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志在补天

在我国古代，流传着许多美丽的神话。这些美丽的中国神话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古罗马神话逊色，甚至还要更精彩，像盘古开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断首、共工触天、后羿射日、女娲补天……犹如一幅幅英雄史诗般壮美的画卷，不仅想象奇特，而且乐观豪迈、气势磅礴，有着一种奋发向上、英勇不屈、舍我其谁、睥睨一切、“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中国精神，有着一种感天动地气壮山河、永不言弃永不言败、令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中国气概！

神话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折射与投影，是人类情感与愿望的寄托与反映。优秀的上古神话对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具有潜移默化源源不断的引导与滋养作用。揆诸历史，我们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神话其实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卧薪尝胆自强不息乃至盘肠血战的历史投影与真实写照。几千年来，每当我们的民族出现大的动乱大的危机，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面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国将不国、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诚所谓“乱世出英雄”，总会涌现许许多多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断首的刑天、触天的共工、射日的后羿、补天的女娲……

很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神州大地就出现了这样一种“乱世出英雄”的感人而又悲壮景象。为了救国图存，竟然涌现了那么多逐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断首的刑天、触天的共工、射日的后羿、补天的女娲……在“神州陆沉”的危难时刻，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中华民族英雄壮歌！

而在这一长串不胜枚举现实版的中国神话英雄群体的名单中，“李大钊”这个闪光的名字自然赫然在列。

很小的时候，李大钊就希望自己长大后能成为一个“补天的女娲”，一如他在《狱中自述》所述的那样：“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观其一生，绝非夸张。

据1987年《文物天地》第二期登载的《新发现的李大钊9岁墨迹》一文记载，李大钊9岁那年，正值清末戊戌变法。有一天，他在同村的一位乡贤家看到一本书，爱不释手，竟然决定手抄此书。这本书，正是清末著名维新派人士陈炽所译英国经济学家福塞德的《政治经济学提要》一书，译后书名叫《重译富国策》。此书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强有力地证明了李大钊还在童年时就已接触西学，并开始有意识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亦印证了李大钊从童年就萌生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的“补天”愿望与伟大抱负。

1905年，在私塾读了9年“圣贤书”的李大钊本来应该参加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但正赶上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因而考入了永平府中学堂。永平府中学堂的前身是创建于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永平府敬胜书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奉诏改为永平府校士馆，如今，又因时代的变迁改建成一所新式中学。李大钊就读于这所学校的第二班，学名仍为李耆年。

来到这所新式中学后，李大钊读书更加勤奋，每次考试，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是学堂出了名的好学生。除了学好课程，业余时间，一直很关心时事政治的李大钊也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去借阅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刊，尤其喜欢阅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他的同学韩湘亭曾回忆李大钊：“受课之余，最喜康梁文字，手把一编，日无暇息。”

那时，由于科举制的废除，中国年轻的读书人从此不再“两耳不闻窗外事”，再加上早已危若累卵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致使许多热血男儿和有志青年纷纷热衷政治，立志匡时济世、救国救民。这给当时正处于历史上最黑暗灾难最深重的中国带来了希望。

进入永平府中学后，有一位名叫蒋卫平的学兄很快便引起李大钊的瞩目乃至追捧。蒋卫平是从一个师范学堂转来的，比李大钊高两级。此人“少有大志，慕班超、马志尼之为人，顾念时艰，慨然以天民先觉为己任……常谈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之诸家学说”，并因爱读谭嗣同《仁学》一书，仰慕谭的为人而改号“慕谭”。

在与蒋卫平的一次次倾心交谈中，蒋卫平的爱国爱民热忱、献身事业的精神、行侠仗义的情操，以及他对具有民族气节、民主思想的大学问家、改革家的推崇都感染和影响了李大钊。从这位比自己大7岁的大哥身上，李大钊感受到了一种不凡的气概。两人很快便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

遗憾的是，没过多久，蒋卫平便转到保定陆军速成中学；毕业后，为防备俄国侵略，遍游了东北和内蒙古，被誉为“关外大侠”；后在调查帝俄边界时被俄人逮捕杀害。李大钊闻讯十分伤感，先后写下《哭蒋卫平》诗3首，以示悼念。

