年之后，他的同学约翰·洛思罗普·莫特利（Motley）出版了一部小说，在其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他的生动描述。小说里，俾斯麦作为“奥托·冯·拉本马克”出现。莫特利写道：“他十分年轻……看起来完全不像十七岁。但是性格上他很早熟……比我认识的所有人更让人难以捉摸……很少有人比他更不讨人喜欢……然而在渐渐熟悉起来之后……我也开始觉得他顺眼了一些。他的头发又粗糙又浓密，发色也很杂，介于红色和浅褐色之间。他的脸上全是雀斑，眼睛中间又没有任何颜色，而边缘看起来好像全是红血丝。一条在最近的对决中留下的巨大的伤疤，从鼻尖一直延伸到右耳，还被缝上了十四针……他最近刚剃了一边眉毛，整张脸看起来的确怪异又十分独特。他的身材细细长长，虽然并未完全长大定型，但身高已经过得去了……他平常穿着一件不成样子的外套，没有衣领，也没有纽扣，颜色和板型也很没有章法；裤子又大又肥，靴子的跟是铁做的，鞋上还有几根装腔作势的马刺。他不带领结的衬衫衣领叠在他的肩上，而他的头发垂下来盖住了他的耳朵和脖子。寥寥几根都辨不清颜色的八字须，装点着他的面颊，一把巨大的佩剑系在他的腰间，构成了他的装饰。”
莫特利还告诉我们，“拉本马克”弹钢琴和拉小提琴，并且能说四种语言。只有在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他才好好说话。年轻的俾斯麦自己也说：“我希望，通过发表侮辱性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行为举止，我可以跻身最好的团体之中。但是这是小孩子的把戏。我还有充足的时间。我想要在这里领导我的伙伴，就像我也想在日后领导我的民族一样。”他说他不得在十九岁零九个月之前离世，如果他成功越过这个时间点，那么他将还有十二年的光阴。“在这里，一位英雄的本体正在走向凋亡。”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这位年轻的小说家立即如是写道他的朋友，而这也正是那位原型人物横空出世的十年之前。
这位新生的一切都让他与普通的学生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胆量与傲慢、他的淫逸与典雅，还有那暴力和友善的结合。“傻瓜”“阿喀琉斯”等，都是同学们闹着玩时给他起的绰号。而这些绰号的含义：怪异的、东方的、无懈可击的，很明显全都指的是他。当他要展示“一身极为精心装扮的行头”，他会穿一件苹果绿、下摆尤其长的双排扣长礼服，或是一件带有珍珠母纽扣的天鹅绒外套，而非用当时在学生中流行的款式——普通的彩格呢和帽子——来打扮自己；在豪饮完产自莱茵河和马德拉的白葡萄酒之后，他离开酒馆、沿着河流闲逛，还会想去游个夜泳；他一次又一次违反禁止抽烟和吵架的规定，并总因此被训；他鄙视学校权威，会做得比他的伙伴们过分得多；因为亚麻布会刺激他的皮肤，夜里他还会裸睡——当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同学不太敢取笑他，因为当他们这样对他时，他总是会回以挑衅，并且还总能将他们打败。在最初的三个学期，他一共参与了二十五场对决，而且只在其中一场中受了伤。以上种种都给高年级的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种方式，他迅速地达到了让人惧怕他的目的。
在他常去用餐的地方，人们操着五种语言，我们这位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几乎只同外国人来往。在这里，他交到了两个一辈子的朋友——在他和这两位朋友之间，政治因素绝不会影响他们的和睦，不像他和他其他少数年少时的朋友那样会因政治而相互疏远。这两位朋友便是：气质儒雅、精神高昂、从不带有偏见的美国人莫特利和拥有着成熟心智和苦行僧性格的库尔兰岛人凯瑟林伯爵。他们也是俾斯麦老年生活中仅有的两位亲密友人。莫特利年轻时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而后又成了历史学家和外交官。凯瑟林，一位自然主义哲学家，最多也只是偶尔才进入政治领域。这两位都比俾斯麦年长，比俾斯麦更具有自控力，也比他更专注于各自的目标。俾斯麦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所缺乏的自我满足，还有他熟悉的德意志人身上所缺失的那种对自由的热爱。而他们两个人在学生团体中都不怎么活跃。
他本来应该学习法律，然后再成为一名外交官。他母亲的雄心壮志是：她父亲的权力和地位应该在她儿子身上重现。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构想，对门肯家族来说没什么不妥，但对于俾斯麦家族来说则可谓破天荒。在此之前，俾斯麦家族从未有任何人用武力以外的方式效忠于皇帝。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母亲也没有任何必要去抑制她儿子的喜好。他从来也不想成为一名军官。在他十七到二十岁那几年沉闷又被虚度的光阴里，她本就可以往任何方向去塑造他的志愿，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想法。
