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两个月后，威廉亲王终于敢从他逃出避难的目的地——英格兰——返回。在他回去的路上，俾斯麦正在路边的车站等他，但只是小心翼翼地躲在了人群后面。亲王（他的妻子在向他讲述俾斯麦来访的情况时，只告诉了他俾斯麦的意图，丝毫没有提及她自己的计划）认出了他，穿过人群来到他面前，和他握了握手，然后说：“我知道你为了我积极地做了很多工作，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事实！”一个奇怪但合理的误会导致这两个人之间的第一次亲切握手。这两个人因为王妃的怨恨而被阻隔，后来又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团结在了一起。

被邀请到巴贝尔斯贝格（Babelsberg）后，俾斯麦告诉亲王，部队因为在三月起义期间被要求撤军而感到愤怒。他还用尽一切作为一名军国主义者的力气，给威廉大声朗读了一首写于那时的诗。诗的结尾是这样写的：

他们忠诚的耳朵听到了叛徒们的喊叫：

“再也没有普鲁士人了，从今往后全都是德意志人！”

新做成的黑红金三色的旗帜随风飘扬；

黑鹰旗被卑微地卷起，名誉尽失，

索伦的荣耀与他们的坟墓一同被埋葬，

一个被罢免的国王——他未能与世界作战！

我们不想要追寻坠落星星的轨迹！

亲王，将来你会为此时、此事、此行后悔的；

你再不会找到能像普鲁士人那样忠诚的人了。

亲王听完这段之后泪流满面，日后俾斯麦还会再次看到他这样做。这种形式的情感，对于两个都十分无畏的人来说，象征着两人之间的某种相似——这种相似不是在性情方面，而是说，在某些最紧要的时刻，他们会采取类似的行动。在那时，威廉已经五十多岁了，过着沉闷但舒适的生活。除了年少时一些不重要的琐事和某些不成功的恋情之外，他从未遇到过任何真正的困难。现在，在渡过危机之后，他身边又全是朝臣们的阿谀奉承。从俾斯麦的汇报中，他才直截了当地认识到了第一个真理，而这个真理是以士兵之歌的形式恰如其分地传达给他的。

在这同一个七月，这位容克也同样强硬而勇敢地向国王进谏。他非常痛苦，不愿意再去朝见国王。当国王派一名侍从到他的旅店，命令他出席时，俾斯麦回答，说他的妻子病了，必须马上动身回到自己的村庄。这对于国王来说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他立即派了一名副官，邀请俾斯麦共进晚餐，还安排了一名皇家信使带来了有关乔安娜健康状况的消息。这些举动成功迫使俾斯麦现身。晚饭过后，腓特烈·威廉与俾斯麦在无忧宫的露台上散步，他友好地问道：

“你村里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一点儿也不好，陛下。”

“我以为那里的状况很不错？”

“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自从王室当局正式发布了明确的命令，在我们中间提倡革命思想之后，情况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大家对支持国王已经不再有信心了。”

然后，按照俾斯麦告诉我们的那样，王后从暗处走出来，说：

“你怎么能用那种方式跟国王说话呢？”

但是腓特烈·威廉抢白道：

“你别管了，艾丽斯（Elise），我会自己解决好他的问题的。——我做的什么事情招来你的责备了呢？”

“让部队从柏林撤退。”

“我也不想这样。”

这时，仍然能听见他们谈话的王后再次打断了他们，插嘴说道：

“国王不应该因为这件事受到责备。他已经三天无法安睡了。”

“国王必须具备安睡的能力。”

“你们这些立法议会的成员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想要重新掌握摇摇欲坠的王位，责备并不是最佳的方式。这件事情上需要的是支持、行动和自我牺牲，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评。”

听到这种论调，这位客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完全无法再攻击对方，并且被彻底征服了”。

这就是俾斯麦第一次与普鲁士国王进行政治性对话的过程。实际上，他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保皇党人来对国王进行批评的。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他做的事情很不容易，因为他是为了责备国王才进入这座宫殿的。但是他换来了最推心置腹的对待，所以他被征服了。国王以一种父爱般的仁慈接受了他的批评。但是没过多久，当格拉赫举荐俾斯麦担任部长之职时，腓特烈·威廉在推荐信上批示道：“只有在局势最紧张的关头才予以任用。”虽然在政治上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但是它对俾斯麦当时的心理状况却把握得十分精准，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坚决要捍卫他内心固有秩序的人。

