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次”观看的力量
The Power of "Secondary" Viewing

西方眼里的中国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与中国有着极深渊源的马克·吕布（Marc Riboud） 12 就曾说：“我在中国走啊走，看啊看，拍了不少照片。我还喝了很多茶，听了很多当时官方冗长的报告……所到之处我看到并喜爱这些美丽的面孔、工具上的陈年铜绿、浩瀚又有些奇特的景观，到处都有一种尊严，取代了上世纪几乎整个民族的耻辱。”

20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最为动荡和惨痛的时期，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13 时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于1944年5月深入延安和华北抗日战场，并完成了《北行漫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影像世界以“红色摄影”为主导，拍摄的政治活动现场都有一种饱满的情绪。从那时起就开始频繁来到中国拍摄的马克·吕布，却运用“小人物”的肢体语言使得画面更加立体，也通过抓拍的方式追求展现更为真实的中国人的状态。与西方殖民时期由传教士主导的影像记录方式迥异，马克·吕布是1949年后第一位获准进入中国拍摄的西方摄影师，之后又多次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华拍摄。1956年年底，在从香港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一名倚靠在座位上的女子。1957年1月1日，马克·吕布获得了中国签证，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开始了他的摄影旅程。同是局外人的视角，马克·吕布却如同弗兰克观察美国一样，让我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平视的力量。1973年，另一位著名摄影师布鲁诺·巴贝（Bruno Barbey） 也在类似的政治语境下，作为当时访华的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随行记者为中国拍摄了一系列照片。2-2访问结束后，巴贝延长了签证的停留期限，继续留在中国拍摄。“我喜欢拍摄人们身处他们最自然的环境中的状态。” 于是，他的影像中最常出现的，往往是下跳棋的中学生、在杂粮店门口排队的市民、收割庄稼的农民……一些平凡而又打动人心的日常情景。

西方通过影像记录中国的进程被不同的机构推动着。从早期的巴色差会、《泰晤士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许可，再到国际艺术机构的合作交流，属于中国的文化声音越来越丰富、复杂和清晰；从西方居高临下的凝视态度，到主体转换之下的“二次”观看，中国的形象也被重新构建、诠释和传播。但也不止于此。个体观感在看似零散的独特经历中无限发酵，勾勒出更为私密的凝视图景。它也不再是早期旅行家的猎奇探索，反而加入了更多反思和情绪。1960年左右，就在“大跃进”之后，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 14 站在深港边境，从香港望向分界的河流，再延伸至深圳的群山，想象艰苦而又充满新生的“红色”中国。1980年，一个名为“出目里利吕井 15 ”的美籍日本人来到了深圳，并用影像记录下当时的情景。后来，人们不断地猜测他的身份，并纷纷认为他是公共交通规划学者，只因他拍下了大量的公共交通照片。那时他眼中的深圳，是嬉戏的孩童，骑楼旁戴草帽的人，还有大片的草地和蓝天；那时的深圳，刚刚成为经济特区，也刚刚成为崭新又蓬勃的开端。

在众多的机构中，马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无疑和中国的联系尤为紧密。作为马格南的重要成员，马克·吕布早在1992年就与肖全一起拍摄深圳建设中的地王大厦或是城中村。1994年，他再次来到深圳，与肖全、韩磊、张新民、杨延康 、吴家林 等一起在晶都酒店看摄影作品。摄影师张新民这样描述当时的场景：

马克·吕布坐在床上，我们围成一圈，依次拿出作品向老爷子讨教。杨延康带来的是两期刊有他作品的《现代摄影》杂志，一是关于帕米尔的《去高原》，一是《陕西社火》；韩磊带的是一叠作品复印件，内容是他早期拍摄的胡同和铁路线，复印质量非常好；我的作品主要是拍摄的打工妹。老马逐一看过，除了对自己喜欢的照片用短语称赞外，还询问拍摄地点。轮到吴家林，因为照片是湿的，只好一张张摊开来摆在床上，老马要看得清楚，就得一张张拿起来，看过之后，老马又把他认为该放在一起的放一起，分类。在场的人，只有肖全和高加索、敬新华懂点英语，但非常有限，应该承认，交流起来并不顺畅。没多久，老爷子开始打哈欠了。

2017年，马格南图片社与深圳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它的深远意义在于跨文化交流方法上的一次革新。这场国际交流是从“马格南现场实验室（Magnum Live Lab）”的概念开始的。动态的创意实验记录着城市。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马格南摄影师和一位策展人与当地社区合作，最后形成一个即时性的展览。作为对“地点”的回应，摄影师们都会参与到景观和当地社区中，创造一种不断变化的展示，以传播实时制作的过程。通过数字化构建的公共空间，观众又被邀请“参与”到那些地点旅程，而整体活动的策划和设计也同样会受到公众的关注。这种互为观看的模式冲破了摄影师和所拍摄的主体之间的主、被动关系，真正还原了影像的动态过程和参与力量。

马格南的Live Lab（现场实验室）计划是全球性的，更突显了影像创作中集体与个体层面间的流动。在来到深圳之前，它首先在本部伦敦开展。2017年5月，三位马格南摄影师与伦敦博物馆的摄影策展人安娜·斯帕汉（Anna Sparham）一起工作，并将印刷室改造成一个工作实验室，现场进行印刷和编辑，无论是探索当地移民社区的遗产，将建筑眼光与历史层次结合在城市空间中；还是以游客身份徒步探索伦敦，发现城市中的意外，都展示了契合伦敦的技巧与激情。然而，马格南伦敦Live Lab的创意实验依然囿于新闻摄影的范式，马格南深圳Live Lab却以更为开放的结构和维度实现了艺术创作。

