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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如何让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实现共同富裕，摆脱贫困过上美好的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首先思考的问题，也是必须思考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还指出，在我们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新中国的国体，这为我们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运用政治统治消除私有制、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可能性。从此，中国共产党人艰难地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进着实现共同富裕的进一步探索。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认识到要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必须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在先进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共同富裕，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在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新中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形成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但也经历了不少的曲折，例如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对按劳分配也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度面临困境。尽管如此，仍然为我们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借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执政考验，如何在一穷二白且仍然面临着国内外敌人威胁的情况下，迅速地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重整山河、稳定政权、恢复生产、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党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情况出发，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稳定的内外环境，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并进一步推动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建立和巩固起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础，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领导人民积极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安定了社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为实现共同富裕建立起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在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接收了帝国主义在华资产，迅速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并进一步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党和政府在此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使得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营经济比重上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比重逐年下降，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初步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还领导了广大新解放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1950年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提出了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1952年年底，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彻底消灭，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所作出的努力，并且有力地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为党领导人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人民进行共同富裕的探索，认识到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建立在农民生产资料私有上的分散的个体经济并不能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原料增长的需要，且出现了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引起了党和政府的关注，开始了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2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决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到“共同富裕”。
此后，开始在农村推动建立符合农民意愿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以此为基础，从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但仍然保持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私有的初级合作社，发展到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都由私有变成集体所有的、能够更有效组织生产的社会主义高级合作社。广大农民普遍感受到互助比“单干”优越、初级合作社比互助组优越、高级合作社比初级合作社优越，比较自然、顺利地接受了集体所有制，脱离了土地和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农业合作化运动得到稳步推进。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1954年又决定对棉花和棉布进行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1955年，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等问题进行了描述，指出“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同时，还进一步指出要克服两极分化，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起来”
。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个体经济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并且最终还会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955年10月，毛泽东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
。这也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党已经认识到要以巩固工农联盟的形式来促进人民的共同富裕。在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公私合营、按照“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在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有利。1955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会议告全国工商界书》中，明确提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使个体农民、手工业者和私营工商业者能够循序渐进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三大改造，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确立起来，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历史变革，不仅“为摆脱贫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
，而且为追求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56年，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中国又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伴随的就是进一步探索在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在党的八大之前，为了准备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其中关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发展问题，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以实现工业布局的平衡，工人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需要逐步改进，“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以便缩小收入差距，“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等问题的论述，蕴含着协调推进共同富裕的思考和探索，对于后来党领导全体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大会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要想解决这样的矛盾，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要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在很大程度也对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来满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党的八大后，为了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具体分析了“农业合作化”、逐步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等问题，再次明确提出要把“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
。毛泽东还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也进一步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力的论断。但是遗憾的是，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上强调平均主义，工农业生产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试图以迅速工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挫败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提高，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出现了严重曲折。特别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没有实现“用最快的速度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的初衷；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违反了经济建设的规律，过度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刮起了“共产风”，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的色彩。后期虽然进行了调整，但“左”倾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使得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滑向了追求单一的生产关系层面上的“平均富裕”，陷入了“贫穷”的境地。可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处于反复和曲折当中，虽然在追求共同富裕，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以及多方面的原因，结果又背离了共同富裕，直至后来发生“文化大革命”，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起来，人民对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未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对此，有学者进行了总结分析：“党一度把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社会看作触手可及，并且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看作优势，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试图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忽视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过度强调生产关系的所谓公平，平均主义盛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的发展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极大地阻碍了党对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追求。但不能否定的是，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建设仍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为我们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以及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从新中国成立的实际出发，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虽然在探索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曲折和失误，但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已经初步明确了社会主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同时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共同富裕的前提性作用，以及农业合作化对于工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党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也有了比较清醒的认知，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长期复杂的发展过程。当然，如前所述，在进行共同富裕探索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党也经历了许多曲折，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也出现“偏差”，“同步富裕”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共同富裕”，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推进。
总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共同富裕的探索和追求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共同富裕”这一概念，并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等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在经历共同富裕探索的曲折中深化了对于共同富裕的理解，为改革开放后继续深入探索共同富裕实际路径、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借鉴。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探索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准备。对此，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
这公正客观地评价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共同富裕探索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