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五四风雷

1919年5月，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山呼海啸、气冲霄汉般爆发了！

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分界点的重大意义，它像一声惊雷，炸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震惊了帝国主义列强，炸出了一个中国历史的新时代。邓中夏自始至终以满腔热情投身于这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5月的北京，春回大地，柳绿花红，是一年中最具生命力的季节。但1919年5月的北京，却笼罩在一片暗淡悲哀的愁云惨雾之中。

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头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斗争的结果。战争发起者德国，在1897年强占了中国的山东半岛胶州湾。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的日本，早就对中国饱藏虎狼之心，对胶东半岛垂涎三尺，于是在1914年8月借对德宣战之机，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所谓租借地。1917年8月14日，中国北洋政府对德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既然是参战国，战争胜利了，德国侵占中国的地盘理应还给中国。但北洋政府为了从日本获取贷款，用于自己组建军队和贿选开支，在日本的威逼下，竟然由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递交换文，“欣然同意”把德国的租借地转给日本。这样，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没有在战后收回自己的权益，反而被日本扩大了侵略。而这个“换文”，又为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领土提供了借口。

这时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又换成了徐世昌。徐世昌是北洋军阀中的元老派，有点像历史上的宋徽宗，画画很有一手，字也有瘦金体的味道。但军阀的本质决定了其投降卖国的本性。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平会议”召开，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挺着胸脯走进会场，提出取消列强在华各项特权等要求。但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了中国的要求，而且明文规定把昔日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期间，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非常关心会议的召开情况。邓中夏在《国民》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把帝国主义在会上的罪恶勾当及时报告给广大民众。5月1日，北洋政府妥协投降的消息传回中国。这犹如晴天霹雳，引起人们极大的震惊和愤怒。北京的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群情激昂。当天下午，邓中夏等在《国民》杂志社紧急召集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商议，讨论应对办法，并以《国民》杂志社名义，通告北大全体同学。

5月3日晚，北京全体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校都有代表参加，邓中夏等主持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学生情绪激愤，怒火中烧，有写血书的，有意欲自杀以警示国人的，会场上哭声不断，吼声震天。会议号召大家奋起救国，要求中国专使坚持不在协议上签字，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共同举行游行示威，号召北京的学生于第二天下午齐集天安门，举行北京学界大示威。

1919年5月4日，一个浓墨重彩改写中国历史的庄严日子，一个伟大民族浴火重生的辉煌日子！这一天，北京城晴空万里，云淡风轻，但人们只觉得头顶阴霾密布，心底风急云生。下午1点多钟，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打着横幅，举着标语，高喊口号，挥舞着各色各样的旗子，冲破军警阻挠，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会聚。游行示威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通过了由许德珩、邓中夏等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接着，同学们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聚集区东交民巷进发，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帝国主义国家改变在巴黎和会上牺牲中国利益的决定。

东交民巷，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在这里设立使馆，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又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吞下了整个东交民巷地区。东交民巷成了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在这里拥有驻兵特权，却不许中国人在这里居住，不许中国政府在这里设立衙署，中国政府对东交民巷的事务完全无权过问。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昂首通过东交民巷，由此洗刷了半个世纪中国武装人员不得进入东交民巷的耻辱。

北洋军阀政府连争取正当的民族权益都噤口卷舌，就更不敢触碰列强的一根汗毛了。因此学生游行队伍顺着尘土飞扬的灰沙土路来到东交民巷西口，被北洋政府的军警强行拦阻，相互僵持达2个小时。由于不能向帝国主义国家陈情抗议，找不到冤头就找债主，学生们一呼百应，由此向北，去找与日本密谋“二十一条”的卖国帮凶曹汝霖问罪。

曹汝霖当时住在北京的赵家楼。赵家楼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从东交民巷到赵家楼，有近10华里的路程。大家一路上高呼口号，向路边的人群进行爱国宣传。愤怒在人们的心头越聚越多，怒火在人们的心中越烧越旺。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门前，已是下午4点左右。人们憋压很久的怒火，犹如火山爆发般地喷射出来。

这时的曹汝霖，是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也就是北洋政府的交通部部长。但段祺瑞执政时，曹汝霖是军阀政府的外交次长，即军阀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屈辱卖国的“二十一条”，就是曹汝霖在军阀政府授意下，与前后两任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相互勾结，在日本人诱逼下炮制出来的。为了军阀私利，曹、陆、章和北洋军阀同流合污，数典忘祖。在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就是拿着这些所谓条约，逼迫中国人吞下列强酿造的苦果。冤有头，债有主，爱国学生的斗争目标，很明确。

