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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王“制礼作乐”，传诸后世，成为吾国固有之法政传统的底色。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古代的雏形——国家政治层面的“封禅”与“登极”、民间秘密社会层面的“盟誓”即导源于“礼”，其目的在于顺利实施社会整合，保证政治权力秩序的稳定，继而维系、增强其合法性基础。
与就职宣誓制度在西方历史脉络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宗教信仰进路有别，
此制度在中国古代发皇与递嬗的轨迹乃笼罩在“天道”的纲维之下。在中华文化的语境里，大致可将“天”分为三种类型：自然之天、神秘之天、哲学之天。起初，“自然之天”垂象，而圣王则之。而后，圣王以人事解释自然界，再拿这个人事化的自然界来做人间的模范，
“神秘之天”应运而生，其影响力在殷商时期达到了顶峰。迨武王伐纣，变革天命。自此，“皇天无亲，惟徳是辅”
之“重德主义”日益流行，以至君主咸认“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与此相应，“神秘之天”逐渐让位于“哲学之天”。要言之，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政治层面的封禅、登极等基于天道的就职宣誓制度的雏形乃是针对“哲学之天”而言的。君主通过在宣誓仪式中竭力维护天道的神圣，使王权借助仪式的外在形式突出，“促使人们产生对王权的服从与恭顺心理，从而将对神祇的祭祀转换为对王权的敬从”
。同时，民间秘密社会的江湖中人则更多地利用天道先前具备的“神秘之天”的超验性歃血为盟，在“天”的鉴临下发誓赌咒，并乞请“天”的超自然力量坚决惩罚违背誓言承诺的宵小之徒。故自秦以降，每当王朝统治阶层“德衰”以致社稷凌夷、民生凋敝之际，底层民众乃通过神秘的盟誓环节整合起来，结成秘密社会的政治性团体，标举“替天行道”的大纛，直接挑战旧的专制王权的合法性，而原先身居草野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乃“吊民伐罪”“顺天应人”，举义成功后“创业垂统”“以为民极”的新的合法性基础亦在此过程中得以孕育。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成果认为，先秦时期之“甘誓”“汤誓”“牧誓”“费誓”是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古代的雏形。这或许是望文生义的结论。因为前述文献所谓的“誓”，乃是指君主对臣民下达的军事动员令，而非“宣誓”。此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誓”的内容充满了腾腾杀气——“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
，“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
，“汝则有常刑”
——这与就职宣誓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相较可谓差之千里。
钱穆先生有云，新旧是生命之一串，古今是历史之一环。
近世以降，在民权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下，封禅、登极与盟誓等制度在近代中国发生了转型，构成了催生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在民国元年诞生的本国资源，并从文化传统、人群心理等方面滋养、推动着这一立宪主义新制度的演进与完善。鉴于此，考察国家政治层面之封禅与登极在中国古代所历经的流变与消长、发掘其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传统、探求先秦时期国家层面重要的盟誓制度自秦以降逐渐盛行于民间秘密社会的缘由，不仅有利于廓清学界相关认知的混淆，更有助于深刻把握中国古代就职宣誓制度雏形在近代的转型问题，亦即通过比较中、西就职宣誓制度的源流在前现代所呈现出的差异，揭示这一制度在跨入近代中国门槛时得以回转的空间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