蒋卫平虽然离去了，但他在李大钊的内心播下了“思想的种子”。以后，这些思想的种子不断在李大钊的人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确，与学兄蒋卫平的接触虽然短暂，李大钊却从此茅塞大开，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危局，了解到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以及戊戌变法与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从而认识到清廷顽固派的可憎；了解到义和团起义，并认识到八国联军的罪行，以及《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他朦胧的反清复汉意识和最初的反专制意识大抵就产生于此时。

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李大钊开始考虑国家大事。传统经典中“治国平天下”“扶社稷、安苍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有了现实落脚点。国家陷入衰落、民族的危机、人民沦于奴隶境地的危险，成为他愈来愈关心的问题。

然而，许是性格使然，或是年龄及家庭教养所致，李大钊虽然对蒋卫平这位学兄很崇拜，对他所走的投笔从戎的道路很羡慕，但是，他却很难下决心像蒋卫平那样，投考军事学堂，或远离家乡，投身于救国活动。一介书生的他，只好“以文救国”，以自己的爱国情怀与爱国思想救国。即便这样，在当时的社会，也已经很先进很难能可贵了。

在永平府中学学习的两年间，李大钊虽然还没有真正走上寻求革命的道路，但是，在他的心中已经播种下了“志在补天”的种子。

在那些日子里，旺盛的爱国热忱激励着李大钊如饥似渴地吸吮当时所能得到的思想营养，“志在补天”改造社会的愿望日趋强烈，救国救民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飞跃。有感于国事之危迫，他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兴国家之良策，可以说，这两年的学习生活对他最终走上寻求革命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1907年秋，李大钊以优异成绩从永平府中学毕业。根据学堂的规定，他可以直接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学成后完全可以获得一官半职。但李大钊显然志不在此，无心做官，为了实现自己“挽救民族振奋国群”的远大理想，这年暑假，他与两三个同学前往天津，准备报考那里的高一级学校。

据李大钊后来回忆，当时天津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学堂，一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一是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认为“军医非我所喜，故未投考”；其他两校，他都报名参加了考试，并被录取。由于“理财致个人之富，亦殊违我素志”，一心期望为祖国寻找出路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于是舍弃了长芦银行专修所，而进入了北洋法政学堂。

就这样，1907年9月2日，李大钊开始了6年的法政学堂学习之旅。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授命创办的，建成于1907年4月，同年7月开始招生。作为国内第一所正式法政专门学堂，又膺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命，学堂各项工作都较正规。李大钊先在北洋法政专门科的预科英文班学习3年，毕业后升入该校正科的政治经济科本科班学习3年。

清末，北洋法政学堂“在政治运动史上，很关重要”，“中国北部政治运动，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李大钊在勤奋学习之余，“怵于亡国之痛”，积极投身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洪流，接受思想洗礼，积极探索实践。

1908年开始的国会请愿活动，是李大钊早年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政治活动。请愿活动试图通过持久而广泛的群众运动迫使清政府设立国会，进而成立责任政府。

在3次请开国会运动先后失败之后，1910年12月，天津法政专门学堂和其他中高等学校师生参加了更大规模的第四次请开国会的请愿运动。21岁的李大钊参与了全部重要活动，并成为请愿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无奈清政府谕令不准渎奏，请愿活动困难重重。

1910年12月2日，学界30余人前赴咨议局，与议长等商定活动行期。在谈及本次请愿前途渺茫时，在座众人无不痛心疾首，激愤异常。学生金毓黻毅然拔刀断指，鲜血淋漓，众人大惊；学生李德权持刀刺股，血流如注，一时血溅咨议局。两人忍住断指刺股的剧痛，寻来白纸，眼含热泪，以鲜血奋力疾书“至诚感人”“请速开国会”等“血字”。在场众人无不深受感动。

这次请愿活动虽然又一次失败了，但学生们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视死如归的精神深深嵌入了李大钊的灵魂深处。

