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下法律供给机制研究》（批准号16ZDA063，立项时间2016年11月，首席专家许传玺教授）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首个聚焦“一带一路”法律问题的重大项目，本课题汇聚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等相关机构的多位法学专家。具体包括：

子课题负责人：潘剑锋、车丕照、霍政欣、肖永平、闫立金；课题组主要成员：封丽霞、马一德、姚辉、丁相顺、刘超、王志华、何志鹏、刘敬东、陈福勇、张海燕、毕雁英、韦华腾、李玉基、郭玉军、王娜、张真理、成协中、左袖阳、王洁、罗瑞芳、陶品竹、缪宇、刘劭君、于雯雯、刘蕾、王伟伟、常秀娇、赵宇、石可涵。

本课题于2017年2月开题，在课题组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按期完成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持续关注、研析“一带一路”推进的实时动态，对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实地或访谈调研，组织召开多次国际、国内和课题组内部研讨会（包括在2018年7月首届“一带一路”法治合作国际论坛期间，受外交部和中国法学会委托主办“一带一路”法律交流与合作国际圆桌会议等），认真撰写相关对策建议、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

截至2020年12月，本课题已有10篇对策建议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其中正国级2人次，副国级1人次，正部级1人次，副部级6人次）的肯定性批示，交有关部门研究采纳，另形成研究论文多篇和专题研究报告一部。

2021年3月，鉴于上述对策建议所获批示和采纳情况，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经过审核，准予本课题以“免于鉴定”结项。上述专题研究报告经过必要的删减修改，构成本书公开出版的主要内容。

本书的主旨是：立足于“一带一路”重大构想和倡议，在考察法律供给原理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产生的法律需求；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法律供给重点问题，提出构建以“一带一路”新型法律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法律供给机制，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提供有力、有效的法治保障。

首先，本书集中考察、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产生的法律需求。“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在内容上包括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既需要修订、完善现有部分规则和制度，也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规则和制度。

前述法律需求涉及三个主要方面，即我国、其他国家和国际法。就我国而言，涉外法律制度在整体上——特别是对外投资、外商投资和对外贸易三大部分——还缺乏系统性，各部门立法结构较为松散、协调性较差，在有些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立法层级较低甚或立法冲突等情形，内外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差异。就其他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法律体系、具体法律制度上存在较大差异，蕴含不同法系之间的冲突、不同发展阶段国家贸易投资规则之间的冲突、世俗法与宗教法之间的冲突等诸多法律冲突，法律环境极为复杂。就国际法而言，在已与我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52个国家中，有26个国家尚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有20个国家尚未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不属于任何区域组织，双边和多边协议付诸阙如。在前述立法需求之外，还涉及司法、执法、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多种需求。

其次，本书系统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法律供给的重点问题。对应“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所产生的法律需求，“一带一路”法律供给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国际投资法律供给、对外贸易法律供给、海关国际合作法律供给、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法律供给和争端解决法律供给。

就国际投资法律供给而言，在国内，我们需要加快外商直接投资立法，对境外投资主体、准入程序、监督管理、鼓励支持、服务保障等作出明确规定，统一外商投资立法，厘清外商投资之边界，整合外商投资基本制度，完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2019年3月15日，《外商投资法》已由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填补了此项空白。在国际上，我们需要积极推动修订或制订区域国际投资规则，修订或制订并升级双边投资协定。

就对外贸易法律供给而言，在国内，我们需要尽快清查、废止与“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原则相悖的现有规定，尽快修订、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在国际上，我们需要尽快建立健全“一带一路”贸易信用体系，积极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

就海关国际合作法律供给而言，在国内，我们需要及时修订完善海关立法，增加关于国际合作的明确规定，健全完善贸易便利化促进措施，简化、优化管理制度等。在国际上，我们需要通过区域性、多边或双边贸易便利化安排，借鉴相关发达国家和自由贸易区海关贸易便利化实践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健全完善海关制度，优化贸易便利措施。

就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供给而言，我们需要从商标、专利和版权三大制度中选取急用先行的具体适用制度，由点到面、由规则到原则，逐步推进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

就基础设施建设法律供给而言，我们需要推动加强政府间合作，健全完善基础设施合作机制，特别是工程技术、规范和标准等领域的合作，加强融资模式创新，拓宽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环境和渠道。

就争端解决法律供给而言，面对复杂国际环境所带来的投资和贸易争端风险，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共享与合作磋商机制，建立统一、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柔性机制与强制性程序相结合，持续完善和创新争端解决程序，力求构建适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系统化、便捷高效的争端解决体系。

最后，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本书提出应适时建立“一带一路”新型法律共同体，以此为基本框架，构建可满足“一带一路”实施需求的法律供给机制。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法律供给需求强烈且复杂多样。“一带一路”法律供给需要诸多层次的机制构建，包括法律规则的生产推动机制、协调机制、分析利用机制，以及纠纷化解机制等。这些机制的建立，需要以全新的法律共同体为基本框架。

“一带一路”新型法律共同体应当是以保障主权国家和地区合作为宗旨的、更具弹性和包容性的法律共同体。它的构建不应以法律规则本身的一体化为目的，其核心在于建立并运行成熟有效的法律供给机制。

“一带一路”新型法律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1）以法治为新型法律共同体的基本治理形态；（2）以制度化为新型法律共同体的发展路径；（3）推进贸易规则、投资规则的趋同化；（4）与“一带一路”的推进程度相适应；（5）参与国家国情复杂多样；（6）在经济贸易规则之外，同时推进其他相关规则的必要协调。

“一带一路”新型法律共同体应主要分为三个阶段推进构建。第一个阶段，开展政府间协商与交流，开启法治化进程。第二个阶段，以共同规则为基础，多种合作形式并进。第三个阶段，适应“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推动更高水平的国际法治合作。

例如，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供给，应当借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落户北京的有利条件，以创新发展和知识产权等为主题，邀请“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相关政府部门、产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定期举办“‘一带一路’创新发展与知识产权论坛”，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探讨国际创新趋势、展望发展前景，围绕产业、区域、政策等方面的前沿问题进行深度沟通和交流，集中反映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利益和创新需求，积极参与影响全球创新和贸易规则的创建。

再如，为加强争端解决法律供给，应当高度重视国际争端解决的重要性，承担起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的重要责任，在尊重相关各国法治主权和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快推动建立“一带一路”争端法治化解决机制。如在我国香港地区专门设立“一带一路”国际仲裁中心，利用香港业已形成的法律服务声誉和地位，推动我国仲裁机构“走出去”，在国际商事法律服务领域占据一席之地，积极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创制和实施。针对国内多地争相成立国际仲裁院或国际仲裁中心的情况，应当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发展统一权威的国际仲裁中心，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仲裁体制机制，大力吸引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和感召力的国际仲裁专家（包括外国专家），组成真正权威、一流的国际仲裁员队伍，公正、及时、有效地解决相关国际争端。

通过构建新型法律共同体，我们有望实现对现有国际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变革，积极探索、改进全球治理模式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优化“一带一路”法律供给，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切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毋庸讳言，“一带一路”法律供给是我国乃至全球法律学者迄今需要面对的最为庞大、复杂的研究项目之一。其研究广度、深度和难度（更不必说其体量）都远超想象，远非一项国家社科重大课题或一本书所能涵盖，需要结合“一带一路”的丰富实践，不断拓展、深化、修订并持续更新。在很多方面，本书还有不到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同仁指正。

许传玺
2023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