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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文明法治之国，莫不以宣誓为法治之根本手续也。”
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建立“宪法宣誓制度”，要求“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
。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颁布，宪法宣誓制度自始有法可依。该决定在四中全会决议案的基础上，将参加宪法宣誓的公职人员的范围扩大至“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循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为适应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需要，对《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予以修订。同年3月，宪法宣誓制度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入宪，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首次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就职。申言之，这一制度在面向公职人员开展宪法教育、塑造公众宪法信仰、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宪法的氛围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而它的正式确立，必将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推进宪法实施。
“在142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中，规定相关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宣誓拥护或效忠宪法的有97个。”
面对这个备受瞩目的时事热点和历久弥新的宪制问题，学界自不会缺席：近年来，基于宪法学或政治学的视角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政策分析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实际上，相关研究已持续了三十余年。
综观这一学术研究脉络，不难发现，“就职宣誓制度”“宣誓制度”“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领导干部宣誓就职制度”“国家元首宣誓制度”“政治宣誓制度”“公职人员宣誓就职制度”等名称多为学界所使用。而自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起，学界对相关研究对象的称呼旋即以此为准。不可否认，官方对这一新制度的命名契合旨趣，凸显了“依宪治国”的精神，具备相当程度的科学性。然以学术视野观之，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前现代社会，并无诞生于近世的成文宪法，但存在封禅、登极、盟誓、加冕等蕴含宣誓元素的政治仪式。这些仪式历经损益与流变，作为一种源流，促成了近代以来明定于成文宪法的宣誓制度的问世。故倘以“宪法宣誓”的概念加以衡量，不免挂一漏万，忽略了这一制度的历史之维。同时正如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所言，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时至近代，宣誓制度虽多体现在成文宪法中，但因受多样的法政思潮与人群心理的影响，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所规定的宣誓对象多有差异：或“人民”，或“上帝”。“宪法宣誓”可能并不是对该制度实践之维的最精当描述。平情而论，从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所谓宪法宣誓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的制度设计，仪式的展演服务于“就职”之目的。鉴于此，为周延起见，笔者拟将拙稿的论述对象表述为“就职宣誓制度”。
“要使西方思想符合中国之用，必须在吸收之后加以消化，使它能成为中国式的东西，需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糅合；盲目吸收，反而有害。”
历史昭示我们，域外文化与本土文化相遇后，唯有经过跨文化的调和与会通，方能浸润人心，风教流行。同时，传统文化唯有在异质文化的参与下，经过转化与发展，方能日新又新，成为增强民族自信力的源泉。我们知道，由“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到“西体西用”，再由“中西合一”到“参考古今，博稽中外”
，在会通中西的法政思潮、制度递嬗与转型的轨辙引领下，中国近代的法律得以跻身世界法律之林。
就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而言，其创始于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思想、学说、主义的三大源流——“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与“独见而创获”
体现了浓郁的会通中西意识。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那一幕，正是其承祧中国传统盟誓的思想资源，同时将近世西方就职宣誓制度中所体现的自由、民主、法治等新精神加以融汇的庄严的仪式展演，而民国时期近四十年的就职宣誓制度演进史亦肇始于此。
110年前，辛亥革命爆发，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从那时起，国人对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绝对超越指向的追求与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奋斗交织在一起，在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之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基于以上研究背景，笔者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尝试以法律史为视角，从固有传统、借镜转型、近代创制三个维度着手，运用历史陈述、文献分析、比较法学与多模态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的源流进行爬梳，并嵌入式地考察、分析其源流背后所蕴含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学界对就职宣誓制度的研究层出不穷，近年来更呈现出井喷态势。然而当笔者查阅这些文献时，发现其大多是基于宪法学或政治学的研究视角，结合《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进行政策、理论分析的文章；少部分论文则是从域外背景出发，通过分析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法律传统和相关制度，讨论其对中国当下制度的借鉴意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是我国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的主流研究路径。对于当代中国就职宣誓——宪法宣誓的运作而言，在借鉴西方历史经验的同时，更要“向后看”，从本国历史文化中汲取养分。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可能涉及的研究内容作了进一步区分，将其概括为更加具体的专题性问题。这些问题代表着笔者思考的角度和方向，它们将从不同层面描述、阐释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的不同方面，力争全方位呈现这一制度的全貌。这些专题性问题汇总如下。
