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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小小少年，没有烦恼；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可是，少年时的瞿秋白却有着许多烦恼，才十几岁，就“识”尽了人生的许多“愁滋味”。
那是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诞生在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后并入武进县，今属常州市）一个日渐没落的书香官宦世家，因为头顶上长了两个旋（俗称双顶），所以父母亲就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阿双，上小学、中学时学名就叫瞿双，后来，改名为瞿爽，或作瞿霜，同时又改号秋白。
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家庭，对瞿秋白来说，从他出生时也许就意味着某种不幸，或者说笼罩上了一层不幸的阴影。
当年，瞿家虽说是一个大家族，是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族中历代都不乏有人做官，而且有人官还做得很大。但是，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并不发达，特别是他的父亲，可谓非常落魄，非常潦倒，倘若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简直就是一个没用的男人。
确实，瞿秋白之所以“识尽愁滋味”乃至遭受家破人亡的家庭悲剧，应该说与他的父亲瞿世玮有着很大的关系。
瞿世玮在他这一辈堂兄弟中排行老七，家族中人都称他为七少爷，外面人则称他为瞿七爷。也许是富贵多纨绔吧，别看外表长得俊秀儒雅，很有风度，但瞿世玮从小到大养成了好逸恶劳、游手好闲的坏毛病，而且是个彻头彻尾的“宅男”，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只知道闷着头在家里画画山水，看看医书，然后就是参禅悟道，经常闭上双眼，在木椅上盘起双腿，一动不动地打坐禅定。
按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身为男人，既然娶妻生子，就要挣钱养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家庭的生活重担。可是，这瞿世玮倒好，即使是长大后娶妻生子，而且陆陆续续生下了瞿秋白等兄妹8人，这么大的一个家每天要吃要喝，开销很大，在这种情形下，他居然一如既往，“痴心不改”，既没本事外出做官，又不愿出去找份差事多少挣点钱养家糊口，而是心安理得，依旧成天“宅”在家里读书画画，参禅打坐。
一个男人，不痴不呆，不聋不哑，怎么能活成这样？怎么好意思活成这样？
对此，一般的传记包括瞿秋白的文章都竭力“为长者讳”。但是，“民国时的《国闻周报》登载过一篇署名李克长的文章《瞿秋白访问记》，上面说，瞿秋白的祖辈原本是鼎盛官宦之家，清末家道中衰。父亲身为雅士，却‘近于纨绔，吸食鸦片，不事生产’。”
由此可以想见，瞿秋白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无论在家庭在社会，都不仅是一个“多余的人”，而且几乎就是一个“废人”。
有句老话说得好，“男人无能家要败”。摊上这么一个父亲，也就不难理解，少儿时的瞿秋白之所以会长期在压抑、郁闷的环境中度过，之所以会“小小少年”却有着那么多的烦恼，竟然尝到了那么多人世间的辛酸，遭遇那么多世人的冷眼，识尽那么多“愁滋味”了！
不过，与父亲瞿世玮截然不同，瞿秋白的母亲却秀外慧中，聪明伶俐，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瞿秋白的母亲姓金，名璇，字衡玉，1875年9月27日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她才貌出众，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未出嫁时就会作诗填词，写信作文，且写得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23岁时，她嫁到瞿家，因为丈夫几乎不过问家事，因而，她平时上要侍奉婆婆，下要教育孩子，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担几乎全落在了她一人身上。金璇心地善良，性情温和，人又勤快能干，且以助人为乐。
