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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期，有一个对赵一曼的成长影响很大的人，他就是郑佑之，是赵一曼的大姐夫，也是最早在宜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赵一曼在郑佑之的影响下，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并且加入共青团、共产党，一步步走上了为全国人民求解放的革命道路。
郑佑之 1891 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比赵一曼大 15 岁，是一个有新思想、新知识的进步青年。他见多识广，性情耿直，没有当时很多富家子弟都有的喝酒、抽大烟的坏毛病。他还非常爱护自己的妻子——赵一曼的大姐。他思想非常开明，对妻子平等相待，还教她读书识字。他追求进步，早年就接受了孙中山反清救国的政治纲领，积极投身辛亥革命。1915 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时，他毅然参加护国军在宜宾与袁军激战。之后在家乡兴办教育事业，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张。五四运动前夕，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崇尚民主与科学。1919年，他在家乡创办新式学校，以讲台为阵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民主与科学救国的道理。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成为在宜宾有组织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他于 1922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四川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宜宾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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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 号（现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召开。因租界巡捕搜查，大会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旗帜鲜明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郑佑之成为赵一曼的大姐夫之后，经常给赵一曼讲林则徐、邓世昌、秋瑾等英雄人物的故事。赵一曼很喜欢听这些故事，尤其是女革命家秋瑾的故事，更是让她非常向往，希望自己长大以后也能成为像秋瑾那样的革命英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四川的郑佑之积极宣传中共一大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他看到小一曼很爱学习，为了帮助赵一曼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革命道理，他经常把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向导》周报以及《新青年》《妇女周报》等刊物带给赵一曼阅读。这些书刊，赵一曼极为喜欢，读得如痴如醉，从这些书里，她感觉找到了一个新世界，她的兴趣都转到这些书刊传播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上了。白天，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报，夜晚，她屋里的桐油灯也常常亮至深夜。她遨游在知识和真理的海洋里，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认识到，祖国的灾难深重，也认识到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加给中华民族的种种苦难。这些初步的知识启蒙，为她以后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郑佑之还把《中国共产党宣言》等党的文献托人带给或邮寄给赵一曼阅读。因不能与赵一曼经常见面，他便通过书信联系，对一曼的学习进行指导。在 3 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写了 100 余封书信，谈学习体会，谈思想认识，谈对人生的理解，谈对革命形势的看法。
赵一曼学习非常用功，进步也很大。她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寄给郑佑之批阅。郑佑之看到赵一曼取得的进步，非常激动，感到赵一曼是难得的人才。他在给赵一曼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看见你激烈的性情，过人的聪慧和近来感受压迫的痛苦，我已决定你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得力人了。所以我极想帮助你，引你到革命的路上去，今天接着你的来信，我愈觉我的料想不错。”
在郑佑之的帮助下，赵一曼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就在赵一曼努力读书学习的时候，1917年，她的父亲去世了。旧社会三纲五常，女人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赵一曼的大哥李席儒成了当家家长。大哥满脑子的封建思想，顽固专横，冷酷无情。他不同意赵一曼继续读书，他的理由是，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有什么用，读的书再多，再有学问，将来也是要嫁人的，洗衣做饭带孩子。大哥还叮嘱母亲，要对赵一曼严加管教，作为一个女孩子，死活不缠足，又对女工缝纫不感兴趣，整天读书写字，往外跑，哪里像个大家闺秀的样子，照这样下去，将来会嫁不出去的。这些话，赵一曼听在耳里，感到非常屈辱。她深切地感到男孩子和女孩子是那么不一样，她本来快乐的童年不再快乐。
