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漫漫求索

在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上，有一位中外闻名、功高望重的共产党人，被公认为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

这是个彪炳日月、功垂竹帛、青史流芳的伟大名字——邓中夏！

五岭逶迤，白沙流急。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生在湖南省宜章县五岭镇邓家洼一个封建官吏家庭。邓家洼是个小村庄，离宜章县城约20华里，位于湖南省的南部，五岭山脉之北。这里山清水秀，景色绮丽，交通便利，波光粼粼的白沙河从村西径直流过。100多年前，邓中夏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出宜章，走出湖南，走向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著名的一代革命领袖。

邓中夏的祖上原是农民，生活艰难，家境贫困。后来祖父被官府抓丁当兵，在外面开了眼界，返乡后弃农经商，挣了钱开始置房买地，到晚年成为地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有钱就得让子女读书。于是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头悬梁、锥刺股，考中了清朝举人，做了湖南衡山县知事。

邓中夏出生的时候，家境上乘，家道富裕，是个“富三代”。可惜7岁那年，瘟疫夺去了母亲的生命。不久，父亲续弦，为邓中夏找了个继母。对这个继母，人们有不同的评价，好的像朵花，坏的像豆腐渣。不过，清官难断家务事，继母的确不好当，外人也不好过多评价。因为邓中夏夜里经常尿床，又不够卫生，于是继母让邓中夏和家里的长工在一起吃住。在外人看来，这个继母真是够狠的。

“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继母的安排，倒是给了邓中夏接触劳动人民的机会，使他切身了解到穷苦人的生活，养成了同情劳动人民的情结。

1913年秋天，19岁的邓中夏按照继母指派，到乡下向农民收租子。他看见佃户的稻子没有割完，就帮着干了起来。傍晚，稻子脱粒后，佃户按租约称好给东家的粮食。

邓中夏一看，佃户交租后所剩无几，心中不忍，立即从租谷中拨出几斗给佃户。

佃户十分感激，又非常担心：“你这样做，怎么向你娘交代？”

邓中夏说：“粮食是你种的，我们家收的租子比你得的还多，这公平吗？租子我来收，我就作主，回去我往粮仓里一倒，谁还会去量？”

邓中夏与劳动人民的真情实感，于此可见一斑。而这显然与继母无意间对邓中夏的“苦难教育”方式密切相关。

依照传统的世俗观念，四民分业，士农工商，以士为首。士，就是读书人，读书人可能就是做官的人。父亲学而优则仕，自然期待邓中夏光宗耀祖，再上层楼。7岁那年，邓中夏被送进村里的私塾读书，读了6年之乎者也，打下扎实的国文功底。1907年，父亲又送他到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读书。1911年春，邓中夏考进宜章县立高等小学，于第二年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邓中夏在高等小学读书期间，中国爆发了反对清王朝的武昌起义，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湖南革命党人也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宣告全省独立。革命风暴吹到宜章，17岁的邓中夏极为兴奋。从此，他把课余时间都用来阅读各种新书和报刊，开始接触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民主思想，开始崇拜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家。

高小毕业，该上中学了。但宜章当时没有中学，邓中夏只得到邻近的郴县（今郴州市）联合中学求学。然而，这所学校的校风陈腐，教员多是封建思想浓厚的老学究。已接触革命新风的邓中夏对此很是失望。1915年，邓中夏得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招生，决心中断中学的学业，到长沙报考。由于自己中学还没有毕业，邓中夏借了哥哥的毕业证书，改名邓康，前往长沙。邓中夏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修科。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位于岳麓书院内。岳麓书院坐落于湘江西岸的长沙岳麓山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处处闪烁着时光淬炼的人文精神，那副著名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挂在学校的大门口。在这里，邓中夏认识了在学校执教的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在杨先生家中，又结识了其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由于志向相同，对民主革命思想十分推崇，邓中夏和大一岁的毛泽东、小一岁的蔡和森，很快成为一生的挚友，共同成长为新一代“惟楚有材”的优秀代表。

在进步书刊的影响下，在杨昌济等老师的启发教育下，邓中夏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越来越强烈。他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状况，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厌恶封建势力阻挠社会进步，经常和毛泽东等热血青年畅谈于湘江之滨，论辩于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为眼下中华民族的命运忧心忡忡，为将来中国的前途殚诚毕虑。

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的学制是两年。1917年6月，邓中夏以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这一年，邓中夏23岁。但对知识的渴望，对民族存亡的责任感，使邓中夏不满足于平庸无为的生活。恰好在这一年，北京大学由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校长。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邓中夏决定投考北京大学。而邓典谟此时恰好奉调京城做官，于是邓中夏说服父亲和自己一起来到北京，父亲做官，邓中夏考取北大国文门即中文系。

蔡元培学贯中西，宦海浮沉，50岁当大学校长，60岁任国民党大员。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聘请了一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到北大任教，包括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新青年》杂志编辑李大钊，以及鲁迅、胡适、钱玄同等。其时蔡元培刚50岁，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采取不赞成的态度，但从兼容并包的方针出发，对20岁以上的学生又网开一面，准许以个人身份参加政治团体。依照蔡校长的教育方式，那时在北大上课很是灵活，学生可以听课，也可以不听课，只要学出成果就行，不管你怎么去学，有了成绩就是好学生。而在风声鹤唳、民族危亡之际，具有民族气节的热血青年对政治格外关心，北大的各种进步社团由此纷纷建立起来，爱国救国的政治活动也得以不断开展。

“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这是当时邓中夏为自己书写的座右铭。刚进北大，邓中夏的名字还叫邓康；因为23岁了，照蔡校长的规定，邓中夏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社会活动。北大包容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为邓中夏的思想演进提供了良田沃土。北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为邓中夏最爱光顾的地方。各种新出版的书刊，只要能够借到，他都认真阅读，对各种宣传新思想、新思潮的书刊，他更是爱不释手。

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是大名鼎鼎的李大钊。李大钊，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壮烈牺牲，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地位。那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是李大钊留给后世最激动人心的名言。邓中夏对学校的进步教师非常尊重，对李大钊更是推崇备至，经常向李大钊请教人生奋斗和救国救民的道理，对李大钊组织的各种活动积极参加，并且总是走在前头。

这时的邓中夏，对新世界、新思想充满了渴望，充满了期冀，充满了向往。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兄弟姊妹们啊！我们开门呢？不开门呢？”

邓中夏的选择，当然是开门，勇敢地开门，义无反顾地开门。就在邓中夏进入北大不久，列宁领导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受到了激励和鼓舞，找到了一把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光明锁钥。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辉耀时代。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最早接受十月革命影响的代表人物。从1918年年初起，李大钊就开始宣传十月革命，指出十月革命是“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号召先进青年“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

在李大钊的帮助和指引下，邓中夏对俄国十月革命也予以极大注意。他多方面搜集资料，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邓中夏为人热情豪爽，朴实正直，属于外向型的性格。刚入北京大学，邓中夏常慨叹国家民族将陷于沦亡，表现出焦急、愤怒的心情。从知道十月革命，到1918年年初的3个月间，邓中夏变得沉默寡言，经常陷入深思远虑。他在思考中国的前途，探索怎样打开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的大门。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对照，邓中夏得出了和老师李大钊同样的结论：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中国才能得救，中国人民才能得救。

这一年，邓中夏24岁。八方风雨，相激相荡，经过漫漫求索，在时代风暴的推动下，邓中夏终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正道坦途。从此以后，邓中夏总是兴致勃勃、终日辛勤地为革命工作。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邓中夏的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烦闷愁苦的表情。因为他坚信，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