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唤起民众

有了人生的奋斗目标，就要有具体的行动。邓中夏的行动，首先是唤起民众。

“生逢强盗秽国时，儿女醉心救国事。”这是邓中夏早期所作《孤鸾曲》中的诗句。从1918年的春天开始，邓中夏一面认真学习近百年来的中外历史，研究军阀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现状；一面在同学中积极活动，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每天早晨，邓中夏都要到北大第二院去看书、学习、开会；中午和下午则到校外活动；晚上，常常到12点以后方能就寝。邓中夏善于同他人交往，语言表达能力超群，具有很强的组织和协调能力，因此很快寻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著名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

1918年5月，邓中夏参加和领导了北京第一次由大学生发起的反日救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无力东顾之机，打着反对德、奥等同盟国的旗号，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出兵山东，攻占青岛，从德国手中抢去了山东半岛。191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趁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需要外国列强支持，强迫袁世凯接受他们炮制的“二十一条”。因为这个丧权卖国事件发生在1915年5月7日，这一天，随即被中国人称作“国耻日”。1918年5月，日本又利用皖系军阀段祺瑞急于从日本获得军火贷款的心理，强迫北洋政府与其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反对苏俄为借口，大举侵入我国北方，控制了我国东北北部的广大地区。

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在此后同为党的一大代表的李达、李汉俊等留日学生号召下，1918年5月21日，北京大学等北京高校学生2000多人，浩浩荡荡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山东半岛。这是我国有大学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邓中夏是这次学生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这时北洋政府的大总统，换成了嘴皮子很溜的直系军阀冯国璋，只不过不是正式总统，而是一个代理总统。冯国璋迫于压力，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了不谙世事的学生。学生们卷旗收兵，高高兴兴地返校了。之后，北洋政府不但没有废除卖国协议，反而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实施协定的所谓办法。

第一次学生运动无功而返，无果而终。军阀政客的无耻嘴脸使学生们认识到，组织一两次游行示威，根本救不了中国，必须进行深入持久的斗争。这次游行示威后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倡导下，北京一部分爱国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团。7月，北京学生救国团的代表会同天津救国组织的代表，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学生们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秘密团体——学生救国会。学生救国会的总部设在北京，邓中夏、许德珩等被推选为负责人。

1918年8月，毛泽东、蔡和森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湖南来到北京。这时，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停办，杨昌济先生也来到了北京大学，在北大哲学系任教。3个湖南好友和自己的老师又会聚到一起。不久，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任书记，从事公文抄写等工作。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李大钊的办公室，都在北大红楼一楼的东南角。邓中夏常去李大钊处，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自然更多了。他们在一起研究新思潮、新理论，讨论国家大事，还一道进行社会调查等活动。

由于军阀政府的严酷统治，学生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大家决定创办一份《国民》杂志，进行公开的反帝爱国宣传。1918年10月29日，《国民》杂志社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蔡元培应邀出席会议，李大钊被聘为杂志顾问，由邓中夏负责杂志的筹备创办工作。出版杂志的经费主要由学生救国会成员分摊。《国民》杂志社有100多人，都是北京大学和其他高校的爱国青年，这些人此后多数都成为五四运动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1919年1月，《国民》杂志在北京出版发行。蔡元培为创刊号写了序言，李大钊等经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邓中夏也用“大壑”的笔名，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国民》杂志鲜明的反帝爱国立场，引起莘莘学子的强烈共鸣。尤其是及时报道在法国举行的巴黎和会情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和侵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邓中夏是从小山沟走向大城市的，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是个政治、经济都很落后的国家，劳动人民中识字的很少，不可能单纯通过报刊了解国内外大事，明白爱国救国的道理。但没有广大劳动者参加，救国的目标就不会实现。因此普及平民教育，是实现救国目标的社会基础，让老百姓认识字，是爱国救国的重要工作，爱国学生应当走出校门，向劳动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救国的道理。在蔡元培的支持下，邓中夏首先和一些进步学生在北京大学开办校役夜班，为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工友上文化课，向他们宣讲国内外的时政大事。不久，北大校役夜班就办出了名，不仅本校的工友积极参加，校外一些青年工友也赶到北京大学听课学习。

1919年2月，邓中夏以一位湖南同学的来信为由，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致蔡元培校长的公开信，要求发动全校师生，各自帮助自己的家乡，利用宗祠、庙宇等房屋，设立书报阅览室，帮助各地农民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随着唤起民众工作的开展，邓中夏又产生了建立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想法，提出以实现教育普及与社会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的方式，对贫苦民众进行文化教育。在李大钊和蔡元培的支持下，1919年3月26日，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大校长室正式成立。35位有志于救国救民的青年学生分成4个小组，从4月1日起，在邓中夏等人的率领下，开始到北京街头进行露天讲演。讲演的场次越来越多，讲演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包括国家、权利、平民、寄生虫，等等。讲演活动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听众接踵而至。有时“黄沙满天，不堪张目”，讲演也照常进行，而听讲者同样十分踊跃，屏息倾听，“出乎意料”。

邓中夏身材高大挺拔，面貌白皙红润，眼睛光亮有神，讲演时声音洪亮，旁征博引，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鼓动性。

由邓中夏发起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得到社会各阶层进步人士的重视和赞扬。于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也相继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经常对劳动群众进行露天讲演。讲演活动不仅为五四运动爆发提前做了思想上的准备，而且使学生的爱国斗争能够及时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对五四运动开展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是邓中夏唤起民众的倾力之作，前后持续了5年时间。5年中，讲演团经常向北京城区和郊区的工人、农民进行宣讲，同时把讲演活动推向全国各地。五四运动后，各地青年学生纷纷走向社会，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进步思想。一些地方更是通过讲演，直接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邓中夏是平民教育讲演团的发起人，在1921年以前，一直是讲演团的实际负责人，先后担任过总务干事和编辑干事。讲演团的许多文件、讲稿，都出自邓中夏的手笔。通过组织和领导讲演活动，邓中夏进一步了解了劳动人民，锻炼了宣传和组织才能，为成为杰出的群众领袖准备了条件。而这一切在当时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领时代之新的特殊意义，因此毛泽东曾称赞邓中夏是“知识分子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