签订“二十一条”时，曹汝霖费尽心机，奴颜婢膝，并亲自送到日本公使馆，之后又假惺惺称自己“心感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明知是投降卖国，还不顾廉耻地去干，显属卖国贼无疑。

卖国贼总想着卖国。全国抗战开始后，曹、陆、章做了汉奸。曹汝霖成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陆宗舆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聘为行政院顾问，章宗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后曹汝霖担任伪职，但未给日本人出力。

5月4日，曹汝霖十分嚣张，非常狂妄，不仅要求警察总监加派200名警察守护曹宅，还让章宗祥和日本人来到自己的家里，密谋于暗室，商讨对策，公开向爱国学生示威。学生们到达赵家楼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曹宅门窗紧闭，一个人影都不见。数千名的学生在曹宅外怒不可遏，高呼口号，曹汝霖等人在室内充耳不闻，谈笑自若。此情此景，激怒了正义的学生。几个同学跳上围墙捣毁铁窗，冲入院中打开大门。这时曹、章不淡定了，仓促间一个躲入箱子间，一个钻进锅炉房。学生们冲进曹宅，冲到室内。而大厅内竟高挂着日本天皇画像！这哪是中国人的住宅？分明是日本强盗的贼窝！怒火变成烈火，呼喊变成行动，同学们把天皇的画像捅了下来扔在地上，又找来汽油泼在上面。同样来自三湘大地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取出身上的火柴，“嚓”的一声，点着画像。画像遇火即燃，烈焰腾腾地跳跃起来。画像中的日本天皇仿佛被烧得瑟瑟发抖，鼻斜眼歪。

这把火，烧毁了日本天皇的画像，烧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也烧出了中国人的骨气。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肆意杀人放火，烧得多少中国家庭家破人亡，烧得中华大地哀鸿一片，其最野蛮的一把火，是烧毁了举世皆知的瑰宝荟萃的圆明园。赵家楼的这把火，是正义对非正义的必然惩罚，是对汉奸卖国贼的严正警告。正是这把火，使五四运动与一年前要求收回山东半岛的学生陈情抗议，有了完全不同的斗争结果。

天皇作祟，汽油相助，火势迅速在室内蔓延，在大厅内熊熊燃烧。大火烧着了室内的家具陈设，也把章宗祥烧得像只老鼠，从锅炉房“刺溜”一声蹿了出来，不要命地奔向后门，企图逃脱，被愤怒的同学们堵了个正着。一把把小旗杆对着卖国贼的脑袋乱戳乱打，章宗祥哭爹喊娘，头破血流。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他最后还是靠着日本人保护，才狼狈逃脱。而曹宅的50多间房屋，也被这把火烧毁了10多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的大队军警赶到。未及离开的学生被反动军警野蛮逮捕。被捕的学生共有32名，其中北京大学学生20名。

同学们被捕后，邓中夏立即和李大钊及各学生社团负责人研究对策，全力营救。当天晚上，北京各校学生进行集会，会上作出决定：请蔡元培校长等出面营救被捕学生，同时把全校同学组织起来，坚持斗争。北京大学成立了负责整个学生运动的干事会，设总务、文书、纠察等股。邓中夏负责领导文书股，主要任务是对外宣传，负责编辑出版《五七》小报，进行舆论斗争。

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北京学生被捕的消息，引起举国上下的极大震动。济南、长沙、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社会各界，或发出通电，或上街游行示威，纷纷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的暴行，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邓中夏被选为总务干事。5月中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向毛泽东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随后，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也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向民众开展宣传活动。而北洋政府也决定孤注一掷，开始大肆逮捕爱国学生。6月3日这一天，北京有170多名学生被捕。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吓不倒爱国学生，第二天，学生们按照计划，以50人为一批，连续不断、前赴后继，分头到街上演讲。前面演讲的学生被军警逮捕，后面的学生立即跟上。到5日上午，被捕的学生已达1000多人。

北京政府的残暴行径，引起北京各界群众的强烈反对，也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工人阶级的支持，为五四运动注入了强大动力。6月5日，2万名上海工人开始罢工；6月6日到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等也相继罢工，罢工人数达到六七万人。之后，京汉铁路、京奉铁路及九江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的民众也加入请愿的行列，一些洋车工人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和声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一致斥责日本的无理行径，要求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

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1919年6月11日，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了曹、陆、章的职务。徐世昌也装模作样提出辞职。鉴于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出席巴黎和会签字仪式；1922年2月4日，中国和日本最终签订了《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青岛海关、胶济铁路等均归还中国，驻在青岛、胶济铁路的日军立即撤退。

五四运动是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全国各个阶层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它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因其势如暴风骤雨，声似雷霆万钧，又被称为“五四风雷”。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显示出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对斗争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运动的直接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