当政府希望学习其他国家早已采用的方式，取消对地主乡绅所拥有的庄园的免税政策时，俾斯麦夸大其词地给国王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这个政策……是对土地财产的蛮横攻击。只有武装侵略者和武力统治者才会这样做。这是非法的强制行为……针对的是数百年来一直对王位忠心耿耿但是手无寸铁的臣民阶层……我们这个阶层的子民，与绝大多数普鲁士人民一起，将在上帝和我们的子孙后代面前要求陛下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国王的父亲本就以正义为人称道，如果一定要让我们看到国王的名号让位于法律，这表明一条康庄大道已经被放弃了。但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普鲁士的众多国王们才获得了永恒的美名，称他们为绝不出错的法官的；也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无忧宫才能成就为一座历史的丰碑。”就这样，他使用极具威胁性的语气和极度不讲理的精神，顶撞了国王。而这位国王的父亲绝对没有被冠以正义之名。

与此同时，因为农民的数量越来越少，他写了几篇反对革命的文章，想要抵消进步派的报纸和革命派的宣传小册子造成的影响。他成为新农业党及其机关报《新普鲁士报》（ Kreuzzeitung ）的创始人之一，在接下来的几年还为这份报纸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他尽了最大努力，想要确保自己在普鲁士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获得成功。当选举失败以后，他深度参与了一场密谋——在十一月，成功通过政变强行解散了议会。在这场政变之前，他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真正的立场。因为，正如他在给妻子的信中那样诡辩道：“我不需要在这里等待事情的进展，我也没有向上帝祈求，要他保佑我远离我根本不会置身于其中的危险……如果事情变得一团糟，我大概会选择到国王周围去。因为你可以很确定（我很遗憾这么说），那里不会有危险。”

然后他尽其所能确保能重新当选，为此他在两个圈子中同时展开竞争，甚至开始屈尊来为自己唱赞歌。他写信给博德尔施文格（B odelschwingh），如果他在另一个圈子里当选，空出了泰尔托（Teltow）的代表席位，那么请求后者劝告那里的选举人投票给斯塔尔（Stahl）教授，让他做替补。“或者，如果这位先生明显的教会倾向会在这里和那里引起了不满，也许您真的要动用你的利益来帮助我。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阁下对他人的劝告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现下，我正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哈维尔兰（Havelland）进行游说，但是并没什么胜算……您恭顺的仆人，冯·俾斯麦。”

他就这样竭尽全力想要成功当选，然而他做得最让自己觉得难受的事情，莫过于1849年2月的这几个星期所发生的。当时他不得不扮演科利奥兰纳斯那样的角色，阿谀奉承着他深深鄙视的普通人。他不得不完成一系列的举动，而这些行为全都违背他的意志、他的教育和他的品位。“现在我必须结识更多的选民。数不胜数的使者被我派往四面八方，其中两位爱国演说家将要去往韦尔德尔（Werder）……这就像在军事总部——每隔几分钟就会收到新消息，也会向外派送消息……非常感谢你的来信，昨天收到它的时候我正置身于四百人的恶臭和喧嚣中……我借着一盏散发着熏天的臭气的灯阅读了它。‘如果一个我深爱的声音召唤我，要我从这令人憎恶的混乱中挣脱出来’，我就会立即从这些徒劳的活动里抽身而出……如果我成功当选，这种毫无内心休憩的日子也将会是一件苦差事……现在选举人正在投票。我把这件事交给了上帝，平静地等待着结果——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处于一种狂热的兴奋状态。”

成功当选后，他立马从那些他竞选期间一直在争取的人身边撤退。“我一次又一次地看不起我自己，”他给兄弟写信道，“在这一周里……我尽我所能通过个人的友善赢取选票……选举结束后，有一场参与人数达到四百人的宴会。大家都在唱：‘现在大家都来感谢上帝’，‘向您致敬，为胜利加冕’，还有‘普鲁士之歌’。第二天，我感到头痛，我右手的所有肌肉都因昨天连续不断地握手而发疼。那之后的第二天，我一些朋友的窗户被打破了，还有几个人被揍了一顿，但是当时我已经安全地和乔安娜待在家里了。”这些评论，以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风格，揭示了容克轻蔑的态度。他在向权力的山峰不断攀爬的过程中，不得不讨好平民百姓来获得青睐。作为地主，这个人尽了最大的努力避免与他的农民发生争吵。但是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家，所以对于那些在他看来仅有的用途就是为他投票、作为工具帮助他开展反革命工作的庶民来说，他只能投之以嘲笑。

