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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红玉在第二天雪后初霁的早晨，看见了周渝生远去的脚窝还浅浅地留在门外边的一条小路上。然而，周渝生这个人已经远去了，谁也不知道周渝生去了哪里，这个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一身绿色的军装把三大队八小生产队长一家人蹲的茅坑，也映出了颜色，仿佛有鸟儿在歌唱。
清早起来站在卢红玉门外不远叫一声喊声的生产队长，这时站在原地一言不发，他背着一双长满老茧的手，高声朝大田下的竹林喊：“动——工——啰！”而后，转身对还睡在屋里的卢红玉说一声：“还睡到干啥子！”卢红玉睡在冬天暖暖的被窝里，她昨天夜晚梦见了周渝生，不知周渝生这阵到了哪里，还背着那个军用挎包在雪地里走吗？听到生产队长叫出工的喊声，卢红玉披衣出门了，她开门的时候看见生产队长已经转身走了，肩膀上挑着粪桶。在这个寂静的乡村里，生产队长说的话谁都可以数得清楚，他面无表情去百里之外的地方买猪赶场，不说一句话。生产队长从来都是独往独来，有时像一股风，有时像一个影子，更多的时候是铁青色的脸。当生产队长把毛主席语录捧在手里的时候，乡村景致里便多了一种牙牙学语的童声，听起来如同川戏人物中的小花脸。
公社的广播又响了起来。
“各大队知青注意了，吃过早饭后请到公社礼堂开会，下面再广播一遍，下面再广播一遍……”
卢红玉走进了公社大院，全公社一百多知青都来了。卢红玉的目光在清晨柔滑的光线里捕捉到了公社书记的那张脸，那是一张酷似梁山好汉的脸。公社书记看见了卢红玉，脸上绽出微笑，说：“这么早就来了！”卢红玉想说啥，却没有说，咬了咬红红的小唇。公社书记说：“昨天夜晚那个送反标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这阵关在伙食团的柴屋里哩。”卢红玉坐到公社礼堂的石头屋里，全公社一百多知青大都来了，鞋子上都糊着新鲜的泥土，有的人的脸上还看得见被晨风拂过的白色的霜露。卢红玉听说，最远的知青已经到了近五十里的邻县地界，这么早赶过来就是为了听公社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
公社书让果然在台上说话了。公社书记说话的声音回荡在公社这座石头大院里，嗡嗡声不绝于耳：“同志们，你们知道是谁用红苕在养活你们吗？你们知道是谁把省下的粮食装到你们的肚子里吗？是我们贫下中农啊，是我们父老兄弟和父老乡亲啊！”紧跟着，公社书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武装部长的乡秘书，那个面容清秀的小个子秘书这时竟然笑了笑。
“……可是，有人不愿意看到我们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啊！这些人不甘心作垂死的挣扎，到处煽风点火，把阶级斗争搞到我们这里来了，这个人是谁呢？”公社书记微笑着，很长时间不置一语，将两只手按在桌沿上，转来转去地看着大家。
卢红玉去了一趟茅房，再经过伙房时，她看见了被捆着的周渝生。周渝生被五花大绑扔在柴堆边上，一匹亮瓦在天上的青色之中。周渝生还戴着那顶绿色的军帽。周渝生被反捆着的身子蜷缩在亮瓦下面。卢红玉找到了案桌上的一把菜刀，周渝生睁大了眼刚想说啥，卢红玉赶紧捂住了他的嘴，说：“渝生，赶快从房顶上跑吧！”一个身躯伟岸的武装民兵，正持枪站在伙房外的茅房边。周渝生被松了绑之后，竟在原地跳了几下，然后顺着伙房的柴堆爬上了亮瓦。卢红玉看着周渝生钻出了亮瓦的屋脊，转身的同时被一支钢枪牢牢地顶住。卢红玉听到了一声冷笑：“今黑晚下你随我来，啥子都不存在。”公社书记作完报告走进伙房的影子，永远是一个谜，公社书记作完报告到了柴屋，扬起他那张大手在武装民兵的脸上扎扎实实来了一耳光。
这天夜里红土地上有两个人坐卧不安，一个是生产队长，一个是公社书记。
年轮划过，恍若烟火。
1971年酷暑八月，周渝生从报上得知了一个情况：省里有一个记者团要到公社来访问，顺便还要到乡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而且还要从周渝生所在的生产队经过。当天中午，周渝生收工后就到太鱼公社去了，他先在小食店吃了饭，完了到供销社去买了一桶油漆，又买了一把排笔，就是那种写毛笔字的刷子。走到公社大院，周渝生四处看看，没有发现有什么招工组进驻公社，更没看见省里来的记者在公社伙食团吃饭。周渝生正要离开，却被公社邓秘书叫住了。邓秘书是从哪个刺斜里弑出来的，后来当了总经理的周渝生至今都不知道。