大哥见母亲说服不了赵一曼，就采取强硬措施，他把赵一曼束缚在屋子里，不让她出门，也不让她读书。他认为，赵一曼读的这些书是邪书，就是这些书让赵一曼不听管教的。他对大姐夫郑佑之恨得牙痒痒，觉得就是他把赵一曼引向“邪路”的。为了不让赵一曼读书，他甚至把赵一曼的书一把火烧掉。
对于大哥的种种压制，赵一曼极为苦恼，他曾与妈妈、二姐商议与哥哥嫂子分家单过，但因弟弟年幼和种种难处，妈妈没有同意。她给大姐夫郑佑之写信，诉说自己的烦恼。郑佑之在回信中，指导她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特别是与兄嫂的紧张关系，给她以入情入理的引导。他告诉赵一曼，一方面，反抗的事不可少，最后一定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也不宜过度了，在家里，事事要平和一点，因为自己年龄还小，力量不足，鼓励她不要怕困难，要有信心，不要过急，要讲究策略方法，不要因为一时意气之争引起家里、村里人人反对，反而把现有的宝贵的志气磨灭了。他还告诉赵一曼，大哥本来是天分很高的一个人，只不过是被银钱闹昏了头脑，娶了媳妇，又生了几个儿女，所以才有这种只为自己算计的行为，劝告赵一曼不要过于怪罪大哥。他还说，赵一曼作为比大哥觉悟得早的人，正要可怜、帮助像大哥这样的人，使他们也能早日觉悟。他引导赵一曼认识到，自己所受的这些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哥哥造成的，也不是母亲造成的，而是重男轻女的恶习造成的，是封建落后的社会制度造成的，这个社会制度不仅仅害了赵一曼，还害了天下的女孩子们。所以，必须打碎这个万恶的旧制度，才能得到解放。
随着赵一曼读书日渐增多，她感到在家学习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她的求知欲望，而且在家学习还受到哥嫂的种种限制，于是，她提出要到宜宾城里读书。这个要求当然遭到了哥嫂的强烈反对。大哥甚至说：出去上学不好，女校的风气太坏，女生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极尽诬蔑女校之能事。赵一曼极为气愤，她看自己说不通哥嫂，就请二姐李坤杰帮助她与大哥李席儒说情。二姐比大哥年龄还大，李席儒不好与当姐姐的太过强硬，就推托说，不让小妹上学的原因，是家里没有钱。一曼见大哥说到钱的原因，就向大哥提出，用自己将来出嫁时陪嫁的妆奁钱作学费。李席儒还是坚决不同意。
赵一曼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拿起笔，把受哥哥封建思想压迫的情形公之于众。
1924 年，她写了一篇控诉文章，题为《请看我的家庭》，以自述的形式，揭露和控诉封建家庭对自己的迫害。寄给大姐夫郑佑之以后，经郑佑之推荐到上海和天津，分别被上海向警予主编的《妇女周报》和天津邓颖超主编的《女星》以《被兄嫂剥夺求学权利的我》和《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为题刊出。在这篇文章中，赵一曼用满含激情的笔触，用有力的事实，把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无情束缚和封建家长对她的打击迫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她这样写道：
全世界的姊妹们，请看我的家庭，是何等的守旧！是何等的黑暗！我自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并没见过丝毫的光亮。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死把我关在那铁篱城中，受那黑暗之苦。近数载以来，多蒙现社会的新学诸君，在那高山顶上，大声疾呼，隐隐的声音，也吹入我铁篱城中来了。我将我的聋耳掏空，细细一听，岂不是唱的“社交公开”“平等自由”么？我到这个期间，已经觉悟了。觉得我们女子受专制礼教之压迫，供专权男性的玩弄，已经几千年了！我们女子受了几千年不平等不人道的待遇，那些没有良心的家长，还要拿什么八出（七出之中加一条不顺兄长出）四从（在家从父下加一条父死从兄）的话来压迫我们。可怜我们许多女子还深深被压迫在旧社会制度之下，受那黑暗的痛苦呵！我感觉到这个时候我极想挺身起来，实行解放，自去读书。奈何家长不承认我们女子是人，更不愿送我读书。我屡次求他送我读书，他不惟不送我读书，而且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说什么“女校的风气不好”，“多数女生在学内，私自怀胎”，“跟人逃走”，“师生苟合”等等的话来阻我去路。
……
同胞的姊妹们呀！世界上哪有如此可恶的杀人家长呀！他既不送我读书，我又求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里给我订购算学、英文、国语这三科的讲义；他不惟不给我订购，而且把我的志愿书都烧了。同胞的姊妹们呀，他不给我买讲义，我又求他给我订报。订报吗，他不惟不出钱，就是亲友送我的，他都不许看呵！他说：“现在的书报，多的引坏一般青年的。”他又说我自看了现在的书报，我就胡思乱想的要读书。
……
全世界的姊妹们呀，我现在似悬梁般的上下不得。我真要屈死在这无情的梁上了。唉！我实无法可施了……
同胞的姊妹们呀，说到我屡次的反抗，只有失败，没有成功。我今将我求他，反抗他，和他磨难我的经过，细写出来，请帮我设法，看我要如何才能脱离这地狱般的家庭，才达得到完全独立？
这是一篇揭露封建社会压迫、残害妇女的恶劣罪行的檄文，是一篇向旧礼教、旧思想挑战的宣言书。赵一曼的这篇文章给了封建家庭、封建家长、封建礼教以有力的一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收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信件。经过这次事件，她初步认识到了斗争的力量，认识到了对于旧的不合理的东西，就要敢于起来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