正是他的容克情感，在那些日子里，决定了他在普鲁士和德意志之间的立场。他的情绪是绝对反德意志的。“我到底为什么要关心那些小邦国呢？”他对他的朋友凯德尔（Keudell）大声喊叫：“我唯一关心的只是普鲁士势力的维护和增强！”在州议会中，有人称他为德意志祖国的迷失之子。他回答这些人时称：

“我的祖国是普鲁士，这个祖国我还没有抛弃，也永远不会抛弃！”的确，他的普鲁士主义甚至比他对国王的忠诚还要浓烈。因为他的国王，虽然态度上犹豫不决，但最近已经宣布让普鲁士正式并入德意志。他对德意志统一的反对是他思想中保守主义的结果，甚至比他的普鲁士情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重大的改变重新唤醒了德意志人民团结的思想。正当法兰克福（Frankfort）的代表们竭力争取，要自下而上地建设德意志帝国之时，统治者们妒火中烧，他们的反民主精神正在从上而下地摧毁建设成果。亲王们正在反抗普鲁士的统治，而普鲁士国王又正在与法兰克福议会的影响做斗争。

四十年后，经历了重要转变的俾斯麦，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下这些事情，他是这么写的：“我认为，如果那一天（1848年3月19日）的胜利被坚定且果断地转变成原因——这是当时欧洲反对暴乱的唯一一起胜利——那么德意志的统一可能将以更为坚实的方式完成，而不会等到我已经成为政府一分子的时候才最终实现。这是否会变得更有用、更持久，我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通过巷战实现的统一，比起最终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其重要性也远不如后者……我很怀疑，经由1848年3月的那场胜利带来的这一耗时更短、速度更快的方式所实现的统一，到底能不能像现存的统一形式一样对德意志人产生历史性的影响。现存的统一形式会让人以为，各个国王，即使是那些以前尤为排他的国王，也比少数派和各党派更为支持德意志统一。”

那位老人写了一篇伟大的结语，略带责备地做出了他的说明。我们，比那位老人晚一代出生的人们，无法不对他的反思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诉我们，他在旷日持久的战斗中通过武装所达成的结果，本可以迅速且更稳固地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实现。路障和巷战警醒了他。他偏爱战场，在三月阵亡的一百或二百人，还有在三次战争中被屠杀的数十万人之间，他似乎没能周全。在国王消失后，德意志的统一仍会持续下去，俾斯麦没能活得足够长到了解这一点，他只会断然地否定这种可能性。他没能活着看到，他所谓支持德意志统一的那些国王（尽管在其他方面他经常嘲笑他们），在德意志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逃离了疆土，将拯救德意志的任务留给了少数派和各个政党。

暂且，他和他的国王双方持有的观点，就他们所互相知晓的部分来说，完全一致。4月2日，法兰克福代表团，甚至国务大臣勃兰登堡伯爵，都相信国王第二天会接受王位。但是当那一天到来，那位行动难以预料的国王，用他自己撰写的一篇演讲稿，以极为含糊的措辞表示了拒绝，以至于当天夜里，威廉亲王与西姆森（Simson）（失望的法兰克福领袖的代表）就他的兄弟是否拒绝了王位还发生了争论。容克们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前一天还在州议会给国王进献了一篇签名请愿的致辞，内容如下：“各位德意志民族代表们的信心鼓舞着陛下，去接受那光荣使命，成为已然复苏的德意志的最高统治者……我们恭敬而急切地恳请陛下不要忽视德意志国民议会的请求。”

尽管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俾斯麦的所有传记作者都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实际上，这份致辞下的签名包括冯·俾斯麦-舍恩豪森，他的亲戚克莱斯特（Kleist）和阿尼姆（Arnim），以及两位获得过称号的国务大臣。因此俾斯麦认识到，令他憎恶的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就是德意志人民的喉舌，并且还建议他的国王接受从底层传递上来的王冠——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国王想要它！他在请愿上签名这件事发生于1849年4月2日。而1848年4月2日，他对当时他认为太过于民主的国王发表了那次慷慨激昂的演讲，最终因为泣不成声致使演讲没有完成。不难看出，一年过去，这位崭露头角的外交官所怀有的忠诚度确实是提高了！