“周渝生——”邓秘书是小个儿，声气却很大。
周渝生站住了，他很少到公社来，面部表情有些尴尬。
“最近在干啥子？”邓秘书问。
邓秘书这样问是正确的，因为邓秘书是公社一级的领导，周渝生作为一个下乡知青应该如实汇报，周渝生回答说：“没有干啥子。”
“没有干啥子哈？”邓秘书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又说：“有啥子情况可以给我们汇报啊！”
“要得。”周渝生首先自乱了方寸，说话都差点哆嗦，心头想，该晓得不到公社来转转哟！
这天午后，周渝生回到生产队心神不安了很久，躺在那张木头大床上左思右想：他想，是不是公社发现了他投递反革命信件的事，是不是晓得了与境外敌人特务在丹山镇联络的事，还有……可想来想去，周渝生都没有想出可疑的事来，最后他否定了被公社列入黑名单的念头。
等了三天，省里的记者都没有来，到了第四天周渝生从赶场回来的一个农民嘴里得到了情况：来了，昨天下午才到的，明天在公社吃过饭后要到中和区采访，而周渝生知青屋背后那条小路是必经之路。
下午三点左右，周渝生已经爬上了那座山约三十米的悬崖，他是从山上往下放的绳子，把自己挂在绳子上。公社一行人和省里的记者来到这里时，周渝生刚好把一行字写完，正在完成一个惊叹号。太阳很大，火红的太阳晒得青山绿水都没有了生机，清早起来山路两旁的露水早已不知扯到哪里去了。田里是收割了谷子的气象，一桩桩的稻禾被镰刀割得整整齐齐的。路边的杂草在太阳底下薄薄地铺了一层，蔫蔫的。记者和公社书记走到山崖下，远远地望见一个人挂在半山腰上，都停下了脚，公社书记问随行的邓秘书：“山上吊着的那个人是不是知青？是哪个生产队的？”
邓秘书忙把大队支书叫过来，问：“是不是你们大队的知青？”
大队支书赶紧说：“大队几十个知青，这要问问他们队长？”
队长姓周，三十多岁，马上跑到跟前朝上望了望，说：“是的，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那个周渝生！”
公社书记发火了：“太不像话了，把这个人叫下来，捆起送到公社去！”
十来分钟时间，来了几个基干民兵，持枪对着周渝生，在悬崖下喝道：“下来——听到没有？再不下来，我们就开枪了！”
周渝生的腰杆上用一根皮带挂着一个红色的油漆桶，桶里装着一红色的油漆，他手里已经把惊叹号长长地拉直了。这时，周渝生回过头来朝悬崖下面看了一眼，高声喊道：“我这就下来！”
一行来的记者连续拍下了这一组镜头。
周渝生在悬崖上写的是五个大字：毛主席万岁！
太阳正是午后，川中腹地的杨家坪到处是一片热浪，树上的知了不停地鸣叫着，山峦上路断人稀。周渝生一步一步往上回收一条碗口粗的棕绳，他腰杆上的油漆桶左晃右晃，爬上山崖马上即被大队的武装民兵押走。
第二天，公社给周渝生定的罪名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周渝生原本是想给省城的记者来一个惊喜，给公社书记和大队支书等人一个热爱毛主席的形象，好好地挣一回表现，争取早日从农村调出。出这回挨重了，落得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公社书说：“周渝生，你以为我们不晓得你干的事，早就有人注意你了！”
周渝生收听敌台和参加反革命组织，很快由省公安厅核实材料，准备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送劳改。这是周渝生完全没有料到的，他没有否认其犯罪事实。周渝生很快被捆，扔到公社伙食团案桌边，公社准备第二天派人送省厅，然后由省局来人再送四川雷波省劳改农场。各种材料都准备好了，公社书记还是很有些拿不稳，这是关系到知识青年的大事，他同公社武装部长商量。武装部长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老同志。武装部长把一张报纸递给公社书记看，公社书记一看，就傻眼了。
1971年8月14日，四川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赫然印着这样一行大字：知青周渝生用生命抒写对毛主席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