“那种悲惨激昂的光景，我终身不能忘。”李大钊作为请愿代表，被这番场景深深地震撼了！

当时，让李大钊为之深深震撼并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还有他的老师白雅雨。

白雅雨是天津法政专门学堂的地理教员、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之一。对自己的这位老师，李大钊非常敬佩，课后常和同学一起邀请他讲评政治形势、历史典故。白雅雨曾对李大钊等人讲，在中国当时条件下，要变法、维新、立宪，都是不可能的；请求清政府开国会，也无异于“与虎谋皮”，劝大家“留热血以供后日用”，自己则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他以“拿破仑谓‘英雄字典中无难字’”之语鼓动同志发起响应。滦州起义时，他以赴汤蹈火之心前往参加，被任命为北方革命军政府的参谋部部长。被捕后，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吾既为我主义而来，吾自当为我主义而死。”在绑缚刑场就义前，刽子手喝令他跪下，白雅雨大义凛然，回答道：“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环顾面前的清兵道：“你们醒醒吧，今天你们做清朝的奴才，明天就要做洋人的牛马。共和大好，清朝腐朽，我们要为共和奋斗啊！”刽子手一脚把他踢倒在地，再次喝令他下跪，但白雅雨就是不跪，刽子手气急败坏，只好挥起大刀，先砍断他的双脚，然后再割下他的头。

白雅雨的壮烈牺牲让李大钊深感悲痛，在他的心灵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和影响，在他看来，白雅雨就是一个“断首的刑天”。恩师的英雄气概、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促使他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进而成为一名忧国忧民的志士。“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李大钊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更高层次上，继承和发扬了白毓昆（白雅雨）的品质和精神，甚至于在很多情形上他们都有相似之处。”

面对鲜血和屠刀，有些人害怕了，李大钊却没有害怕，更没有被吓倒。“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为了激励自己义无反顾，他把自己的名字由“李耆年，字寿昌”改为“李钊”，很快又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并为自己的学斋起名“筑声剑影楼”。“筑声”典出战国时燕国义士高渐离在易水河畔，用击筑发出悲壮乐声；为将要行刺秦王的荆轲壮行，最后自己也因用筑击杀秦王而死；“剑影”乃是比喻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剑刃寒光。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当时是怎样地壮怀激烈、慷慨悲歌，立志要成为触天的共工、补天的女娲！

1912年秋，李大钊加入新成立的北洋法政学会，先后加入该会的有250余人。学会设立评议、调查、编辑、庶务4个部，其中编辑部人数最多，达52人。李大钊由于才思敏捷、文章出众，被推举同郁嶷一道担任编辑部部长。就在这年的10月，一部名为《支那分割之运命》的书在东京出版，作者署名“复堂学人”（日本狂热侵华分子中岛端）。中岛端的这本书体现了“日本侵华思潮中的乡野鸣叫”。此书用恶毒卑劣之语言，对中国肆意诋毁、谩骂，妄图得出中国的前途只能是被宰割、瓜分，最后陷于万劫不复的命运的结论，并竭力鼓动日本参与分割乃至独占中国。具有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李大钊等青年读后无不义愤填膺。李大钊立即组织同学，共同翻译，并逐段附译者按或眉批，严加驳斥，并定书名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该书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线，对中岛端的侵略谰言予以严厉的驳斥和反击，“字字皆薪胆之血泪”，足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激发其复仇敌忾之心”。该书于12月出版，一时“风行全国”。

尽管当时年轻的李大钊一腔热血，满怀豪情，一心想以那些舍生取义的志士作为自己效仿的榜样，可是，作为一介书生，他经常因为深感自己“无力补天”、不知道如何“补天”而痛苦、而焦灼，经常陷于深深的彷徨而无力自拔。这从他在此期间所写的《筑声剑影楼纪丛》《筑声剑影楼剩稿》等一系列诗文中可以看出端倪。

如《登楼杂感》之二：

感慨韶华似水流，
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
空著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
英雄千载几荒丘。
海天寥落闲云去，
泪洒西风独依楼。

在这首诗中，他感慨韶华似水，面对湖光山色心中有着难以言喻的忧愁。虽然听说北国发生了令人震惊的边患，却也只能像做了郑、晋两国囚徒的楚臣钟仪一样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只能以不摘掉楚国的帽子来尽爱国之心。想到国家多年来饱受凌辱、仇恨累积，几千年雄踞东方的祖国如今山河破碎，几乎成为荒原土丘……虽心急如焚，却只能空怀报国之情，每到夜晚，夜不能寐，只能呆呆地望着天空慢慢飘去的云朵，感到一丝悲凉的西风吹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只能独自在小楼里仰天长叹，潸然泪下！

哦，拿什么拯救你啊，我的祖国？

是的，在天津法政专门学堂学习的6年，李大钊虽然“随政治知识之日进，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却一直苦于空有一腔“志在补天”的激情和愿望，始终找寻不到“补天”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