看到国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地拒绝了王位，容克们也长舒了一口气。二十一日，俾斯麦站上州议会的演讲台，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试图表达其独裁欲望的不合法议案（被很多人打断；议长摇铃维持会场秩序）我无法通过。”他称整场会议“构成了法兰克福派想要实现的无政府状态”，并且拒绝“为法兰克福派获得最高统治权的欲望提供我们的认可或支持”。

他接着说：“我无法想象，普鲁士和德意志……的两种体系能够同时共存，尤其是考虑到以下事实：德意志民族组成的有限邦联（奥地利未被囊括其中）包含的普鲁士元素十分稀少。”他总结道：“每个人都希望看到德意志的统一……但是我不希望完成德意志的统一要以牺牲一种体系作为代价……最坏的情况，我也宁愿……普鲁士仍然是普鲁士。也许法兰克福建议接受的那个王冠可能闪耀着光芒，但使光芒变得真实的黄金却是通过将普鲁士的王冠扔进大熔炉才获得的。我绝不相信在这种体系制度下，这种重铸会成功。”

因此，在1849年，俾斯麦使用归谬法消解了统一德意志的想法，虽然二十年后他自己又宣布了这个手法的无效性。但是，当拉多维茨（Radowitz）当选为朝中大臣，说服国王支持小德意志的事业，并非常详细地制订他的计划之时，俾斯麦则在《新普鲁士报》上匿名撰文，嘲笑拉多维茨的“发言中孕育着对自己的喝彩。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这位大臣像从坟墓里升起来的幽灵一样，大步走回执政席上，而冯·贝克拉斯（Beckerath）先生则以德意志的名义紧紧按住他的手”。

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埃尔福特（Erfurt），这些地方都有拉多维茨讨论所谓的同盟宪法的身影；同样在这些地方，俾斯麦议员则不希望任何事情得到实际的推进，不论是有关德意志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他想要的仅仅只是防备革命的再次爆发。他公开声明，认为州议会没有权利拒绝对税收问题发起的投票，并且大力反对与英法两国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统治者都是从革命者满是鲜血的手中接过王冠的。他还抨击职业自由、世俗婚礼，尤其反对大城镇的建立，认为他们是“民主的温床”。谈到这些城镇时，他说：“在这些城镇里，我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普鲁士人。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大城镇再次发生暴动，只有真正的普鲁士人才会逼迫城镇屈从于他们——即使要付出将这个城镇夷为平地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的态度是如此具有革命性，以至于在埃尔福特，他被拿来与激进派领袖卡尔·沃格特（Karl Vogt）相提并论。

私下里，他取笑着他曾以无比的热情为其工作过的那个议会，称其为这样的一个大厅，在那里“有三百五十个人正在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尽管他们中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的人几乎不到五十个。而且即使是在这五十个人中，有三十人也是野心勃勃、没有良心的流氓，或者是虚荣心极度膨胀的喜剧演员”。他对德意志南部还可能存在着的大量革命运动表示遗憾，他对莱兴费尔德（Lerchenfeld）说：“我向上帝祈祷，不论你的武装力量在哪里、有多么不稳定，都可以成功脱险。那时，斗争就会变得很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病灶被治愈，呈现出来的结果就会更加具有决定性……我们应该将我们的事业和你的事业一起彻底贯彻下去：如果更狂热，那就会更好！”他完全被非基督教的仇恨所支配，当他在三月起义一年后的某一天到腓特烈斯海因（Friedrichshain）参观为自由而战的斗士们的坟墓时，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了如下几句话：“我甚至不能原谅这些死者……我看见他们十字架上的每一句铭文都在夸耀着自由和正义，这一举动对于上帝和人类来说都是可耻的！”

革命想要的是废除贵族制度和其他贵族特权。因此，仅仅出于对革命的憎恨，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在他的名字前写下“冯”这个字，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在他的签名中出现过的。他对一位自由主义者说：“我是一名容克，我想要享受我的出身为我带来的好处！”然而，在委员会的会议上，他却更喜欢将自己置身于反对党中间，他说：“坐在我朋友中间我会觉得很乏味，但是，坐在这里则要有趣得多。”他发表了一篇演讲，宣扬了普鲁士贵族的众多功绩，但是他这么做时选择了旁征博引和谦逊节制的方式，这使得他的演讲达到了最好的效果。他参观过普鲁士贵族曾经战斗过并阵亡于此的战场，于是他在演讲中评论道：“的确，普鲁士贵族有它自己的耶拿……但是当我遍寻它的全部历史，我也找不到理由可以支持最近几天这里对它的攻击。”接着，他将贵族与国王做对比，研究了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历史制度，然后得出结论，认为欧洲大多数国家目前这种不稳定的形势，是历史上大多数亲王们压迫独立贵族造成的结果——而普鲁士的这一倾向可以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言论中得到体现，他当时说：“我将用铁腕般的手段来稳定我的最高王权。”