同样，在政治上他也十分淡漠，似乎并没有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他对为恺撒和帝国干杯、演唱爱国歌曲的学生会（Burschenschafts）没有兴趣。在短暂参与学生会的生活后，他离开了，“因为他们谴责学生间的对决，也强烈反对畅饮啤酒”，并且也因为学生会的成员全都粗野、没有教养。由此，他的性情和他自己认定的良好举止的概念，带领他避开了大学里的那些圈子。因此在那段日子里，只有他独自发展着“德意志帝国”这个理念。进餐时，如果席间有任何人取笑普鲁士人［他们中也没什么人来汉诺威（Hanover）上学］，那么那个人将会立即受到俾斯麦的挑战。为了捍卫他自己的同邦，他同时参与了不低于六场对决。他满怀激情地为布吕歇尔（Blücher）在滑铁卢的行动做辩护，以至于还有人说：“这名新生的论调听起来好像我们还处在腓特烈大帝的时代一样。”他看似对国家大事没有任何兴趣，甚至最负盛名的教授讲课提到相关话题他也不会去听。相比起来，他更喜欢的是在独立日加入他的美国朋友们，然后为了庆祝自由喝到趴在桌子底下；但是当其中有人谈到德意志民族的分裂，俾斯麦则赌下二十五瓶香槟，断言德意志必定会在二十五年内实现统一。到时，赌输了的人要横跨大西洋，再一起喝下这些香槟。——只用了十三年，他就实现了他的胜利。
即便如此，他处事仍旧小心谨慎。“当你写信回家时，你一定要隐藏你的想法”，他对彼时已经得到了某个副职的哥哥说，“比起虚张声势，外交式的狡诈和谎言在尼朴甫更为奏效”。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衣着和喜好都让他花费不菲；当他上了一年大学之后，“在拒绝清缴我的债务的老头子和我之间”产生了“极度的不愉快……不帮我还债并不十分要紧，因为我信誉还不错，这可以让我过上极度放荡的生活。而这样的结果是，我看起来苍白又病恹恹的。当我圣诞节回到家，老头子看到我这样自然会以为我已经弹尽粮绝。然后我可以采取强硬措施，说我宁愿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也不愿意再继续挨饿，这样我就又能随心所欲了”。
能写出这些话的学生难道不是一名天生的外交官吗？与人交往的手腕、对动机的权衡、对当前局势最大限度的利用、对自身职责的拒绝，还有将责任全都甩给对方的技艺，这些全都是治理国家所需的本领。他的母亲，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受到伤害，却没能意识到，她对奥托所寄予的期望正是由可靠的直觉引导着的有保障的产物。
当这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生着病、对一切感到厌倦、无精打采，就像少年歌德那样，回到家中，在乡村的饮食和安宁的环境中养精蓄锐，希望继续他的学业——这个时期学校是在柏林——他母亲看起来已经开始放弃他了。“我想我母亲想让我穿上蓝色制服、去哈莱门前去保家卫国。今天，我起床起得晚了一点儿，她告诉我，她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一点儿想要学习的意思。”他确实不再想学习，但是也仍旧不怎么想去当军官。他花大把时间和他的堂兄弟布兰肯堡，还有年轻的罗恩待在一起，后来在无数的关键时刻他都会邂逅他们。但是他最喜欢的伙伴还是凯瑟林和莫特利。他和那位美国人同处一室；当莫特利穿着拜伦式的衣领，在几乎不懂德语的情况下在翻译《浮士德》，或者当莫特利把脚翘出窗台那样坐着，以至于楼下路过的人们都能看见他的红色拖鞋，俾斯麦对此都十分迁就。让我们的奥托生气的仅仅是下列情况：当两人花了整整半宿进行哲学讨论，他的朋友毫不气馁，又回到了他们讨论的起点，并再一次发问：“是否应该将拜伦与歌德相提并论？”俾斯麦日后承认，莫特利身上吸引他的，是美国人的漂亮长相、他的大眼睛、他的聪明和他的友善。在凯瑟林这边的情况也一样。他喜欢的并不是这位库兰德人的智慧，而是他的英俊、他入世的姿态，还有他弹钢琴的天赋——因为凯瑟林可以长达几个小时地演奏贝多芬，而贝多芬是那个时期唯一能打动这位充满厌世情绪学生的作曲家。
这样看起来，俾斯麦似乎厌世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事情能躲得过他的嘲弄，尤其是他自己。“同时，”他在写给一个伙伴的信中说，“我住在这里像一位绅士，慢慢习惯了一种矫饰的生活方式，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将我的大部分时间贡献在盥洗室，而剩下的时间我就用来到处拜访他人、用来和我的老朋友待在一块儿，用来喝酒。傍晚，我坐在歌剧院的第一排，尽我所能地表现得放肆无礼……由此我有理有据地从诸多方面厌烦我自己……从哥廷根就存在的怠惰的时间表依然在这里……同样还有那个瘦长的贵族青年，他从未做出任何一件足以让他成为男人的事情，而除了在他嘴上挂上一把锁，他做的任何事都能让他成为收款人！他开心地生活在这里，家族里有三十个人陪伴着他，并且他们还没有任何值得抱怨的……他们不吃饭，他们不喝水——你猜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翻来覆去数他们的祖宗。”