但一个女人，即便再怎么能干，又能怎样呢？因为金璇只是主内，并不承担挣钱养家的责任，所以，对改善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无能为力。好在瞿秋白一家曾经先后得到了他的叔祖父、大伯父和大姑母的热心扶持和帮助。
瞿秋白的叔祖父——也就是瞿秋白祖父瞿廷仪（字贞甫）的弟弟瞿廷韶（字赓甫），从同治庚午（1870）起，就历任宜昌知府、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布政使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官了，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瞿廷韶曾被赏头品顶戴，入都陛见，召对3次，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私交很深，可谓仕途得意，官运亨通。
1903年，瞿赓甫在湖北布政使任上病故后，从此家道衰落，无法再供养瞿秋白一家，这时，瞿秋白的大伯父——曾在江浙一带历任知县、知事的瞿世琥又为自己不中用的弟弟瞿世玮，也即瞿秋白的父亲担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当时，瞿世琥以赡养母亲的名义每月给瞿秋白家寄50元大洋，这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瞿秋白一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所以，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儿时的生活时说：“我家的田地房屋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完全卖尽，而我小时候，却靠着叔祖伯父的官俸过了好几年十足的少爷生活。”
但是，这种在经济上毫无自己的根基、长期完全依赖别人的无本之花、无源之水是不可能持久的。
因为瞿秋白的父亲既不做官，又不事生产，经济上无一丝一毫的收入，家中生活完全靠亲戚接济，所以，瞿秋白一家竟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半间房产。
瞿秋白诞生于常州府的青果巷八桂堂。这八桂堂虽说是一栋豪宅，但这座豪宅连一块砖一片瓦都不是他家的，而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当年在湖北当布政使辅佐张之洞办理新政时在老家常州购置的。当时，宦财丰厚的瞿赓甫在购得八桂堂后，又对其进行改造扩建，重新装修，以备他告老还乡颐养天年之用。
八桂堂建成后，当时瞿赓甫因在湖北当官，其家眷也都跟着他住在湖北，偌大的豪宅不好长年空着，于是，瞿赓甫便让自己的侄子瞿世玮一家住在八桂堂，代为看管料理。
瞿秋白4岁那一年，他的叔祖父瞿赓甫忽然因病去世，一家人扶灵回到老家常州。八桂堂物归原主，瞿秋白一家再住在那里已很不方便，于是，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只好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儿，离开八桂堂暂住乌衣桥，同年冬天，又从乌衣桥搬到了西门织机坊星聚堂。
星聚堂原是瞿世玮的外祖母家。瞿世玮的外祖父庄士全，举人出身，在直隶当过几年县知事。世玮的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带着他在星聚堂住过多年，婚后他们才搬到八桂堂。如今，他们又重新搬回到了这里。
星聚堂也是一个大宅，是典型的明代建筑。门口有一对石狮子“镇宅”。从大门到后宅的九皋楼共有五进房屋。九皋楼是座转楼，上下共10间，中间6间为正楼，两旁的称作厢楼。瞿秋白一家搬到这里，租住在星聚堂最后面的九皋楼正楼的底层，每月的租金是7块大洋。
从八桂堂到星聚堂，换了一个新的环境，刚开始，小秋白很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他便喜爱上了这个新的地方，犹如鲁迅喜爱上了百草园。