通过这种方式，俾斯麦将他自己与他祖先的反叛传统联系在了一起。而且，令他那些头脑迟钝的同事感到惊讶的是，他还挑战了君主的权威。比起一位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他更像一位封建主义者。

对他来说，阶级情感和政治是交织在一起的。当他发表完这番演讲后，《喧声》（ Kladderadatsch ）的记者问他：“我们想知道，1813年时，我们面前的这位冯·俾斯麦先生当时在何处进行指挥？”俾斯麦立即回以挑衅。他回答说，有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将回答在这份报纸的新闻专栏中。但是就他的祖先而言，确实有四位（虽然其中没有他的父亲）在1813年以军官的身份上了战场。“当有人侮辱我的家人，我会做出假设——直到我有相反的证据——认为你良好出身赋予你的思维方式不会与我的有太大的不同，而且……我可能会期待你还给我被侮辱之后的补偿，因为在我看来，没有绅士可以拒绝另一位绅士提出的这个要求。”

有时，武力和基督教这两个原则会发生冲突——尽管这只出现在家庭事务中。他的岳母，一个有教养的、非常独立的女人，经常会与他发生争执。她支持匈牙利为自由进行斗争的事业，并谴责海瑙（Haynau），因为海瑙正在用血腥屠杀的手段镇压他们的自由抱负。俾斯麦（通常只在她生日那天给她写信）在信中非常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既然你对巴蒂亚尼（Batthyány）的亲戚怀有如此多的同情，难道你对成千上万的无辜者就毫无同情之心吗？他们的妻子成了寡妇，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都是由这些反叛者疯狂的野心和不可理喻的自以为是造成的啊。这些反叛者，比如卡尔·摩尔（Karl Moor），想要按照他们自己疯狂的方式将幸福强加给这个世界。处决一个人，是否就能够提供充足的世俗性的正义，使被烧毁的城市、满目疮痍的州郡、被残杀的人民这些事物的发生都变得合理呢？要知道，被残杀人民的鲜血可是从地上一直流淌到了被上帝托付了权力之剑的奥地利皇帝的面前的啊。正是像您对罪犯的这份同情心，才需要为过去六十年间大部分的流血事件负责。您说您害怕奥地利政府会给民主人士指出一条明路，但是您怎么可以把一个合法的权威和一个由叛徒构成的政党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呢？前者负责用剑保护上帝托付给他们的臣民；后者，也就是那些叛徒，就算他们敢于使用刀剑，他们仍旧是杀人犯和骗子，他们可以杀人，但他们无权判处任何人死刑。路德明确地宣称：‘世俗权威一定不能原谅那些做错事的人，而是必须惩罚他们。’……请原谅我就这些事情写了这么长的信给您。我觉得我受到了您所说的那些话的影响。因为，有一天，如果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成为我的使命，那么我不想让乔安娜对我的感觉就像您对海瑙的感觉一样……再见了，您心爱的儿子，冯·俾斯麦。”

这封书信的作者似乎把这封信当成一则大臣的批文。现在，当他开始认识到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或者不惜一切地想要实现这个未来的图景时，他的发现他有必要让自己练就一副铁石心肠，不被同情心所牵绊。实际上，他的内心很柔软，而且基督教的熏陶剥离了他一些坚硬的盔甲。他所爱的妻子在这方面对他来说是一个危险因素，即使她爱他。因为她也是她母亲的女儿，一年中的好几个月她都和她的母亲待在一起，身边还围绕着多愁善感的乡绅，他们讨厌独裁者，就像他们讨厌自由主义者一样。在上述引用的一些话语中，俾斯麦发出了警告。他想让自己防备住自己家中的敌人。在营地里安顿下来之前，他要先筑起壕沟，巩固好自己的营地，以免祸起萧墙。 71nDMBm7MUAKDgI/ZmL4D755aNOkCRF/doHCfsygFkl6JkajYw8lR54Y98MZR6I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