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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少数民族众多，17个世居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喀斯特山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与自然和谐相处，不断繁衍生息创造并丰富独特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生态文化就是其中一部分。2016年贵州成为国家首批生态文明实验区之一，将生态、旅游、开放、扶贫相结合，经过数年的努力，在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家园、完善绿色制度、培育绿色文化方面取得极大进展。贵州生态文明试验区在弘扬贵州少数民族丰富生态文化的基础上，推动了贵州的生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贵州省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是必要的，是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推动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绿色增长。建设贵州生态文明，需要合理利用和批判继承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
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和新型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国家大力发展生态文明的政策背景下，抓住技术便利，能够更好地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提上一个新的阶梯。在此背景之下，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总结梳理，深入挖掘隐含在其中的独特生态文化，分析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路径，能够在实现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民族区域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随着贵州对外开放脚步的加快，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成为贵州实现地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主要议题，此外，消费主义的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包括生态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带来一定挑战，更好地促进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从而推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本项目的研究目标。
为此，本项目在分析已有文献的基础之上，总结前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确定了研究报告的逻辑框架。首先，在制定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传播发展路径之前，需要厘清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内涵、构成和特点。在此基础上，项目从物质、精神、制度层面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具体内容作详细解读。其次，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播的现状、优势、困境进行分析，为下一步发展路径的制定提供经验积累。最后，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对外传播途径。
贵州少数民族民众敬畏山水、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使得贵州保留了大量的疼斯特森林，这些维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大环境下，对于推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绿色发展有极大的意义。此外，贵州是一个拥有多个世居少数民族的省份，通过对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研究，可以得到并建立起相关的少数民族基因库，这也为保持我国文化多样性奠定良好基础。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播的研究，一方面实现绚烂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丰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提供可行的思路与方法。
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大环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物质、精神、制度层面总结贵州少数民族传统风俗习惯，挖掘出其中隐含的生态因子，推进少数民族生态理念的研究。此外，本研究不仅是对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传播方面的研究，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知识，探索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对外传播推广的路径，以及在新媒体时代，利用多种传播手段创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播形式，让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既保留传统且珍贵的文化内核，又具有现代的传播特点。对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在时代如何实现生态文化的传播与推广的探索，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的理论宝库，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理论价值。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体现在其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当中。语言和文字作为民族文化最主要的载体，各民族的历史、文学、科技、艺术等都是靠口耳相传和文字记载传承与传播的。民族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碰撞，体现了不同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到了现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新的思想体现，具有重要的国家意义，即在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影响着国家民族的文化核心，在与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
少数民族文化具体指的是少数民族民众在经过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创造与发展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体现在少数民族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之中。少数民族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从广义上讲，少数民族文化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全部文明，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而狭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化指的是各少数民族百姓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层面文明的总和
。由徐万邦先生所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一书中将少数民族的文化具体细分为生活类、人生礼仪类、科学技术与工艺类、民间传承类、节日类以及信仰与巫术类这六大类文化。
随着研究的不断加深，研究重点开始向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转移，即保证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借鉴现代文化，建立起新的少数民族核心价值观。重视现代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冲击和侵蚀的现状，推动文化融合的同时，发展其中的优秀文化，增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中的自我认同，是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变的原则。
文化传播是指文化元素在社会群体、地域空间之间的扩散，有直接和间接之分，直接传播指一个文化区域的人们通过战争、贸易等手段宣传他们的精神思想或者物质成果，如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取经的僧人。间接传播在表现方式上较为复杂，主要指某一区域内一系列文化活动，在周边地区引发出以此为基础的新型文明成果。文化传播程度受社会环境、文化价值和交通等传播条件的制约，会经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外来文化元素在社会中出现，并被人注意，相关人群对该文化的价值进行衡量，经过认识和批判后再选择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之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各种难以预测的影响因素，这种因素会随着地理空间范围的扩大而越来越多。
