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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母亲自杀的那年春节，瞿秋白通过亲戚介绍，在无锡南门外江陂一所名叫杨氏小学的乡村小学找到了一个教职，担任小学教师，每月薪水10元。
对这样一个职位，瞿秋白内心其实并不感兴趣，但为了能减轻家庭负担，他还是立即就答应了。正当他想回家把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谁知母亲竟含恨自尽，离开人世了。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母亲死了，但自己的生活还要进行下去。于是，在忙完母亲的丧事后，瞿秋白戴着孝，又来到无锡，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
小学校的生活单调而寂寞。学校只开设国文等不多的几门课，而且教师很少。国文老师是一个迂腐、古板的老夫子，整天不说一句话。学生也只有几十个人，编成复式班上课。
一开始，瞿秋白尽量忍受着，这期间他的生活非常清苦。10元大洋的薪金本就不多，除了添置日用必需品和书籍，他还需把一部分钱拿来资助弟妹们，所以，平时只好省吃俭用。
但是，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小学校设在祠堂里，教室四周摆放着供案和牌位。这让瞿秋白每天上课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家住的瞿氏祠堂，想起被穷困逼死的母亲，因而心里特别难受。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当时，乡间很不太平，有时大白天就会发生抢劫案，瞿秋白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哭诉自己被肆意欺压的遭遇。即使是所谓比较清高的教育界，事实上也是贪腐丛生。凡此种种，都让瞿秋白深感义愤、困惑和苦闷。正是在“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之下，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瞿秋白产生了许多疑问。他想，辛亥革命后，当人们看到象征着五族共和的民国五色旗飘扬在晴空之下时，曾经是多么高兴啊！可是现在，严酷的社会现实同人们原来对“中华民国”的憧憬，差得是那么远！
1916年清明节，他由无锡回到常州去祭拜母亲，儿时的好伙伴羊牧之来看他，瞿秋白悲伤地吟诵了一首《哭母》诗，然后禁不住无限感慨地说：“我们原来天天盼望孙中山，可是革命胜利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不了。我们还有点粥吃，乡下还不知有多少家连粥都吃不上哩。”随后，他又说：“母亲自杀后，我从现实生活中悟出一条真理，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自古以来，从冲天大将军黄巢到天王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当今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
说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真是处于历史的大变局之中。就在这一年，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仍嫌不足的袁世凯上演了一出复辟当皇帝的闹剧，最后在全国人民的反抗与怒骂声中被迫取消帝制并一命呜呼。
当时，瞿秋白虽然人在无锡乡下教书，却始终忧国忧民，关心国事。当袁世凯病死北京的消息传到无锡，他闻之欢喜雀跃，拍手称快：“这是窃国大盗应有的下场！”
这种时候，瞿秋白非常向往全国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小小的无锡乡下的杨氏小学已安顿不下他那颗躁动的心。
于是，在教了一个学期书后，这年的暑假，瞿秋白便辞职回到了常州。此时，瞿氏祠堂的“家”早已名存实亡，空无一人，只有母亲的灵柩因无钱下葬暂且安放在那里。
回到“家”中，瞿秋白住在祠堂里为母亲守孝，因为无钱买米，每天只好煮又苦又涩的蚕豆叶吃。在此期间，他给远在武汉的堂兄瞿纯白写信，说自己想在武汉找份工作，然后继续读书。
瞿纯白比秋白大10岁，是京师大学堂法文系毕业生，曾在上海南洋大学、北京民国大学等学校教过书，现在北洋政府交通部下面的京汉铁路局任翻译。纯白很快给秋白回信，让他尽快来武汉，说要为他找一所学校。
在焦急的等待中收到堂兄的回信后，当时几乎已陷入绝望的瞿秋白顿时喜出望外，很快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从长江逆流而上，急匆匆地来到华中重镇武汉。
在汉口码头，纯白一见到秋白真是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一别多年他终于又见到了自己的堂弟。秋白从小性格温和，乖巧伶俐，纯白一直都很喜欢这个模样斯文的堂弟。难过的是，他看到时年才17岁的秋白竟然瘦弱不堪、一脸病容。于是，他便关切地问道：“秋白，你怎么这么瘦，是不是身体有病？我记得你小时候长得要胖一些。”
“我还好，只是经常感冒，有时候有些低烧。可能饭量不大，所以人也就长不胖了。”秋白不以为意，淡淡一笑回答道。
其实，秋白患的是肺病。如果早一点发现，早一点治疗，也许很快就会治愈。但就因为手头拮据，没钱去医院看病，把自己的病给耽误了。
在纯白的帮助下，瞿秋白很快就考取了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英语专业。虽然有了学上，生活却无着落。他想一边读书，一边打份工好养活自己，可是很难如愿。而且，当时的武昌外国语专科学校条件很差，教学质量不高，瞿秋白觉得在这里读书根本学不到什么，只会白白浪费光阴。于是，在征得堂兄纯白同意后，他便退学去了黄陂，想去找姑父周福孙帮自己找份工作，但是，很遗憾，“饭碗问题”依旧未能解决。
在黄陂姑母阿多的家中待了3个多月，因为终日无所事事，且依旧看不到前途，秋白很苦闷。这期间，他经常没日没夜地看《老子》《庄子》，有时也读一些佛教的书籍，用心研讨佛学，试图用佛学来解答人生和社会问题。然而，面对人生的烦恼、社会的苦难，佛学只能勉强给人一些心理上的安慰和解脱，根本解决不了一丝一毫的实际问题。
1917年暮春时节，秋白决计离开黄陂，谋求新的出路。正好，堂兄瞿纯白这时被调到北洋政府外交部条约司任职，他问秋白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北京寻找机会。秋白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很愉快地答应了，拎着那只小箱子，跟着堂兄到北京做了“北漂”。
在北京，住在纯白家中，秋白先刻苦用功想去报考北京大学，但是一打听，北京大学的学膳费高得惊人，纯白一时拿不出这么多的钱供秋白读书，于是，纯白便建议秋白参加一年一度的文官考试，先找份工作，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书深造。
但遗憾的是，秋白参加文官考试没被录取。
