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收获星星

当接到亚利桑那大学的电话、邀请我去面试教员职位时，我感到很荣幸，但并不抱什么希望。面试我的是月球与行星实验室（LPL）的新主任迈克 ·德雷克（Michael Drake）博士。迈克是个夸夸其谈、傲慢自大的英国人，戴着一副大眼镜，自尊心很强。他是行星科学界的泰斗。4年前，我在毛伊岛的一次会议上与他初次见面。作为陨石协会的主席，迈克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将某种陨石与巨大的小行星——灶神星联系在了一起。他详细解释了他的团队如何精心构建科学论据，从而首次——在当时也是唯一一次——为地球上的标本与太空中某块特定岩石之间建立了确切联系，我听得聚精会神。

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迈克和我一拍即合，一天中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如果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可能性。

我回到家，告诉凯特：“我想我们要搬到图森去了。”

加入LPL仅仅一年后，我就受邀成为2002—2003年度南极陨石搜寻计划（Antarctic Search for Meteorites，简称ANSMET）团队的一员。通过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行动，我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地球，当然，也希望能取回一些令人惊叹的来自外太空的新样本。我的最终梦想是找到一块富含碳和相关有机分子的陨石，这也许有助于解开生命起源的巨大谜团。

虽然陨石在全球范围内随机坠落，但大多数最终都落入了海洋；还有一些则坠落在人迹罕至或人类难以抵达的偏远地方。极少数落在人口稠密或可达区域的宝贵陨石，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地质碎屑所掩盖。每天大约有17块陨石降落在地球上，而其中99.999%的陨石都会永远遗失。这足以让科学家心碎。

即使它们最终落在易于到达的地方，时间也不站在我们这边。一旦太空岩石“落户”到地球上，它就会受到水、风、空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微生物会迅速定殖于碳质球粒陨石上，很可能以我们40亿年前最早的祖先所食用的相同化合物为食。当然，它们的“蚕食”使我们回溯这些亿万年历史并尝试拼凑那段历史的能力减退了。

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那段时光里，我从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中收集过陨石。这些岩石之所以完好无损，主要是因为它们坠落在气候干燥的地区，落在了正在脱落沉积物的土地上，使得样本能够缓慢风化、保持未被掩埋的状态。总的来说，沙漠是寻找太空岩石的好地方。例如，在撒哈拉沙漠，陨石样品的繁荣交易为当地居民和当地经济注入了大量现金流。

出于类似的原因，另一个寻找陨石的绝佳地点是南极洲的冰川。第一块南极陨石是在1912年发现的，当时正值我们所谓的南极探险英雄时代，欧内斯特·沙克尔顿（Ernest Shackleton）和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等人探索了这个大陆，他们在此过程中冒着生命危险，甚至常常因此丧命。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就沉迷于南极冒险的故事，想象自己追随他们的脚步，去发现新的地质宝藏。

一位名叫弗朗西斯·霍华德·比克顿（Francis Howard Bickerton）的探矿者在著名的澳大拉西亚南极探险［这次探险因道格拉斯·莫森（Douglas Mawson）的惊人毅力而被铭记，他目睹了两个朋友死去，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掉他的狗］期间，发现了一块重达1千克、后来被命名为阿德利地（Adelie Land）的陨石。阿德利地样本的首次发现表明南极洲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陨石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地理因素。南极冰盖就像一条传送带，在缓慢流向大陆边缘的过程中收集了数千平方英里范围内坠落的流星。横跨南极的山脉充当了冰盖的屏障，基本上阻挡了冰盖和其内部的宝藏继续前行。然后，强大的下坡风开始侵蚀那些冰川，最终露出了被埋藏数十万年的太空碎片，并将它们带到地表，从而在山脚下形成了高聚集区域。

在那时，发现陨石就变得非常简单，只要知道去哪里找就行。在山脚附近的蓝色冰面上，黑色的岩石在这片空白画布上就像白面包中的葡萄干一样显眼，你在那里找到的任何石头都只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在发现阿德利地样本57年后，日本南极科考探险队的一个调查小组发现了南极陨石的集中地。1969年，该小组成员在大和山脉的东南部采集石头，并很快意识到他们可能掌握了宝贵的科学样本。返回日本后，他们收集的9块岩石确实被鉴定为陨石。更令人兴奋的是，每块陨石都是独一无二的，代表着承载各自太阳系历史传奇的独特小行星。这一发现促使日本和美国探险队每年都进行系统的搜索。

