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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听过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它告诉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认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则就会事与愿违，犯根本性的错误。法治建设也是如此。从世界范围看，有的国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较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走对路，法治建设搞得不成功，甚至导致国家动荡、发展停滞或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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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穆拉比法典
汉穆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法律汇编，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成文法典。法典包括序言、正文、结尾三部分。正文包括282条法律，涉及现代意义上的诉讼法、民法、刑法、婚姻法等内容。法典原文刻在一段高2.25米，上部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故又名“石柱法”。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情况，为后人研究古巴比伦社会经济关系和西亚法律史提供了珍贵史料。
法治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的治国模式。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治道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会制度相近但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国家，法治道路也不会相同。说到底，每个国家的法治道路，是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的。
对中国来讲，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独特的法治传统、独特的国情、独特的现实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法治建设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扎根自己的传统。虽然中国几千年来人治传统根子很深，但我们的先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等法治思想影响深远。今天搞法治建设，应根植中国土壤，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不能抛却，也无法抛却历史传统、割断文化血脉。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国情。两千多年前，商鞅就说过，“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建设决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特别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必须立足这个基础去不断发展完善。
我们的法治道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治病要对症下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设也要着眼于解决问题，实现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作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复杂程度，是很多国家不曾遇到过的。从经济社会发展看，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解决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都对法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从法治建设本身看，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经验固然可以参考，但说到底，针对自己病症的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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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法 系
中国的封建法律由战国至清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沿革清晰、特点鲜明的法律体系，被称为中华法系。中华法系有以下基本特点：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维护封建伦理，确认家庭法规；皇帝始终是立法与司法的枢纽；官僚、贵族享有法定特权；诸法合体，行政机关兼理司法。中华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印度法系并称为世界五大法系，广泛地影响和传播到周边国家，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于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
总之，在法治问题上，没有最优模式，也没有“标准版本”，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