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感谢参与本书编写的各方人士和机构：

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The MIT Press）：高级策划编辑道格·塞里（Doug Sery），助理策划编辑诺厄·斯普林格（Noah Springer），文字编辑凯瑟琳·卡鲁索（Kathleen Caruso），校对编辑梅琳达·兰金（Melinda Rankin）。

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Calit2）主任拉里·斯塔尔（Larry Star）、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简称UCSD）分部主任拉梅什·拉奥（Ramesh Rao），以及自2007年开始支持我们实验室工作的加利福尼亚电信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所有员工。

2007年，我和诺厄·沃德里普—弗鲁恩（Noah Wardrip-Fruin）共同发起了“软件研究计划”（后来更名为“文化分析实验室”）。我们受谢尔登·布朗（Sheldon Brown）的邀请参观了计算和艺术研究中心后，决定将实验室搬到这里（2008—2012）。2013年，我开始在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教书后，马修·戈尔德（Mathew Gold）便在那支持我的工作。

实验室成员（2007—2018）：杰里米·道格拉斯（Jeremy Douglass）、威廉·休伯（William Huber）、塔拉·塞佩尔（Tara Zepel）、西塞罗·伊纳西奥·达席尔瓦（Cicero Inacio da Silva）、杰·周（Jay Chow）、埃韦拉多·雷耶斯（Everardo Reyes）、迈赫达德·亚兹达尼（Mehrdad Yazdani）、达蒙·克罗克特（Damon Crockett）、纳达夫·霍赫曼（Nadav Hochman）、艾丽斯·蒂芬塔尔（Alise Tifentale）和阿古斯丁·因达科（Agustin Indaco）。

实验室合伙人和访问学者：莫里茨·斯特凡纳（Moritz Stefaner）、多米尼克斯·鲍尔（Dominikus Baur）、丹尼尔·戈德迈尔（Daniel Goddemeyer）、米里亚姆·雷迪（Miriam Redi）、阿尔米拉·阿克达（Almila Akdag）、让—弗朗索瓦·卢卡斯（Jean-François Lucas）、特里斯坦·蒂尔曼（Tristan Thielmann）、宋熙珠（Hijoo Son）、凯·奥哈洛伦（Kay O’ Halloran）、伊莎贝尔·加利亚诺·罗德里格斯（Isabel Galhano Rodrigues）、法尔科·屈斯特（Falko Kuester）、吉姆·霍兰（Jim Hollan）、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布琳·谢泼德（Brynn Shepherd）和利娅·梅斯特林（Leah Meisterlin）。

在实验室工作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山冈索（So Yamaoka）、圣谢·奇曼努库（Sunsern Cheamanunku）、马蒂亚斯·贾基诺（Matias Giachino）、曾翔飞（Xiangfei Zeng）、谢丽·黄（Cherie Huang）、钱达·L.凯里（Chanda L. Carey）、丹尼尔·雷恩（Daniel Rehn）、劳拉·赫格尔（Laura Hoeger）、雷切尔·科迪（Rachel Cody）、德文·梅里尔（Devon Merill）、顾佳（Jia Gu）、阿加莎·曼（Agatha Man）、尼科尔·贝尔纳多（Nichol Bernardo）、鲍勃·李（Bob Li）、凯达尔·雷迪（Kedar Reddy）、克里斯塔·李（Christa Lee）、维多利亚·阿苏林（Victoria Azurin）和王晓达（Xiaoda Wang）。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IPAM文化分析研究所（2016）的组织者：蒂莫西·坦格利尼（Timothy Tangherlini）、蒂娜·埃利阿西—拉德（Tina Eliassi-Rad）、毛罗·马焦尼（Mauro Maggioni）和维瓦尼·罗伊乔德里（Vwani Roychowdhury）。

2005—2020年（从我第一次有了文化分析的念头到完成这本书的期间）我在以下大学及教育项目中担任永久或客座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CUNY）、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斯特尔卡媒体、建筑和设计研究所；欧洲研究生院（EGS）和秋明州立大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院（UTM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