不久后，地质学家威廉·卡西迪（William Cassidy）创立了总部位于美国的ANSMET，他的名字如今也被用来命名一座冰川、一种矿物和一颗小行星。自1976年以来，该计划每年都会进行。ANSMET从数百名申请者中挑选出一组由8到12名研究人员——从高中老师到博物馆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进行终极的复活节彩蛋搜寻：在南极洲最南端的大陆上，用6周时间四处奔波以寻找陨石。该计划已经收集了数万份样本，其中包括小行星撞击火星和月球时溅射出的大块样本。ANSMET组织的座右铭是“messis sidera”，意为“收获星辰”。

ANSMET收集的样本会送往NASA约翰逊航天中心，在那里它们会被检查、编目和整理。史密森学会的研究人员会收到每个样本的切片，以提供详细的分类信息。而后，这些研究结果发表在半年一期的时事通讯中，并分发给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学者和科学家可以申请样品以帮助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它就像陨石的公共图书馆，充满了无数等待被发现的奇迹。

这为ANSMET赢得了“穷人的太空任务”的绰号。正如ANSMET所说，这些物品是“免费交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拿到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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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2002—2003年那一届团队共有12人，大家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和机构。团队领导者是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的研究科学家南希·查博特（Nancy Chabot）。我认识南希的时候，她还是迈克·德雷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她感觉自己就像学术大家庭的一员。

卡迪·科尔曼（Cady Coleman）是NASA的一名宇航员，曾两次进入太空。卡迪笑容满面，不过神态威严，她喜欢谈论她年幼的儿子，以及她和她著名的玻璃艺术家丈夫在新英格兰农场的生活。同样来自NASA的卡尔·艾伦（Carl Allen）是约翰逊航天中心的首席馆长。他身材瘦削，性格安静但友善。这次探险还有一位特别的成员——安迪·考德威尔（Andy Caldwell），一位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教师，他参与了“教师体验南极洲项目”。安迪是一位科学极客，他已经在为科罗拉多州的学生们写博客了。琳达·韦尔岑巴赫（Linda Welzenbach）是一位身材矮小、充满活力的红发女郎，热爱音乐和摄影，是史密森学会的策展人。丹尼·格拉文（Danny Glavin）是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小伙子，我亲昵地称他为“小孩”，很快就将他视为自己名义上的弟弟。丹尼最近刚获得博士学位，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从事博士后工作。他曾参与火星陨石化石生命假说的测试，对冰中有机污染的可能性特别感兴趣。

那是11月中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首次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熙熙攘攘的国际航站楼集合。我们互相拥抱、握手，试图找出彼此的共同朋友，或是回忆从前是否有过交集。我们来自不同的年龄段、背景和研究领域，但在那一刻，我能看出我们都有着同样满怀惊奇的表情——我们要去南极洲了！

我们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达新西兰的基督城（克赖斯特彻奇），卸下行李，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开始工作了。南希主持了我们关于探险计划的第一次正式简报。当她在我们面前铺开地图时，我感受到了那种熟悉的兴奋感，那是规划一次荒野长途旅行时特有的感觉。我总是被驱使着前往“以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次南极之旅似乎是我能接近那种感觉的一次绝佳机会。

“今年会有点不同，”南希解释道，“由于ANSMET获得了额外的资助，我们将派出两个小组到南极。4名成员将前往拉巴斯冰原进行一些勘察工作，考察该地区是否值得将来派出更多小组前往。我们其余的人将在接下来的6周内对两个地点进行系统搜索。

“第一个地点是古德温冰原岛峰（Goodwin Nunataks），这是一个著名的冰原，已经出产了数百块陨石。上一次系统性的搜索是在1999—2000年，当时发现了400多个样本，但只勘探了一半裸露的蓝冰区域。第二个地点是麦卡尔派恩山（MacAlpine Hills），位于古德温冰原岛峰的西北部，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会在那里度过。该地区已经近15年没有被搜索过了。到达这两个地点需要经过多次穿越，我们将驾驶雪地摩托拖运数千磅的装备穿越100英里的冰面。”

