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九分调研，一分决定”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原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调查研究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特色形成的。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的革命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伊始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可见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党也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调查研究，并在调查研究中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调研对于掌握事物的实际情况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后续决策制定提供了必要前提，陈云同志曾强调调研与决定之间的关系，指出：“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
即“九分调研，一分决定”，为厘清调研与决定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19 世纪中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实现了社会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同时实现了社会调查方法上的革命。
1842 年，马克思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在入职《莱茵报》后，一直为普鲁士受压迫的群众发声，他也因此成为普鲁士专制政府的重点关注对象。当年报社一名记者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的文章，文章完全是为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葡萄种植者发声，在普鲁士专制政府的压迫下，以及与德意志政府的通商协定下，使得当地居民种植葡萄入不敷出。莱茵省总督在见到该报信息后，也在报纸上刊发文章，指责该报记者歪曲事实，诋毁政府，要求该报正式道歉。身为主编的马克思不得不应战，针对总督在文章中提出的荒谬指责，马克思并未急于回应，为了使得文章更具说服力。马克思多次前往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调查，通过与当地种植葡萄农户交流，马克思了解到种植葡萄的各项技术细节，尤其是总督文章中提到的修剪侧枝和松土也要计算到成本中，更是荒谬的说法。种植户用事实，让马克思的文章回应更有说服力。总督文章指责葡萄种植户的贫困是农户个人的懒惰所致，并非由政府的压迫造成，马克思在调查中获得的当地乡镇的会议记录为反击总督的文章提供了佐证。大量的数据和一手材料，驳斥得总督哑口无言。马克思后来在和恩格斯的谈话中多次提及，“正是对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生活状况的考察，促使我专注于政治研究转向经济关系研究，进而研究社会主义。”
深入群众的调查研究，使马克思被深深触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民众如此受苦，从表面的官员贪腐深究于制度性溃败，促成了马克思思想信仰的质变。
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上更擅长典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一篇题为《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充分体现了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深入调研。恩格斯在 1842—1844 年间，深入英国棉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贫民窟进行了实地调查，恩格斯为了更好地获得第一手真实数据，顺利进入调查研究的“田野”，和当地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恩格斯在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后，将英国工人现状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便于读者能够设身处地地感受到英国工人所处的悲惨生活环境。大量的调研，使得青年恩格斯并未沉醉于大英帝国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是从中预判到工人阶级将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力量。恩格斯在调查研究中更是采用了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视角，从而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社会思想家，包括社会主义空想理论，不再止步于提出社会改变的方案，废除私有制度，而是更先一步地提出工人运动推翻现存社会权力和私有制的作用，从根本上消灭阶级对立的剥削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制度。曼彻斯特工人境况调查研究，使青年恩格斯初步站到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层面，不再将英国工人运动视作历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当作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来看待，摆脱了传统的人性论和经验论的研究方法——调查研究的科学结论需要建立在唯物史观的方法基础上，才能摆脱空想走向科学。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不仅在于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更在于列宁身体力行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注重实际，大力提倡调查研究。列宁对调查研究的高度重视，就是将调查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巩固和维护苏俄政权的重要法宝，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更是挽救了苏维埃政权。1920 年，苏俄为了集中力量反抗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干涉，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为苏俄取得反击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在政策实施中粗暴的工作方法，和对工农业生产造成的持续性毁坏，引起了农民的普遍不满，要求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列宁在经过持续的调研，深入农户之后，意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严重危害，最终在 1921 年 3 月布尔什维克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他亲自起草的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的提案，促成了苏俄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更是清醒地意识到官僚主义将会导致党脱离群众，泛泛而谈、官话连篇的官员，不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更是为群众所厌恶，所以列宁认为调查研究是克服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利器。1921 年 8 月，列宁在给中央统计局的信件中要求，“要拿出 99%的力量用去研究我们建设中实际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列宁不仅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更强调调查研究的方法，为了获得调查研究的真实数据，决不能带着自己的“官员身份”，否则会造成地方政府的负担，更让群众难以说出真实的想法。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有力纠正了一些苏维埃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调查研究，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涵，也为中国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调查研究方法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蒙难、文明蒙尘、民族蒙羞之时，能够从众多的党派中脱颖而出就在于能够制定出切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由此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路线，绝非闭门造车，而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因此党的政策路线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也能够更好地贯彻落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调查研究上提出的许多独特见解，不仅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更具有独创性地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赋予了中国元素。在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时，国民党右派却凭着道听途说对农民运动横加指责，散播“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农会太过分”“农民运动糟得很”的不实言论，使得一些民众被言论所蛊惑指责农民运动。为了辨明是非，还原农民运动的真实面貌，1927 年 1—2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在湖南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同志，历时 32 天，对衡山、长沙、湘潭等 5 个县的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每到一地，毛泽东同志都会与当地农会干部、农民、农运积极分子座谈，从而了解当地农民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农会对当地政治生态所产生的影响。1930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更是提出了调查研究理论中国化的精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调查研究与中国革命道路的紧密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离开中国革命实际，空谈中国革命只会让中国革命走进死胡同，对沉醉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中国革命者敲响了警钟。