毕曼在《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禀赋及其资源价值》中提到：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以生态观为指导、生态知识为基础而形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由此总结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在“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诞生在一定范围内的地域空间和时间中，生态意识体现在具体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当中。各民族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诞生于与少数民族朝夕相处的大山之中的生态文化，自然带着浓厚的地域特色，从物质维度的生活习俗和农耕习惯，到精神层面对山石草木之神产生的信仰，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态意味，而这种生态文化意识在时空的传递中，逐渐成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最直观地表现在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观念当中，如苗族人民的“神木崇拜”，土家族孩子出生时“栽喜树”的传统，壮族人民“万物有灵”的信仰。这种自然崇拜体现出生态文化当中的制度性，表现为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不是束之高阁的文化成果，而是成为维护生态环境的指导思想，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的开发力度。将生态习惯逐渐发展为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只有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生态文化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同时也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生态文化是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与文化不同的是，生态文化也反映了一种价值观，即人们对自然的态度——生态价值观。生态文化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文化积累，是由某一地区国民生活的生产方式、民间原始宗教信仰、习俗、道德和其他文化元素构成，具有独立特征的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一代又一代沿袭下来的针对生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以及保护的成果，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是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经验等文化的沉淀。
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于1955年发表了他的《文化变迁理论》，在此书中阐述了有关生态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这本专著的出版也被广泛认为是生态文化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斯图尔德认为，文化与其生态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这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互为其因果。除此之外，他还提出环境适应的概念构成了生态文化学之根蒂，相近的生态环境之下会孕育产生出近似的文化形态及发展线索，而不同的生态环境则培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后来，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界定生态文化。例如我国著名的生态哲学家余谋昌教授认为：生态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文化概念，它具有可替代性。就生态文化的内容而言，它是一种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主义的新兴文化，它是指人类在开展各种实践活动中，以追求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系统平衡为最终愿望的一切活动成果，同时也包括人在与自然相互交往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等
。
结构是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一言以蔽之，就是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态文化分为精神、行为、制度、物质四个层面，其中精神层面占核心地位。
结构与功能是一个矛盾的二元体。一方面，它们相互依存，彼此联系；一方面又是有所区别。
生态文化的物质层次，广义上涵盖了被人类保护或改造的自然生态系统，在狭义层面上，则主要指各类生态文化的物质载体；要丰富生态物质文化的范畴、提高生态物质文化的质量，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构建一个繁荣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与文化体系。
生态文化的精神层面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类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理念上的认识程度。它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等，其中生态哲学是生态精神文化的核心，对于其他方面具有指导作用。生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影响和制约着生态文化精神。
生态文化制度层面是与生态相关的所有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的总和。生态文明建设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脱离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也一定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关的。生态文明的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决定着生态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程度。与此同时，生态文化又是相对独立的，有着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系统。国家层面的制度影响生态文化走向的同时，也给予生态文化发展最大限度的保障，这种制度保障让生态文化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掘和应用。
在对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这一概念作界定时，有学者的出发点是以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文化来作界定划分。例如，南文渊曾经对西藏的民族生态文化作详细的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提出“藏族人民在对于这一问题的思索与对策时，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他们民族在对于这个世界、环境和社会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一种民族观念和具有一定特色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称作是藏族的生态文化。”
中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民族，而有的学者在研究生态文化的时候，他们主要是以这个大民族中某一地区的某一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因此，这样的生态文化就被称作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就像郭家麒曾提出来的：“世界各个角落居住的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都有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方式，到如今为止依然保留着很多和某一特定环境相适应的，与他们的生存环境的发展等相符合的生态智慧与意识形成的理念知识，而这些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念与当地的生态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并且与特定的生态环境兼容，和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发展的概念是一致的，并与当地的文化知识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民族生态文化。”
关于民族生态文化，喻见就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这样解释道：“贵州的少数民族所体现出来的生态文化是传统的，是具有生态性的，它是在人们对自然的合理利用下产生的一种具有聚集民族性的文化。”
但是真正意义上对“民族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做出清晰明确定义的是何明，他提出：“中国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生存社会里具有对自然尊重、顺应自然规律并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注重对自然的保护，从而衍生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在最高境界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总称”