1904年，5岁的瞿秋白被父母送进舅父庄怡亭坐馆的庄氏塾馆里发蒙，正式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涯。
其实，在此之前，母亲金璇早已对小秋白进行了“学前教育”。尽管因为丈夫的不争气以及家庭经济的拮据时常让一向心气很高的金璇心头沉痛，但对于长子秋白的教育，她却一直不敢放松，只要一有空，她就把秋白叫到跟前，先是教他识字，或是背诵古典诗词，然后，便给他讲匡衡凿壁偷光、勾践卧薪尝胆以及木兰从军、岳母刺字等故事。所以，入塾的第一天，舅父庄怡亭就发现瞿秋白在一同读书的八九个孩子中颇有些鹤立鸡群，书上的生字一教就会，有的还没有教，他就已经会了。所以，开馆的第一天，先生庄怡亭就在纸上给瞿秋白写了8个字的评语：聪明伶俐，青云直上。
“妈妈，妈妈，今天先生夸奖我了！”晚上回到家里，小秋白高兴地告诉妈妈。
“双儿，先生夸奖你什么？”妈妈笑着说。
“先生夸我‘聪明伶俐，青云直上’。”小秋白晃着脑袋，奶声奶气，一字一顿地说。
“是吗？妈的好儿子！”看着小秋白聪明伶俐的样子，成天为生计烦恼忧愁的金璇这时却难得笑出声来，感到了莫大的欣慰。
在星聚堂读了1年多的私塾，1905年秋天，母亲就把6岁的小秋白送进了冠英小学堂。
在班里，瞿秋白虽然年龄最小，在学校里却是尽人皆知的小名人。他体质虚弱，不喜欢疯跑玩闹，但学习特别用功，各科成绩均为优等，特别是作文，经常被老师拿到全班甚至全校评讲。
1909年的春天，10岁的瞿秋白从冠英小学堂初等班毕业，在家中自修。秋天跳级考入了常州府中学堂预科，第二年转入本科。他平时言语不多，也不喜欢运动，有时间就是看书。那时，“他常常身着蓝布衫，进校门时才换上校服，为此常受到富家子弟的嘲笑。他只是微露怒容，掉头而去。他不愿与富家子弟亲近，却同情被人看不起的穷校工费金生，这是受善良而富于同情心的母亲的影响，也与自己家境贫困有关。他较早地感受到旧社会的世态炎凉，愈加显得少年老成。”
常州府中学堂是在清末废科举兴新学的时代潮流中应运而生的。当时，老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屠元博担任学校校长，时常在校内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学校师生中有不少人思想活跃，倾向革命。在这里，瞿秋白认识了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张太雷，他也是常州府中学堂的学生。两人志趣相投，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针砭时弊，一心想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做点什么。
在常州府中学堂，因为生病几次休学，再加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学校因驻兵而停学，从1910年到1915年，时断时续读了5年半，瞿秋白都没能拿到中学文凭。而在这期间，他的家庭却出现了一系列变故。
那是1913年，一直为全家生计发愁的金璇因为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一家老小生活无着，依赖于人，左思右想，就狠狠心“逼”着自己正值壮年的丈夫瞿世玮外出“打工”，挣钱养家，并将瘫痪在床多年的婆婆送到在杭州做官的大伯子瞿世琥家，希望以此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谁知婆婆不愿离开常州故土，上船离去时，大骂儿媳妇不贤不孝，瞿氏家族中也有人人前背后对金璇指指点点，颇有微词。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恰在这时，因为被人构陷，瞿世琥仕途生变，丢了官位，加上母亲已经来到杭州，从此他也就中断了长期以来对秋白家的接济。这使秋白家的日子更加难过起来。好在，秋白的大姑母明里暗里经常贴补娘家，时不时地给这一家人雪中送炭。
说来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没多久，秋白的大姑母突然病故。这意味着秋白一家从此失去了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生活来源。
到1914年，全家8口人的生活全靠借债来勉强维持。有时午饭只有早上吃剩下来的白粥。而且，租住星聚堂每月7元钱的房租也交不起了。