我们将穿越一些令人惊叹的地形。整个路线会经过横贯南极山脉（Transantarctic Mountains），其中一些岩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前，我期待能目睹一些“南极洲的路边地质”。

南希给了我们合理的警告，每次穿越的时间和我们在收集地点度过的天数将取决于天气、军事后勤以及完成任务所需的工作量。行程确定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准备好面对地球上一些最恶劣的条件。

第二天，我们聚集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物资处理中心，那里的装备就像音乐会上的商品桌一样展示着。工作服、巴拉克拉法帽、皮草和羊毛衫整齐地挂在光秃秃的墙上，仿佛有人仔细解剖了一位南极研究人员，而后固定并标记其解剖结构的各个部位。我们每个人都领到了一套这样的衣服，穿上了和ANSMET前辈们探险时一模一样的保暖用的衣服。在领取并试穿了我所有的装备后，我感觉自己有点像一个俄罗斯套娃：掀开我的派克大衣，露出里面的雪裤，雪裤又包裹着我的羊毛衫，羊毛衫又套在保暖内衣上，最后再搭配一双白色橡胶靴，即便是兔八哥也会为穿上这双靴子而感到自豪。

从基督城飞往南极洲麦克默多站（McMurdo Station）的航班是一次长达8小时的折磨，我们在新西兰皇家空军提供的“奇异鸟”C-130幽闭恐怖的机腹中忍受了整个过程。我们被固定于悬挂在装备上方的货网上，膝盖几乎能碰到对面乘客的膝盖。当飞机滑行准备起飞时，有个人开玩笑说，军队用C-130进行伞兵训练，因为从飞机中跳下去要比坐在里面更舒服。

当引擎轰鸣起来时，我环顾四周的同胞们，想知道他们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受：紧张而又期待，就像过山车缓缓爬上第一个高坡时，你的胃会猛地一沉。就在那一刻，你开始思考，我真的要坐这次过山车吗？在这种情境下，“高坡”就是“回旋镖点”：南大洋上空的地方，飞机越过这个点，就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新西兰了。飞行4个小时后，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要么抵达麦克默多站，要么就以失败告终。

麦克默多站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运营，该基金会资助了我们的实地考察活动。这里是南极洲的主要“社区”，夏季时约有1 000名居民，而在严冬时节仍有250名居民留了下来，那时的气温很少会高于-20℉（约-29℃）。大多数居民都是运营人员，正是他们让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家能够来到这个宁静而冰封的世界。他们在港口、直升机停机坪或三个机场之一工作（飞机不断起飞和降落，满载着热切的、倒时差的研究人员）。他们为车站的车队提供服务，在餐厅提供食物，补充社区市场的物资。这是一种狂野的生活方式，我们团队在这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小镇逗留期间，每天都会惊叹于这种存在。

对我来说，麦克默多站看起来就像一个军事基地或采矿营地，但就实际来看，它非常像一个大学校园。这里不仅挤满了从事各种学科研究的科学家，而且整个地方洋溢着一种类似新生宿舍的家庭般的兴奋感，派对也随处可见。（如果你在南极洲，并且想要放松一下，我会推荐你去“奇异鸟”货运休息室，在那里，客人可以享用史倍茨啤酒、马麦酱和饼干。）

在麦克默多的漫长日子里（实际上，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太阳永远不会落下），我们进行了训练。在进入“深野”之前，我们需要掌握很多如何在南极洲生存的知识。我们的登山教练杰米（Jamie）和约翰（John）教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收拾我们的雪橇，8英尺（约2.44米）长的雪橇可以装载我们所需的一切物资。雪橇非常原始，看起来与欧内斯特·沙克尔顿那一代人用的雪橇一模一样，只不过我们是由雪地摩托拖拉的，而不是哈士奇。看到这些雪橇满载着我们的帐篷、食物箱、安全设备和勘测工具，我对那些在没有汽油发动机帮助的情况下完成这次探险的前辈产生了新的敬意。

尽管我们配备了新型设备，我们团队仍将面临一个世纪前探险家所面临的同样危险的处境：极端的严寒天气、猛烈的风暴和深不见底的冰缝。一天下午，杰米和约翰给我们做了一场漫长而又令人恐惧的讲座，讲述了在野外可能发生的和已经发生的各种事故。他们告诉我们，一名队员因帐篷内的炉子爆炸而被严重烧伤，还有一名队员跌入了近百英尺深的冰缝中。那次讲座让我想起了在驾驶员教育中看过的车祸照片，我走出会议室时心情很沉重，但还是下定决心迎接挑战。