。
结合学术界的有关定论，我们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定义做了清晰明确的划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各个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以独特的生态观和文化观，甚至是对宇宙的见解的理念为引导，调整生态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探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有关生态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甚至是精神文化，对这些探讨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做一个融合，形成的就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
首先，少数民族的生态观十分独特。在少数民族之间形成的这种生态观是基于一种具有独特智慧的“本土生态文化”上建立起来的。所谓的本土生态文化就是：在某一特定的民族或者特定的地区里社群就他们所在的环境和生态系统之间对文化接受的一种知识总结，是有关联的民族或社会群落在祖祖辈辈的生活经验中积累并完善起来的一种知识系统。
本地生态知识相当于普通生态知识，同样地，各民族的生态观和共同的生态观也是对应的。也就是说，“生态观这个概念是人们根据自己与这个自然界和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所呈现出来的判别与态度”
。大量的实地调查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区域有很多当地的生态知识，“不但精准，还具有不可磨灭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但却因为这些区域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地，所以被蒙上了很浓郁的宗教意义，”
所以，这样的本土生态知识实际上具有科学与信仰，宗教与巫术的综合意义，它深刻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甚至是其他民族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在引导和带领这个民族的生态行为、民族生态文化的孕育生长以及发展继承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观以及所形成的宇宙观使得民族生态文化的发展又有了一个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在传统的社会里，尤其是具有多个少数民族的国家里，这些民族秉承着人文的生态系统，以及自然的生态系统的彼此依赖共存，在这样的整体生态文化观念的基础之上，人、神、自然又是这个系统里面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将这种整体称作是宇宙观。在他们的观念里，人和自然的来源都是一样的，就如同人类，由同一个母亲生出，或者是同父异母之间的兄弟姊妹，他们之间是近亲与血缘，那么人和自然也一样存在着某种密切的联系，而这个世界的中心既不是人，也不是自然界，而是超越或是覆盖在人和自然之上的某种神秘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无处不在，但又无法触及，所以人们将这种抽象但又存在的力量用现代汉语的语系来表达——“神灵”，它存在于人类的意念与精神世界里。
正是在这样一些神奇而又具有民族文化的观念的指导下，使得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独具特色。
第三，就是对生态文化的结构问题的探究。在对文化的划分里，学术界将生态文化划分为三类，即物质、制度以及精神方面。
这种划分就跟何明对于民族生态文化的主要内容的阐述有着大同小异的地方，看似这三类文化之间各成一派，但它们并不是孤立地单独存在的，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互融合，而且完整地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功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促进民族生态文化的繁荣上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
第四，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人类文化正是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从这方面来说，人类文化实际上可以分为“如何调适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如何调节人自身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的文化”“如何处理人类与自身矛盾关系的文化”三个类型，那么我们现在所探究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实际上就是在探究“人类如何处理他们自身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实际上就是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理念形成的重要组成成分之一。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已然”文化与“应然”文化。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实际上就是历史的产物，更确切地说，它原本就存在于某种文化里，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有机条件的出现，而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文化，但是生态文化是当下学者们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对构建现代社会的一种深刻的反思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文化，是人类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应当拥有的一种顺应时代的新文化。生态文化是文化发展至今的一种新潮流、新形势、新阶段，而“生态文化的出现也寓意着人类价值观念的一个彻底性转变”
。
区别之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态文化是人文与自然科学文化的相对应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正因为这样，有学者说21世纪实际上就是“生态文明”的时代，这也符合当前全球化思潮下的生态文明潮流的发展。
区别之三，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出现是以本民族生态观为借鉴与根本的，但是生态文化是建立在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念之上的。有学者认为，生态价值观是促进生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根源
，但是生态价值观又是在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生态观上出现的产物。
所以说，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带有很浓郁的宗教色彩的，而生态文化则是有科学依据的。而有的学者也将这种在科学基础上形成的文化称为“普世化文化”。
但是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和生态文化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生态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文化形态，不仅来源于对当下社会状况的认真反省，也来自于对人类文化的批判、继承，其中就有对民族生态文化的批判继承。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就可以看作是“源”与“流”的关系。
虽然系统论和生态价值理论形成于20世纪后期，但它们思想的出现、形成以及流传却是漫长而多变的；其中在中国少数民族间形成的生态观就是其组成的重要成分之一。
因此，所谓的生态文化建设，假若没有民族生态文化在内的文化之源的滋养，就会成为没有源头的水，没有根的树，是不存在任何研究价值的。
有关生态文化的研究内容丰富，主要涉及内容、特点、生态结构、意义价值等多方面，现将国内近年来的研究作简要概括。
近年来，围绕文化本身内涵、特征、体系结构和意义价值等内容，很多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廖国强、关磊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逐步累积而形成的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中富含具有独特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等生态思想。民族生态的内容主要是调节生态和文化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另外，他们还阐述了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文化二者间的区别和联系
。南文渊和卢守亭认为人类在认识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正确认识自然环境的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改造自然从而形成对生态环境一种新的认识
。陈寿朋、杨立新认为生态价值观可以指引入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从侧面折射出生态文化对民族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
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一直是一个研究热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保护，很多学者也做了相应的研究。王孔敬指出生态脆弱的西南地区苗族传统生态文化具有复杂性。由于受到历史和战争等多种原因的影响，自然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他对西南地区苗族生态文化提出较为完善的保护措施，倡导各地区深入分析和研究生态文化脆弱地区，将传统生态文化进行分级、分类保护