还能更厌恶人类一些吗？他不屑于班级交流和社会交往、忿忿于处事中的闲散和做作，他一视同仁地鄙视他自己和身边所有人。他也不愿意为了让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做出任何改变，而实际上他只是对自己所有的弱点深感遗憾。那么，还剩下什么呢？只余暴力与婚姻。他在父亲的庄园里写道：“我认为我应该拒绝外部事物的烦扰，先用几年时间好好地恢复健康，然后娶个老婆、养几个孩子、耕耕地、酿出大量的白兰地来侵蚀我的农民们的道德。差不多十年后，如果你来拜访世界的这个角落……你会看见一个肥胖的后备军官（Landwehr officer），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男人，整天骂骂咧咧、憎恨法国人、凶残地鞭打着他的猎犬和仆人，但又一直被他的老婆欺压着。我会穿着皮马裤，在斯德丁（Stettin）的羊毛市场上任人嘲笑。如果他们称呼我为‘伯爵先生’，我会轻抚八字胡并因此将我的羊毛以便宜两塔勒（talers）的价格出售给他。在国王的生日那天，我会喝得酩酊大醉并高呼‘万岁’。实际上，我会常常喝醉，并且总在念叨庄稼和马匹。”最能让他免于这种未来的，就是他那对婚姻的恐惧感。而这份恐惧感他从未克服，相反还因为几段被解除的婚约而增强了。虽然，诚如莫特利告诉我们的，“对待爱情，他毫无顾虑地遵从着自然的冲动”，同时又“总是猛烈地坠入爱河”。而在那段日子里，他自己告诉我们，他可能会在婚姻中做长期试验，“如果我的激情持续得足够久我就会进入一段婚姻。这件事情的可笑之处在于，我被认为是一个冷血的厌恶女人的人。人们就是这样自欺欺人的”。
在二十岁的时候，通过填鸭式地备考，他成功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并且在柏林的市法院短暂地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他对这类弱智行为的憎恶比从前更深了，而他从事这个职业也只是为了逃避入伍，他说：因为“我已经成功断绝了我父母在这方面对我的迫切愿望。”他对军事操练有着不可克服的厌恶，虽然他在游泳和击剑上都没有对手；但是在入朝面见君主这件事情上，他让步了。“我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父母想让我去，而毫无疑问他们是对的，因为这可能会对我的事业有所帮助。”在宫廷舞会上，普鲁士亲王（当时比奥托年长一倍）主动和他说话，他震惊于这位年轻律师所拥有的卫兵一般的身材比例，问道：“你为什么不去成为一名军人？”
“我在军队没有发展前景，殿下。”
“我并不认为你会在律师行业拥有更好的前途！”
这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俾斯麦的首次对话，在这场宴会谈话之中，我们得以窥见此两位本性中的迥异之处。威廉一世就是一名军人，而奥托则根本不是。当这位亲王震惊于俾斯麦竟然不利用自己的魁伟身形去委身于世上最好的职业时，这位容克则以他缺乏任何晋升机会作为借口将这个问题一带而过。和上述情况如出一辙，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奥托也将经常向威廉一世隐藏起他行为的真正因由，从而避免伤害到这位普鲁士人的军人感情。
即便再坚决地拒绝戎马生涯，柏林的公务工作、律师间的激烈竞争、对宫廷生活的一瞥、对职业生涯的思考，也会诱使这位年轻的公务人员时不时地放下他的执着。他看到了人生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点。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一些朋友也的确开始看到他那潜伏在愤世嫉俗表象之下的野心。二十年后，凯瑟林回忆起在那些时日里与俾斯麦的谈话，俾斯麦说：“宪法是不得废除的，这是荣耀外化的象征；但是在内心里，人还是必须对它报以虔诚。”他还微笑着补充道：“我就像一位明智的朝圣人，想要去拜访那些功勋满身的显贵者。”