调查研究是作好决策的重要前提，坐在房子里的空想和依据粗枝大叶的报告所制定的政策是很危险的。党在红色区域所产生的“左”倾错误，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实践相脱节所导致的。在调查研究方法上，毛泽东同志始终坚持并强调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使我们能够正确并清醒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基本问题。认清了这个基本问题，有利于我们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时期，使得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面对敌强我弱的革命现实，中国革命不能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道路。在经历血的教训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调查中国革命实际，最终确定了一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邓小平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设时期就将调查研究贯穿日常工作，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中国经济建设找到新的突破口。面对中国革命道路发展的挫折与徘徊，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将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重新带回正确的发展轨道。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多次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以前公布的数字因各种原因存在虚假，认识到这一点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从而实现管理水平的提高，并增加实际得到的利益。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能够促使全党从上至下务实工作作风的形成，也能重新树立起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邓小平同志在调查研究时，注重将调查“事”与调查“人”结合起来，通过座谈、交谈等方式，及时发现党员、干部、群众的呼声与想法，从而获得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有益建议。在经历发展挫折后，邓小平同志针对继续沿用当时的推荐就读高校制，还是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召开广泛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专家建议，从国家长远发展出发，当场决定在 1977 年恢复全国统一高考。邓小平同志在调查研究后，及时解决恢复统一高考后的诸多具体问题，560 万有志青年走入人生的高考考场，不仅从此改写了自己的命运，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走向。邓小平同志更是善于将调查研究与党的方针政策宣传相结合。1992 年，已是 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南下武汉、深圳、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坚定了干部群众深化改革开放的信心，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疑虑与困惑。
在 1989 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结合新阶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多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一再验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调查研究的根本。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解释、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这个结合的过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革命和建设，不断在实践中充实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是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统一。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在决策前调查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作为执政党，党的决策事关大量资金的投入运转，也反映出党的科学执政水平。调查研究并非简单的走马观花，而应成为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常态化工作内容。江泽民同志提出，县以上的各级领导同志，“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亲自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欢迎什么，反对什么。”
调查研究工作是对党的群众工作的具象与深化，也是化解矛盾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通过调查研究，既可以了解到矛盾的真实情况，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出矛盾化解方法，从制度上杜绝矛盾的普遍再出现，以更好地推动社会稳定发展。
调查研究是我们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胡锦涛同志强调，加强调查和研究，着力提高工作本领，把和谐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调查研究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浮光掠影，而是要围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关键点的城乡结构、人口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总结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普遍性规律特点，从而更好地总结出我国社会管理的科学手段和方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如何在进入 21 世纪后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课题。在深入各地调研时，胡锦涛同志结合各地发展实际情况，强调要善于抓住新机遇，增强创新能力，开拓新局面，努力实现率先发展、协调发展。在持续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积极探索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大量深入实践的调查研究，使得党和国家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的资源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资源利用率极低，而且所产生的生态危机与资源枯竭挑战等社会性问题，会阻碍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产生大量潜在的社会安全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全面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中探索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使发展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进一步阐述了在新时代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及方法途径，为做好调查研究指明了方向。进入新时代后，围绕党员领导干部“为什么开展调查研究”“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和阐述，形成了许多关于调查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新论断。这些观点、方法、论断，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推动了新时代党的调查研究工作迈入新境界。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精准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化概述。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调查研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就是将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重要载体。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人类透过现象，逐渐认识和掌握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将调查研究视为解决问题、掌握情况的前提。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向实践求知，善读社会这部书，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
。在实践与理论认识之间，调查研究是其中的桥梁与纽带，只有在调查研究做深、做透、做实的基础上，才能推动工作质的飞跃。随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确立和稳定，岗位交流，人才流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储备自不一样。调查研究无疑是快速掌握知识技能的重要渠道，正确的知识与技能的形成，需要行为主体将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实践中，并在实践中检验知识或技能的科学性，可以从中进行知识的完善或技能的调整。调查研究则是从中可以发现新的知识、新的技能、新的问题，使得改善与调整更有针对性。
实践证明，调查研究并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方法，不进行调查研究自身就要为时代所淘汰，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最终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青年干部要牢记先辈的教导，在工作中将调查研究作为一项基本工作方法，作为自己的基本功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