。南文渊指出，在生态环境脆弱的偏远地区生存，一直是各地区民族生存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藏地区，生态和生存问题一直是一个大挑战。藏族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解决，形成了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基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范波指出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在民间信仰、山地农耕的生态方式、村寨布局、生活习俗乡规民约和长期的生活习惯中，有民族认同性、约束性及珍贵性等多方面的特点
。卢艳玲指出西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具有内容广，关注视角多，研究方法多元化和研究问题客观具体等特点。但也存在很多不足，而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很多研究只停留在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表面概述，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如何传承和弘扬等问题研究单一，不具有完整性，并且缺乏整体性思维，忽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特征与经济条件有效整合
。
基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价值，学者们逐渐关注如何对其传承和保护。例如，姚霖认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含丰富的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和独特的民族生态观，适度开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有利于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程，有利于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重要的思想指导意义
。龙丽波、吴若飞认为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含可供开发利用的巨大潜能，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来源于民族生态文化所提供的思想基础
。
关于生态文化的传播，相关学者也做了研究。胡铁生、马继指出了网络媒体生态传播具有多元化的主体格局、以门户网站为主要表现形式，传统媒体网站和商业门户网站的生态传播现状的特点。虽然网络媒体已经成为生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但网络媒体的生态传播还存在不足：网络媒体快速发展下，生态传播的主体力量、核心价值和影响范围等方面还较弱，有待进一步加强。增强全球生态传播意识、报道的平衡性和层次性有待完善
。刘祥平阐述大众传媒对生态文化的传播有很强的作用，认为民族文化的传播要大力抓好网络建设工作，努力抓好海内外知名传统媒体的借用工作，提出大众传媒拥有独特的信息传播功能，对文化传播作用明显。贵州应实事求是，遵循客观发展规律，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为民族文化传播服务
。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国内很多学者对生态文化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做了相应的研究，从多角度阐述了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包含复杂的生态文化思想。而生态文化的传播有待提高。近年来，网络技术迅速发展的科技时代，要利用传播媒介为文化服务，传播生态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将原生态文化与时尚传播理念相结合，发挥青年群体的骨干作用，促进生态文化的保护。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也做了相应的研究，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拓展到更多领域。其研究范围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与民族学相关的研究，侧重于研究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二是与生态学相关的研究，把民族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主要深入挖掘民族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民族生态系统特点、作用等方面。
王冬雪指出英国学者C·P·斯诺1959曾做过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演讲，关于“两种文化”问题，我们把它称为“斯诺命题”。付广华指出美国民族生态学具有的特征，民族生态学仅仅是理解传统生态知识的一种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看待环境的观点，不能用它来解释所有的问题
。
国外民族生态学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一系列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例如，美国著名学者Conklin H C提出“民族生态学”的概念，同时他也采用这种概念和方法对传统生态知识作了相对系统的研究
。2004年英国民族植物学家G.J.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盖了地方群体的自然环境关系间的研究，研究涵盖了民族生态学。Kimmerer认为传统生态和科学生态知识有相同起源。民族生态学自诞生之初就将生态文化作为研究对象
。
如上所述，生态文明在研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相关理论，包括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民族生态学等。国内外大部分学者主要阐述民族生态学和人类生态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生态文化的内涵、特征、体系结构和意义价值等方面。而对于民族生态学和生态人类学在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保护领域的宣传和传播方面研究较弱，从而对少数民族生态的保护和传播力度不够，少数民族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一是大部分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内涵、特征、体系结构和意义价值方面；二是缺少从贵州地区和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的方面传播生态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传播影响范围小，缺少对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价值的深层次研究。本课题主要综合生态文化保护和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传播，将产业结构和当地资源状况综合研究，结合少数民族生态观和现代新媒体技术实现生态文化线上线下互动传播，从而提高全民生态意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传播和保护，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
1.归纳演绎法：主要用于总结前人研究成果，从不同维度出发进行梳理，项目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的模式和策略、传统生态文化的价值开拓及赋值等与本项目研究有关的要素进行深入探索，了解当前国内外生态文化保护与传播现状，更好地为生态文化的传承研究提出参考依据。
2.定性分析法：本文从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创新与传播出发，其理论机制在于通过观察总结研究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传承必要性和矛盾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的客观发展方向进行研究，提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的优化方案。
3.比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是把整体分为部分，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分别加以研究的一种思维方法，通过与国内外研究现状、贵州生态文化特征、贵州不同少数民族以及不同区域同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分析比较，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系统整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创造性保护、转化与传播策略，充分发挥其促进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4.文献研究法：主要是指通过收集与主题相关的中文或英文文献并对其详细地分析与梳理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法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文献中与少数民族相关的内容，概括总结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
最后，在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中，不再采取单一的研究方法，结合多种方法对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习俗、生产方式等中的生态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