（1）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雏形分为两个层面。其中，在国家政治层面包括封禅与登极。这二者经过了何种流变与消长？其背后蕴含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传统又是什么？此外，盟誓是先秦时期国家层面重要的宣誓制度，然自秦以降，盟誓逐渐盛行于民间秘密社会，其缘由为何？中西就职宣誓制度的源流在前现代
所呈现的差异为该制度从中国古代向近代的转型提供了回转的空间与方向，在民权思想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冲击下，传统国家政治层面的封禅、登极与民间秘密社会层面的盟誓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转型？存在张力的朝野两种宣誓传统又是如何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达成妥协的？
（2）1912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正式创立。对这一标志性事件，倘从仪式与誓词的角度切入，又能挖掘出怎样的意义？孙中山将就职宣誓制度在民国初年引入国家政治生活，是受其固有的宣誓观推动的，而孙中山如此重视“宣誓”这一仪式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据孙中山个人自述，其法政思想有因袭固有、取镜泰西、个人独创三大来源，与之相应，在孙中山学说中占重要地位的宣誓观具体继承了我国宣誓传统中的哪些资源？又借鉴了西方就职宣誓制度的哪些经验？
（3）自北洋政府时期起，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开始明定于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这些规定创制的旨趣为何？当时又是如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运作的？1915年和1917年分别发生了袁世凯“称帝”与清室复辟事件，其间就职宣誓制度又经历了什么变化？在这个时期，孙中山在海外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重振党内的宣誓传统，而中华革命党对宣誓制度作了哪些规定？制定过程是怎样的？创制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在“护法”期间，孙中山先后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和非常大总统，对这两场政治仪式又能挖掘出怎样的意义？若将北洋政府的就职宣誓制度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在野政治力量对就职宣誓制度的相关主张加以比较，二者有何差异？又将如何进行解释？
（4）1924年“一全大会”的闭幕标志着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在此之前，护法战争失败后，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对入党宣誓是如何加以继承和改进的？1924年改组完成至1928年“北伐”结束，中国国民党及其政权又对就职宣誓制度进行了何种擘画？迨至“训政时期”，在党务层面，中国国民党对党内人士、人民团体负责人、国家公职人员的宣誓就职活动是如何规范、制定与建议的？同时，在政务层面，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就职宣誓制度又是如何拟定与创新的？“抗战”胜利后，总统就职宣誓的制度和誓词载入《中华民国宪法》（1947），在此部宪法历时十三年的议定过程中，总统誓词的表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中又能解读出什么？依据宪法，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正、副总统，并于1948年举行了宣誓就职典礼，这是近代中国在国家层面举行的最后一次宣誓就职典礼，也是中华民国在名义上进入“宪政时期”后举行的首次国家元首的宣誓就职典礼，从仪式的角度而言，这个颇具历史性的典礼是如何展演的？
（5）从1912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48年蒋介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先后演进了近四十年。其横跨了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历史时期，历经了“军政”“训政”“宪政”三种政治运作模式，积淀丰富，影响深远。倘若从宣誓仪式、符号、誓词等角度对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加以分析，可以得出哪些经验与教训？
以上五个专题性问题构成了笔者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框架，笔者将据此组织拙稿的结构与内容。申言之，本书共有4章：第一章，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古代的雏形与近代转型。该部分从“天道”的角度探讨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从流变中分析其背后的法律思想与政治传统。之后，主要分析在近代民权思想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古代就职宣誓制度雏形的转型以及朝野两种互相冲突的宣誓传统是如何在清末民初达成妥协的。第二章，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的创立与孙中山宣誓观。主要基于仪式与誓词，挖掘孙中山1912年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背后的意义。而后，在孙中山学说、思想中探寻其如此重视宣誓问题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依循孙中山会通中西的学思意识，总结、提炼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在中国固有之法政传统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的源流。第三章，北洋政府时期就职宣誓制度的发展。此章拟通过议事记录、制宪史料、政府档案等文献，结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以相关条文为依托，对包括中华革命党、护法政府在内的北洋政府时期朝野双方的就职宣誓制度进行嵌入式分析。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就职宣誓制度的定型。旨在从党系与政系两个层面入手，结合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府的相关会议记录、公报、档案及政学界的思想动态，对该时期的就职宣誓制度和仪式展演加以分析。最后一个部分，结论：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的检视。本章从仪式、符号、誓词等方面入手，通盘考察、分析、总结近代中国就职宣誓制度在近四十年发展历程中的成败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