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边境穿越”
Border Crossing

“边境”的穿越是坎坷的，“边境线”的建立也同样生产出无限的戏剧性。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处在冷战时期的中国，也同样经历了内地居民在深圳与香港之间的“边境穿越”。这是一段属于个体的历史，更是一段属于集体的回忆。

“穿越”里有三条线路：西线泅渡，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中线走陆路，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过边防铁丝网进入香港；东线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到海边乘“蛇头”自制的橡皮艇，从大鹏湾水路闯过去。“穿越”里更有许多的情绪和心境：成功后家人的欢呼雀跃，深港亲人的隔岸相望。影像中的穿越情绪却更加让人印象深刻。1962年，拉里·伯罗斯（Larry Burrows） 一路跟随当时港英政府的警察和边防部队前往粤港边境，记录下了那些“留港无望即将被遣返的逃港者” 惶恐的面容。伯罗斯说：“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在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 何煌友 19 也拍下了1979年5月奔涌至文锦渡口岸附近的人流 ，照片里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却能感受到一种热切的渴望——当时有谣言称，英女王登基当日，香港将实行大赦，深圳边防也会在当天“大放关口”。除此之外，他还拍下了当时的“批三洋”运动。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边防政策大大缩减了过境耕作人数，边境小额贸易和过境探亲“三个五”（即边境农民每月可持证过境探亲5次，每次允许带5斤、价值不超过5元的副食品入境自用）等经济政策被当作“慕洋、向洋、靠洋”和“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批；它们也在后续被当成“洋尾巴”给割掉 。

随着改革开放，深圳逐渐安定，更是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逐渐“独特”和富裕，最终为向香港迁移的人们铺出了归途。1979年1月13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向国务院请示，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23日，为加强对宝安地区生产建设的领导，建立出口基地，发展对外贸易，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颁发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对外宣布：“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千米试办经济特区，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先锋号角。自此，大规模迁移成为历史，不少人甚至回来投资办厂，置业生活。他们在香港努力奋斗赚来钱，为深圳后来的经济奇迹注入了第一笔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