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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人之量”的本质，是为敌人留一条归顺的退路，也为犯错的人留一个改过的机会。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从不把事做绝，而是事事留有余地，给人留路，也是在为自己铺路。
细数中国历代承上启下的开国君主，在面对百废待兴、人心浮动的新王朝时，为了巩固统治，往往少不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朱元璋血洗朝堂，落得“暴君”之名；刘邦“鸟尽弓藏”，韩信之死成为千古遗憾。这两位无疑都是历史上的雄主，却都未能真正参透一个“容”字，因而在史书中留下诸多争议。
唐天祐四年（907 年），梁王朱温接受唐哀帝“禅让”，建立后梁，定都开封府。自此，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五代十国拉开序幕。在这段时期，中原王朝频繁更替，政局极度动荡，常常是帝位尚未坐稳，转眼便人头落地。
建隆元年（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宋朝，接手的却是一个历史罕见的“烂摊子”。就好比一个公司业绩停滞不前，高层内斗不休，基层人心涣散，濒临倒闭，而你却临危受命，空降为总裁——如何在这样的局势下重整旗鼓、凝聚人心？赵匡胤面对的挑战只会更加严峻。宋朝之所以没有重蹈五代覆辙，最终走向长治久安，关键就在于赵匡胤深谙“以柔克刚”，以一个“容”字化解了无数难题。
赵匡胤尚未即位，就下令不得惊扰后周太后与小皇帝，不得侵凌朝中大臣，不得掠夺市井府库——服从者赏，违令者诛。他随后更是下诏优待柴氏家族，赐予“丹书铁券”，承诺其子孙永享富贵，即使获罪也不得加刑。在充斥着党争诛杀、斩草除根的五代历史中，此举无异于一股清流，瞬间笼络了人心，也为赵匡胤树立起宽厚仁政的形象，为日后“杯酒释兵权”奠定了根基。
“杯酒释兵权”被后世称为“无解阳谋”。许多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兔死狗烹”；也有人觉得计谋过于简单，甚至近似玩笑——一杯酒便能夺权，天下哪有这等好事？然而，正是这看似平静无波的一杯酒，体现出赵匡胤深不可测的政治智慧。
夺人兵权，如与虎谋皮。上有汉景帝七国之乱，下有明建文帝靖难之役，皆因未能妥善处理“容”与“夺”的关系，最终酿成灾祸。而赵匡胤却能在觥筹交错之间，解除兵权之危，兵不血刃地为宋朝开启了数百年太平盛世。这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高招。
《孙子兵法》有云：“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真正的不世之功，往往看似无声无息，却影响深远。而赵匡胤的成功，正源于他的“容”：他容得下前朝皇室，容得下旧臣旧将，因此立住了威望，赢得了人心。于是他能在宴席之间，以退为进，用荣华富贵换来将领手中的兵权。因为那些将领知道，即便失去兵马，也不会失去尊荣与安稳。
“容”，是立业守成的基石。把握好“容人”的分寸，拿捏好“容人”的时机，就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用最温和的方式化解最复杂的局势。
宽容是一种姿态，其真正的目的，是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合作的大门始终敞开。
哪怕是昔日的敌人，也应给予妥协的空间，不要将人逼入“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的绝境。
但要清楚，真正的宽容绝非毫无底线，它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前提之上。
无论是唐太宗善用魏征，以太子党的旧臣来牵制朝中异议，还是宋太祖优待后周皇族，以荣华富贵换取兵权，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等价交换，而是以小博大的权谋布局。
宽容，也必须建立在不突破自身利益底线的前提下，不能为讨好而牺牲关键利益。
学会用“面子”换“里子”，往往更高明。有一个著名的管理案例：某科技巨头创始人在公司转型阶段，设立“战略咨询委员会”，将资深创业元老安置其中，使他们保住身份与体面，同时顺利实现权力更替。以退为进，是权谋的高级形态。
宽容，是强者手中的利器，而不是弱者逃避冲突的遮羞布。如果自身实力不够、地位不稳，却一味地讲求宽容，只会被视作软弱，被人得寸进尺。真正的宽容，必须以掌握局势、掌控资源为基础，才能化敌为友，转危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