训练继续进行，我们在12英里外的地方过夜，练习搭建营地并演练救援方案。我们学会了如何在没有安全带的情况下固定绳索，如何利用普鲁士结攀爬绳索，以及如何设置滑轮系统来营救队友。杰米和约翰在一次最终考试中测试了我们的掌握情况，他们将卡尔放入冰缝中，并要求我们把他救出来。起初，我们举步维艰。我们无法让临时制作的滑轮工作。当卡尔不小心掉下手套时，我惊恐地看着它以一种诡异而寂静的方式落下，既听不见也看不到它触底的声音或景象。当这一天结束时，我们终于齐心协力，把身处险境的卡尔“救了出来”。

抵达麦克默多的一周内，我们接受了全面的培训，装备也已收拾好，准备运输。尽管如此，距离我们飞往比尔德莫尔冰川（Beardmore Glacier）还有4天，我们将在那里扎营，然后短途穿越前往古德温冰原岛峰。我们晚上在“奇异鸟”货运休息室度过，下午则探索车站周围的区域，包括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的旧小屋，那里的架子上仍然摆满了黑线鳕、小牛肉和卷心菜罐头。

这个孤独的前哨基地让我们工作的历史意义凸显出来。人类总是在突破界限，从不满足于停留在地图上已知的边界内。我感受到了这种渴望，这种不断扩展我们的知识、运用智慧去探索过去并规划光明未来的驱动力。

在我们计划出发的那天，杰米大声敲门把我们叫醒，告诉我们由于天气恶劣，航班被取消了。接下来的两天依旧如此。每天早上，随着信息在我还未完全清醒的头脑渗透，我的希望随之破灭。我们尽最大努力保持忙碌，徒步登上麦克默多著名的观景山欣赏风景，并在9英尺高的十字架前表达敬意。该十字架是为了纪念斯科特及其团队而立的，他们在1912年的一次探险中遇难。十字架上刻有他团队成员的名字，以及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尤利西斯》的最后一行：“去奋斗，去寻求，去发现，而不是屈服。”

终于，在我们抵达两周后，天气、航班时刻表和我们的命运都对齐了。我们的飞机已准备好将我们送往野外。我们将分成两组被送往比尔德莫尔冰川，我所在的小组先走。约翰、杰米、丹尼和我登上了由纽约空军国民警卫队运营的配备滑雪装备的LC-130飞机，并在一堆令人印象深刻的货物前面找到了“座位”。为了支持6周的野外行动，我们每人都带了超过400磅的食物、十几个炉子、带衬垫的厚羽绒睡袋、装满防寒衣物的行李袋、4个帐篷、8辆雪地摩托、16架雪橇、30瓶酒，以及足够的燃料，这些可以用来煮饭、融冰制水和为我们的帐篷取暖。看到我们未来6周所需的物资都已打包，并准备运送到“陨石之国”的中心（南极），真是一番奇景。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横贯南极山脉后，飞机在崎岖不平的冰川表面颠簸着陆。我感到胃里一阵翻腾，那是紧张而又兴奋的感觉。LC-130的尾翼落下，货物被卸下。我敬畏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的托盘从飞机后部滑到冰上。当所有货物卸载完毕后，飞机也停了下来，我们4人也步入了一片荒芜的旷野之中。

在我们搭起帐篷、点燃炉子之前，空军国民警卫队不能离开冰川。丹尼将在接下来的6周里成为我的帐篷伙伴，他和我忙着搭建我们的临时住所并点燃两个炉子。我们完成之后，约翰举起两个大拇指，让飞行员知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几分钟后，引擎点火，飞机从冰层上升起，向麦克默多飞去，我们团队的其余4名成员正在那里等待。

飞机消失在视线里，引擎声也渐渐沉寂。我们4个人就站在那里，看着飞机渐渐消失。很快，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微风吹过冰川上的小冰晶的声音。我意识到，方圆200英里内就只有我们4个生物。这里没有植物，没有动物，没有真菌；甚至连细菌都无法在这里存活。我深吸了一口气，吸入了一口水晶般清澈而又冰冷的南极空气，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纯净。这里的寂静令人不安，孤寂之感几乎让人难以承受。那时我才真正明白我所报名参加的是什么了。