现在想想，这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如果当时瞿秋白考上了，他就会成为北洋政府的一名“小公务员”，从此在“机关”按部就班小心谨慎地工作着，也许走的就是另外一条人生道路。
1917年9月，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在北京招生，学费和食宿费全免。瞿秋白听说后喜出望外，当即报名应试。这次，他考上了，而且名列前茅。
对这样一次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秋白自然格外珍惜，因此学习非常用功。据同学沈颖后来回忆说：“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彼时俄文专修馆每星期日上午有文课，全体学生一律参加，秋白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作文课几乎每次均油印传观，以至名遍校内，无人不知！”
但是，平时多愁善感喜欢忧国忧民的瞿秋白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和满足。随着知识的不断增加，以及在北京耳闻目睹的事情太多，他的思想和内心越发处于一种痛苦、愤懑、困惑与彷徨之中。少年时代那些长期萦绕他头脑中的问题此时依然纠缠着他，让他始终找不到答案。“为什么有钱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生活越来越富有？为什么穷人累死累活，生活却越来越穷困？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吗？难道自己的母亲自杀，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就这样，他一方面痛恨社会的黑暗，却又找不到解救的良方。他立志要铲平人间的不平之事，拯救那些穷苦的人民，却又自觉无能为力，不知道应该从哪里下手，于是长期陷于一种苦闷与彷徨的境地。
就在这时，五四运动爆发了，犹如电光石火一般，一下子照亮了瞿秋白眼前的道路。于是，不假思索，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一大革命的洪流。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决定命运的，还有时代。
那是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27个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陆征祥、顾维钧等5位代表参加会议。巴黎和会不顾“战胜国”中国理所当然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3项提案，竟然背信弃义，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人民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制下去，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不可遏止地爆发了。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等学校的学生代表。会场上，大家一致商定：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联合各界一致力争；通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一散，他就急忙赶回学校，布置学生参加第二天的游行示威。
5月4日，星期天下午，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烈日炎炎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瞿秋白一改往日沉默寡言、文弱书生的模样，也情绪激昂地加入游行示威的行列，与大家一起高呼“还我青岛！”“保我主权！”“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打倒卖国贼！”“团结起来，反对列强！”等爱国口号，后来，又跟随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进发。
因为五四那天游行示威太累，本就身体虚弱的瞿秋白晚上回到家里竟口吐鲜血，瘫倒在床上。但第二天，他还是强撑着，又组织领导俄专的学生进行罢课，抗议北洋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
5月6日，瞿秋白作为俄专推荐的学生代表，出席了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学生联合会的组织大纲，瞿秋白被选为“学联”评议部的议员。
那段时间，作为北京“学联”评议部的议员，瞿秋白几乎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在大家的印象中，“瞿秋白被认为少年老成，对许多问题看得比较远，比较深刻，还显示出策划、组织和宣传能力”。
据当时也是北京“学联”成员、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郑振铎回忆说：“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的‘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众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越到后来，我们的活动越困难，北大、高师都无法开会了，只好到东城根的‘汇文’去开。开的时候，老在夜间。悄悄地个别地溜进来开会。散了会之后，也一个个地悄悄地溜出去。”
6月3日，按照北京“学联”的统一安排，瞿秋白带领俄专、汇文、铁路学院3所学校的学生上街，开展演讲活动。
瞿秋白的演讲声情并茂，很具有鼓动性，站在大太阳下，他慷慨陈词：“同胞们，如果再这样下去，中国就要亡国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但不可断送！中国人民可以杀戮，但绝不可以低头！”
就在这次演讲中，瞿秋白被捕了，被当局关在北大教室的临时监狱，3天后被释放。这是瞿秋白第二次被捕。由于劳碌过度，再加上监狱中的恶劣条件，他出狱之后，竟至吐血，病了几个月。表姐夫秦耐铭写信慰问他，他在复信中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一回事！”
五四运动的革命洗礼，使瞿秋白的世界观由避世、厌世转而倾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他与郑振铎等进步青年创办《新社会》和《人道》杂志，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写出了第一批醒世救国的论文，批判旧社会，呼唤国人觉醒，投入反帝、反封建、创建新社会的革命斗争之中。
这一年，瞿秋白虽然只有20岁，但经历了家庭磨难和时代风雨的吹打，已经逐渐变得成熟而坚强，在20世纪初乌云密布的中国上空，犹如一只无惧狂风骤雨展翅翱翔搏击长空的雄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