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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人苦苦探索着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追寻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道路。1840年鸦片战争打碎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封闭的状态被打破，然而闭关锁国的落后，对于外部世界知之甚少，探索之路迷雾重重。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中国人处处碰壁，如何实现国强民富成为一个时代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长期的封闭状态、制度上的落后、人民的愚昧、民智未开化等一系列的阻碍，使得我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以及人民幸福的道路异常艰难，一开始就处于“难产”的境遇，致使近代中国未能找到一条真正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效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下追寻共同富裕的条件也根本不具备。那么，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遇，吸取鸦片战争以来求国强民富而始终不得的教训，成为中国人民所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人持续了这样的思考，并将之付诸实践，开启了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之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苦苦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同时开始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与探索，将关怀劳动大众、救民于水火作为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目标追求。他们从一开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追求作为价值内核。“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初心与使命，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同富裕的内在精神动力。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中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了思考与探索。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了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初步思考与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导致了中国人民在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之下难以生存，也因此成为中国人民贫穷落后的“总根源”，这是中国人民想要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阻碍。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对于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阻碍，将追求国家独立与关怀人民生活统一起来，领导人民推翻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严重存在的社会贫富分化问题。李达曾尖锐地指出：“若不从速解决，社会不但不能进化，且将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必须解决贫富差距严重的问题，并在探索中认识到，要改变贫富差距这样的社会问题在中国首先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就是要改变封建私有制，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指出：“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等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共同富裕作为畅想的未来社会的特征，并将其作为美好生活的显著标志。李大钊在对未来社会作出这样的描述，“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主张“协作的生产，并得真正平均的分配”
，农村将“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
。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对未来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也进行了最初的理论探讨，提出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等
。比如，李大钊提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认为需要有一个由私有到公有的过程，并以集体的方式进行分配，最终“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得和他劳工相等的份就是了”
。陈独秀则指出，“恍然于贫富之差，绝非社会之福”。他对贫富差距坚决予以反对，提出社会主义讲求的是要公平地分配劳动产品，但是反对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要求解放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人民。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必须实现共同富裕，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一切力量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人将开展革命斗争与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结合起来，以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为革命斗争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上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认知，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围绕着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新社会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根据不同时期我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以及党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认识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着。比如，1921年党的一大召开，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提出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以革命的手段实现这个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确立了要将革命与公有制的实现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结合起来的原则和策略。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最低纲领是要“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的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共同富裕的追求更加注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进一步确定了自身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之后，中国工人运动迎来了第一次高潮，农民运动也初步开展起来。这一时期开展的工农运动是在唤起工农的觉醒上下功夫，引导工农群众认识到封建剥削制度的残酷性，并以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愿景来凝聚工农群众。1923年党的三大召开，大会确立了与国民党合作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国民党一大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共合作推动的国民大革命以蓬勃之势开展起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1925年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工农联盟问题，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
。这是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也明确了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其实就是要反对封建私有制，这是对建立新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追求认识的重要进步，在实践中认识到要实现人民翻身解放的美好生活就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推翻封建政治经济关系。此后，随着北伐战争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国共产党人在军队政治工作和发动工农群众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湘鄂赣的工农群众运动更是高涨，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大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在1927年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并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强调必须依靠贫农作为“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掌握农村一切权力，然后进行减租减息、分配土地等斗争。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导。这些都表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醒认识到唤醒广大民众对于推动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极端重要性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变革受剥削受压迫的阶级关系必须依靠的力量就是工农阶级，“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实行土地革命，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
。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通过土地问题解决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尝试。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深刻认识到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争取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坚持武装斗争，并有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必须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扩大革命的力量。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党和革命指明了新的道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走自己的路，依靠土地革命凝聚广大农民的力量，依靠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提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必须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地方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必须取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秋收起义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团结领导井冈山军民，进行“工农武装割据”，首先在边界各县发动群众游击暴动、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开始分田斗争
。“打土豪、分田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团结和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为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先在个别地区试行分田的基础上，边界各县掀起了分田高潮。19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并以“人口为标准”实行平均分配
。下井冈山之后，为进一步总结赣南土地斗争的经验，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29年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作出“自耕农的土地不没收”“抽多补少”的原则规定，使得闽西6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1930年2月，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指导下，兴国等6县全境和永丰等县部分地区全面开展分田运动。与此同时，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等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也陆续展开。这一时期，以分田地为代表的土地革命深入开展，一方面使根据地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党得到了更多农民的最大支持，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使得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出发，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富贵豪强阶层进行打击和抑制，重点是缩小人民收入差距，并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而建设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在劳动政策上改善工人生活的同时，又让资本家有利可图；税收政策上按收入多少纳税，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同时，根据地民主政府还注意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为后来农业合作化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克服抗日根据地的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走生产自救的道路，确立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探索了一条“革命+生产”的独特道路。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进一步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和赢得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开始把土地政策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过渡。国民党统治集团挑起全面内战后，各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泛发动农民大规模进行土地改革，对土地财产进行公平合理分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采取了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土地政策和工商业政策，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土地按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进一步把党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提出的“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政策付诸实践，并使农村土地归各人所有。《大纲》公布后，解放区迅速形成了土改的热潮，使贫苦农民获得了生产必需的土地。到1947年下半年，解放区2/3的地方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铲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热情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以及物质基础。1947年年底，党中央在陕北召开“十二月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阐明了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宣布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进一步指明了要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也为实现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性的政治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是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对于实现人民富裕的极端重要性，并努力通过土地革命等一系列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来凝聚革命力量，最终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从根本上消除了人民贫富分化、国家贫穷落后的制度性根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以不懈的革命斗争为国家谋独立、为人民谋幸福，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条件与社会基础，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实现共同富裕的早期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开始萌芽，共同富裕的实践得以初步探索，从实现共同富裕理想、中国社会主要状况下的贫富分化消除、土地改革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纲领等方面进行了广泛实践。虽然由于当时的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的紧迫和共产党所处的弱势地位，这些实践探索很难在战争环境下得以系统总结和全面提升，但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贫困状况、中国革命与共同富裕的思考以及初步实行的具体政策，都为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坚守初心和使命、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