几天后，我们8人小组在古德温冰原岛峰建立了第一个大本营，搭起了4个黄色的帐篷，呈半圆形排列，随后便开始了第一次探险。为了搜索陨石，我们把8辆雪地摩托一字排开，彼此相距约50英尺，就像一支冰川上的骑兵队伍。然后，我们慢慢地加速，像港口里的小船一样在冰面上拖网，扫视着我们各自“车道”中的蓝色冰层。当有人发现样本时，他们就跳下雪地摩托，表演起一段充满科学感的舞蹈，以吸引其他团队成员的注意。跨入其他搜寻者的车道去收集陨石被视为严重的失礼行为，按照规矩，任何发现都是我们全体队员的功劳。

收集陨石是令人兴奋的，但也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我们随身携带3套收集工具，以便手边总能有一套。首先，我们会用铝制标签给样本编号，并在手动计数器上标出该编号，与样本一起拍照。然后，我们会记录样本的尺寸和外观，并使用一对无菌钳子移动它。我们尽量不去触碰它，也不让它触碰除钳子以外的任何东西。尽管如此，还是会有意外发生，我们会在记录簿中记录所有偏差。

在对陨石进行了检查和记录后，我们将其放入一个无菌塑料袋中，并用冷冻胶带密封。我们把打捞回来的陨石带回营地，放在一个叫做“isopod”的储藏室里，这些东西将被装在破冰船上运回，该船计划于1月抵达麦克默多港口，届时罗斯冰架将退缩到足以让船只通行的程度。只要天气允许，我们就会每天重复这个过程8小时，持续6周。

缓慢而稳定地，所有其他成员都发现了陨石，我们都聚集在一起收集样本。几天过去了，我一块陨石都没发现，这让我感到沮丧，并有点担心自己是不是错过了它们。难道是我的视力出了问题？我是否在雪地摩托的轨道上忽略了什么科学宝藏？

最后，在冰原上随意徒步搜索时，我发现了它：一块漂亮的黑色小岩石，非常引人注目。当我认出这是来自太空的石头时，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涌上心头。它就像我脸上的鼻子一样显眼。

大约一周后，我承认寻找陨石很像钓鱼：漫长而无聊的旅程被肾上腺素激增的兴奋打断。当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鱼”可以改变我们对太阳系及其可能蕴藏的秘密的理解。

像我们这样的团队在南极洲发现的数千个样本，已被证明对于促进我们对外太空的了解至关重要。迄今为止，最著名的是“艾伦山84001”（Allan Hills 84001，通常缩写为ALH84001），这块声名狼藉的火星陨石6年前曾震惊了科学界，并坚定了我解开生命起源之谜的决心。在围绕这一发现的大肆宣传之后，怀疑论者开始坚称该样本降落到南极洲后就受到了许多所谓的生物特征的污染，很难想象这种事会发生在如此荒凉的地方。不过有一天，丹尼和我在冰层下方的液态水中发现了一颗陨石。持续的阳光使这块黑色的岩石重新散发热量，产生了迷你温室效应并融化了周围的冰。

“伙计，”丹尼惊呼道，“它只是在水里而已！”他变得焦躁不安，试图让我相信地球上的氨基酸可能会污染这块陨石，污染样本，并使未来的实验室研究结果变得不可靠。他曾是研究ALH84001氨基酸的团队的一员，希望能找到外星生物存在的迹象。这是一个令人抓狂的想法——即使在地球上最原始的环境中，其中携带的信息也可能受到破坏。就好比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埋藏的宝藏，却发现那都是假的。可想而知，我对能够利用这些样本真正解开生命起源的信心产生了动摇。

尽管如此，我们采集的样本依旧是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样本，这项工作也是我做过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即使天气变得恶劣，很难处理和操作塑料袋、小标签和雪地摩托，我仍然渴望留在野外。在最糟糕的日子里，杰米宣布我们要提前返回营地。我是我们小组中少数敢于提出抗议的人之一，我还在想着尚未发现的重要材料。但是，当他耐心地解释说，即使是最微小的事故也可能使整个探险队陷入危险时，我认同了这点，并跟随他返回营地。