这种时候，没用的瞿世玮只知道发愁，却不知所措。看着丈夫一筹莫展的样子，金璇真是又气又急，心一横，对丈夫说：“房租都欠好几个月没交了，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们只有退房。”
“那，那退了房我们一家8口住哪里呢？”老实没用的瞿世玮结结巴巴地说。
“住哪儿？你说还能住哪儿？”说到这里，金璇忽然泪流满面，哽咽着说，“我们只有求族里人，让我们一家搬到祠堂里去住。”
瞿氏宗祠是秋白的叔祖父瞿赓甫当年在湖北当大官时建造的，宗祠建得很宽敞。但是，旧时，穷困潦倒、无房居住的家庭，经过族人同意，可以搬到祠堂里居住，无须交纳房租。住祠堂是最不体面的事，不到家破人亡、沦为乞丐，谁也不会走这一条路。出身名门的金璇出此下策，实在是万不得已啊。
“什么？去住祠堂？”虽然没用但死要面子的瞿世玮摇着头说，“我想，就让阿双不上学了，省下来的学费，就可以交房租了。”
“亏你想得出来，竟要让儿子停学？”金璇生了气，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不行，无论如何不能让阿双停学！宁可我们住露天，受人冷眼，阿双的学也要上下去。”
就这样，这年的冬天，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许多人都待在家里，可是，秋白一家人却背着大包小包地忙着搬家。在族人既惊讶又鄙夷的目光中，一家人狼狈不堪地搬进了瞿氏祠堂。
秋白一家住进祠堂后，许多亲友从此就和他们断绝了来往。在一些人的眼里，到一个居住在祠堂里的人家去做客，是有失身份，也会沾染上晦气的。
当时，早已懂事的瞿秋白的心情沉甸甸的，他从母亲的神态中读出了痛苦、无奈甚至绝望，从族人、亲戚的白眼中读出了怜悯、嫌弃与鄙视，这让他更加深切地尝到了人间的艰辛、酸痛、势利、冷漠与世态炎凉。
但是，尽管住进了不交租金的祠堂，因为没有收入，家里的日子还是日益艰难。后来，瞿家已经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只得靠借债或典当字画、首饰和旧衣物过日子。
1915年夏，瞿家已是债台高筑，每天前来要债的人几乎踏破门槛。没办法，秋白的几个弟弟妹妹只好失学在家。大妹妹住到外祖母家去了，弟弟白云入嗣六伯父，跟六伯父住了。即便这样，家中依然吃了上顿没下顿，无法生活。
这年的秋天，秋白马上要开学了，可是，一大笔学费到哪里去弄呢？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已借遍，家里东西也典当一空，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了。
这种时候，母亲只有忍痛作出决定，将秋白的学停掉。这年，瞿秋白已在常州府中学堂读到最后一年，很快就要毕业了。
开学的日子到了，秋白倚门而立，看着同学们欢欢喜喜地背着书包上学，禁不住黯然神伤，伤心落泪。
母亲看在眼里，如同万箭穿心。秋白的辍学对她来说无疑是莫大打击，她曾指望秋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可现在她又有什么办法呢？
那天，秋白的三弟病了，连续发着高烧，而家里根本没有钱给他请医生看病，一周后，瞿秋白永远失去了弟弟。
弟弟去世后，秋白看到母亲经常以泪洗面。那天晚上，她坐在小小的油灯前，叹息着对瞿秋白说：“我只有一死，你的弟弟妹妹们才可能会有条生路。”
当时，秋白以为母亲只是在说气话，并没在意，不承想，没多长时间母亲竟真的自杀了！
那年的冬天，债主们几乎整天都蜂拥到瞿氏祠堂来找母亲逼债，母亲强颜欢笑，尽力应付着，乞求债主们尽量再宽限些日子，说自己的丈夫外出做事，挣了钱过年回来就还给大家。可是，等到腊月二十四，丈夫瞿世玮从湖北“打工”回来了。不知道是他在外面压根儿就没挣到钱，还是挣了钱被他抽鸦片抽掉了，反正，这个没用的男人竟然两手空空地回来了，一回来就钻进书房，若无其事地看他的医书，闭目打坐……
如此一来，金璇彻底失望了，也失去了再继续活着的信心和勇气。于是，1916年春节，她支开瞿秋白，让他到无锡去找工作，正月初五的深夜，在家吞火柴头自杀了。
得知母亲自杀的消息，瞿秋白悲痛欲绝。回到家里，他以头撞床，几乎哭得昏死过去。那声声叫娘声，叫得前来忙丧事的人无不伤心落泪。
母亲就像家中的一棵大树，大树倒了，这个家也就倒了。
母亲死后，“从此，‘一家星散、东漂西零’：父亲瞿世玮远走济南，秋白和弟妹分赴杭州、武昌、北京，寄居愿意接济的亲戚家，依人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