比起记录，深圳更需要的是理解、沉浸和共鸣。“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以电影技术为导向的‘机械复制时代’，倡导以‘体验’作为人遭遇城市的方式。他引申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创造的‘都市漫游者’意象，以倡导用身体在场的全部感官，去捕捉现代人生存于城市的感觉。由此本雅明开启了‘行走城市’的理念，与‘文本城市’观形成了对照” 。于是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安德森（Christopher Anderson） 16 和亚利克斯·马约利（Alex Majoli） 17 来到这里时，让整个过程更像是基于媒介的驻地创作。相机变成了认识这个城市的工具和视角，他们不再拘泥于先行的框架或是问题，而是全身心地感受真实的周遭，一点点地熟稔这个城市的细节，然后用影像的方式创作、想象和表达。曾做过战地记者的克里斯托弗关注的是被全球化了的个体共性。他在采访 中说道：“深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全球化的城市。我在这里遇到了来自中国各地和世界各地的人。这让我想起了纽约，因为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年轻人，艺术家和音乐家以一种非常流畅的方式与商人和工人打成一片。但我在深圳有一种真正的发现感，这给照片增添了一些东西。也许这会被理解为‘迷失’。”他的肖像作品突破了纪实摄影的桎梏，在对准他人的同时，以探索的方式放大了自己的主观性。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带来的是情绪的释放和多元。谈到为什么选取肖像，他说道：“一个城市的面孔，讲述的故事更有深度。这些肖像画正是让我被深圳吸引的要素。我不能肯定我会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或一个坏的方式，但这是我注意到的关于这个城市的特征。当然，这可以通过风景和景色来传达，但对我来说，这些东西在任何地方都变得越来越相同。所以我对观察它们不太感兴趣。这就意味着我不用费那么大力气去拍摄它们。”克里斯托弗喜欢也善于用光，他曾在访谈中说道：“我在寻找一种亲密。我想要那种会让人不舒服似的靠近感。去感受拍摄主体的存在。”在那些被虚化的背景中，地域感被模糊了。找寻“中国特色”的旅程变成了发现和认同它的世界性。在物质千篇一律的重复制造下，城市的精神和美感最终落在了克里斯托弗打在人们脸上的那道人造光上。“如果有任何背景信息，都是镜头外某些地方的光，降落和触碰到这些脸上。对我来说，这些光就是感觉到环境的存在的方式，而无须真正看到它，也不需要真正展示它。”在闪烁之间，城市的现代性和混杂性虚化成了喜悦、幸福、焦虑、希望和坚毅，让具象的技巧和抽象的表达紧紧融合。

随性的观看方式真正挑战的是完整划一的叙事。正如克里斯托弗说的，他所拍摄的影像永远不会伪装成代表深圳的故事，他的个人经验也无法囊括深圳的文化和深度。主观和私人的影像志，是否就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表达呢？又或者说，我们的时代是否只需要能成就代表性的表达方式？另一位参与创意实验的摄影师亚利克斯也说过：“永远不要相信摄影师说的话。”无论是他在汲取灵感方式上的多元，比如文学、哲学或是绘画，还是他在创作过程中的无尽变化，都让人不断地思考影像的原真性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从南斯拉夫的战场到希腊莱罗斯岛精神病院，再到巴西的贫民窟，亚利克斯的拍摄场景十分丰富。这样广博而又碎片化的观看正是回应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的方式。摄影不再遵循着宏大叙事，而是以随兴所至、兴尽而归的状态自由地发展。当主观的感受积累到足够的程度时，属于个人的思想图谱也逐渐能和世界并轨，成为解读复杂现象的骨架。“如果有什么东西感动你，那就意味着某些事情是正确的。如果有东西触动到你，并让你产生新的疑惑，那就意味着什么是正确的。如果有什么东西给你答案，那么就是正确的。”克里斯托弗如是说。

亚利克斯富有创意的拍摄风格也影响了他观看深圳的方式。黑白抽象的建筑，发廊门前晨起喊话的员工们，或是蛇口渔港前放生的学生们，再或是用声音创作出的作品……第一眼看向他的作品，我们总会想象成别的场景。精妙的、好似舞台设计的影像，欺骗了我们的眼睛；隆重的光影和最为日常的举动结合，契合着这座城市些许的荒诞，些许的表演欲和些许的迷思。这些独特的影像呈现和逻辑既是一种承袭又是被干预的结果。和克里斯托弗认为自己突破了图片摄影的风格一样，亚利克斯的艺术表现也同样受到了深圳艺术机构的鼓励和推动。

蕴藏在观看方式中的现代性不仅仅是通过内容来表现的，还有观看的交互和流动。当我们为发掘到了虔贞女校的影像兴奋不已时，这些存于瑞士巴色差会的档案已经深藏了一个多世纪。失去了互动的文本也失去了被解读的力量。而当新的机构开始推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时，观看已经在全球化的网络和渠道下变得触手可及又变幻莫测。深圳的面孔和建筑并不止于具有地域性的Live Lab。在伦敦的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克里斯托弗就带着深圳的作品去谈论如何进行人像拍摄，而2017年年末的马格南图片精选里，人们也看到了关于深圳的诸多影像。在不同的平台中，不同的契机下，被不断复制的不再只是影像，更有面对它们时跨境的话语。此时，权力的主体不再限于某个西方或者东方的力量，而是多线程之下的多元主体并驾齐驱，共同赋予文化以公共性和独特性。而那些在影像里面露微光的普通人，也被崇尚个体的都市感重新激活，最终凝聚成了鲜明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