难道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此还没能早早看见在现代普鲁士要达成任何一件事情所必需的方法吗？宪法，明明是他心底所憎恶的；虔诚，毫无疑问也是他所缺乏的。这个记忆中的对话所隐含的内心真相是多么显而易见。他在与凯瑟林的谈话中已经将自己形容成他将要成为的那种明智的朝圣人。这段对话表明了他心底的野心，如果不是为了那些荣誉勋章，至少也是为了获得能带来那些荣誉的权势。但是人在内心里至少应该虔诚。一个人本就应该虔诚，而既然那个人并不虔诚，这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这样的话，我们还不如饮酒作乐！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在俾斯麦内心深处，是什么东西在抵触他的野心，如果我们期望看见他的自尊又是如何在不屈不挠地抵抗这种野心，那么我们只需要翻看他和沙尔拉赫（Scharlach）——他在哥廷根期间的第三个朋友——之间的书信交谈，他们写信写得很少，但每一封都写得十分诚恳。在一封写给沙尔拉赫的信中，奥托当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律师，我们读到他坦白：“我的雄心壮志，曾经不具备当下这样的力量，也并不曾是当下这个方向。现在它正在强迫我进入一个我之前好像从来不曾了解过的行业，正在迫使我不惜任何代价地抓住那些能让我进步的机会。我不知道你在喝上一杯美妙的沙拉赫堡葡萄酒后，还会不会充满怜悯地嘲笑我的愚蠢。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快乐的情绪，虽然实际上我并不真的想要分享这份愉悦。不可否认，我被我的工作热情蒙蔽了双眼，以致于我竟然将没有实际功用的纯粹的愉快当作对时间的浪费。”
然而，所有这一切对于他来说好像又立即变得滑稽可笑起来，因为他接着说：“当我正面审视我的人生时，它看起来的确十分可怜。白天，我学习着那些我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晚上，我频繁出入宫廷或社交场合，我感受到的愉悦，远不够你感受到的或者想要拥有的。我觉得，完全实现我正在为之奋斗的目标、获得德意志最长的头衔、最华丽的勋章或最令人惊叹的荣誉，都很难补偿我从这种生活中所受到的身体或精神上的限制。我时常觉得，我更愿意用手上的笔去交换一把犁头，把公事包换成一个狩猎包。但是不论怎么说，我随时也可以这样做。”
由此，他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内在的骄傲，仍在与继承于母亲的雄心进行着抗争。骄傲将雄心逼入绝境；而他的自我满足感又无法让他质疑他曾经触及的事业的成功，于是他便乐于从一开始就宣称这种成功毫无价值。
然而，他一直追求着成功，绞尽脑汁地想要发现最快成功的路径，在莱茵河畔的夏季，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留在家中好几个月，就为了完成两篇考试论文，作为他在律师界获得晋升的准备工作。他做这些事情时几乎不假思索，全凭自己的意愿。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他曾经离开过这个小城，并且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内心的平静。
看看他，住在舍恩豪森的这位二十一岁的少爷，他的父亲现在也回到了那里。“这个地方有大约三十间房，其中两间被布置过，配备的东方地毯，老旧到几乎无法辨认出它原本的颜色，老鼠不计其数，风在烟囱中呼啸——总而言之，这里的所有事物都在传达着一种悲哀情绪……我祖先的城堡由一位年龄太大而身形干瘪的管家照顾着，他是我父亲的玩伴，现在已有六十五岁的高龄。我正在准备我的考试，时而听着夜莺们的啾鸣，时而练习打靶，时而读着伏尔泰还有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们的老厨师告诉我，农民们都在说：‘可怜的少主人，他究竟将会做什么呢？’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对现在待在这儿感到前所未有的满意。我每天只睡六个小时，并且从学习中获得愉悦的感受——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觉得这两件事情绝不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相信，这一切的原因，或者说得更好听一点儿，这一切的缘由，在于去年冬天我陷入了一段强烈的爱恋……至关重要的是，我严重违反了我哲学上的安宁和嘲讽……‘啊哈！’你会说，‘不幸福的恋情、孤独、忧郁，等等’——可能是源于这份因果，但是我现在又无忧无虑了，根据斯宾诺莎有关情感起源的理论，我可能因为这份感情变得冷血了。”
在枝繁叶茂的椴树或古老的橡树下，在他父亲充满爱意的目光里，在一位通晓事理的农妇的照料中，俾斯麦焦躁不安的心在那几周里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以镇定下来。他情绪上不再那么愤世嫉俗，他变得宁静安详。斯宾诺莎的理论祝福了这所有发生的一切，并教会了这位天生的分析者用合理的形式进行分析。
带着力所能及最好的报告和最优异的推荐信，我们的少爷启程前往亚琛（Aix-la-Chapelle）。此处是他那精明的母亲的选择，因为这一方普鲁士新殖民地的总督来自旧玛赤中的阿尼姆（Arnim）家族。她相信，两年过后，孙辈将会重新踏上祖父——也就是门肯家族——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