“帐篷日”是南极体验的一部分。当冷空气沉降在南极大陆并快速掠过冰层、吹向海洋时，会产生由气压引起的下降风（Katabatic wind）。没有什么可以阻挡这种气流，山脉只会将气流汇集起来。有些早晨，我们从帐篷里探出头来，迎接我们的是低于-70 ℉的严寒。这些天，我们除了必要时快速冲出去解手，都待在帐篷内。

作为一名狂热的背包客，我和丹尼共用的帐篷很快就开始有家的感觉。与我在沙漠中使用的轻型装备相比，这个巨大的斯科特帐篷对我们来说（即使我们两个人住在里面）简直就像宫殿一样。然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宫殿都有室内管道设施，这是我们所缺乏的奢侈享受。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在附近的冰缝撒尿，思考着我的DNA 在未来数百万年里被锁在南极冰层中的含义。我们8个人还共用了我们亲切地称为“便便帐篷”（poop tent）的小型橙色折叠式帐篷，里面有水桶、卫生纸和洗手液。所有人类固体废物都必须空运回麦克默多进行处理，而我最不喜欢的任务就是在桶满时去更换桶。

就个人卫生而言，我们用婴儿湿巾擦拭身体。这让我们保持清洁，但身上并不香喷喷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都不再注意彼此身上的异味了。我们通过在煤气炉上融化碎冰以获取水。我们依靠这些炉灶不仅是为了做饭，也是为了取暖。我们需要经常给炉子加油，这的确是个挑战。这些炉子很老旧，而且经常会在帐篷中间突然爆炸起火。头几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很是令人恐惧。不过，等到探险结束时，我们已经能熟练地打开通向帐篷外的管子，平静地将着火的炉子扔到冰上冷却下来。

几周过去了，与凯特的分离开始让我感到沮丧。我们每三天通过卫星电话简短地聊上5分钟。最难熬的日子是节假日。圣诞节那天，她和家人在一起，置身于温馨的氛围之中，享受着美食佳肴和欢乐笑语。这与我们节日早餐吃着墨西哥卷饼、喝着咖啡的孤单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她很支持我，我还是能从她的声音中听出担忧。我试图安慰她，但事实上，孤独所带来的精神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她也能感觉到。我从她的关心中汲取力量，加倍努力投入到探险中，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周她会在新西兰等我。

除了对蓝冰进行系统搜索，我们还徒步在冰碛石中进行搜寻。为此，我带来了自己的金属探测器，这是我之前在亚利桑那州沙漠搜索时用过的那款。起初，每个人都对它的效果表示怀疑。但当我找到一块被积雪和岩石掩埋的陨石时，他们都服了。我们举行了“人类对机器”的比赛，我用金属探测器扫描，其他人则用肉眼搜索。机器几乎总会赢。我尽量不去夸耀，但丰富的收获确实提振了我的精神。

有一天，我们发现了一处普通球粒陨石的密集分布区域，我在4个小时内找到了20块。在其他情况下，我整天使用金属探测器，可能只会找到一两块样本。有些区域布满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热岩石”，即引发探测器反应的地球岩石样本，以至于不可能在其中找到陨石。还有一些地区虽然有大量陨石，但出于某种原因，探测器并没有发生反应。这些陨石是通过仔细搜寻每一寸土地找到的——常常是趴在地上用手去摸索。

即使在不搜寻的时候，我也发现自己被冰碛石所吸引。其中有些东西让我想起了青年时代的沙漠。那刺骨的孤独感、崎岖的地形，以及脚下那些微小而神奇的景象。然而，与地球历经的悠久岁月相比，我的32年人生实在是微不足道。当我发现岩石地面上散布着大块的石化木时，这一对比被更加深刻地体现出来，这些古老的遗迹揭示了南极洲曾经是一片郁郁葱葱、森林茂密的土地。在这个世界的尽头，我感受到了幸运与讽刺的双重牵引，我们能在这个宇宙中活着并拥有意识，是多么幸运，而与我面前岩石所记录的地质年代相比，我们的生命又是多么短暂。 /P7Pczro5KGqyt1es9JunGrqviaWHe3tXSeMzTsE+ASsDpTv9jDmlhozFzWxYz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