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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形成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形成和发展的。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也不例外,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思维方法继承的基础上,对历任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维方法思想的深化、延续和发展。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和观点不仅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治国理政思想方法,同时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治国理政优秀的方法论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提供了深厚的思维积淀。

一、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继承与延展

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一科学的论断在本质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理论体系,这种体系不是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论方法的简单堆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具体化和实践化。但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并不是单纯的并列的关系,更不是在内容上的翻版重复和表述上的纯粹堆积。相反,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容,比如实事求是方法,调查研究方法,全面、历史地看问题方法,矛盾分析方法,辩证思维方法,创造性思维方法,价值评价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进行治国理政实践的指导思想,也是根本的思想方法。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正是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理论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科学思维方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性思维的继承和发展

辩证思维方式是在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中的最为核心的思维方法。恩格斯认为,辩证性思维是“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人”才具有的思维品质。辩证性思维是指坚持事物普遍联系、发展和对立统一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是最基础的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的任务“就是要从迷乱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即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第一,辩证性思维包含着联系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万物处于普遍联系中,并且联系是客观的、多样的。坚持辩证性思维要善于从联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正确认识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第二,辩证性思维包含着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永恒发展的,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曲折的。坚持辩证性思维要善于坚持发展的观点,以创新的精神正确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促进事物创新发展。第三,辩证性思维包含着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坚持辩证性思维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一分为二地分析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二)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的传承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存在的一大根本特性和方法就是注重整体性。所谓整体性思维,是指以整体性的认识和方法对事物进行的一种认知、确证的思维方式。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在整体性思维指导中形成的。对于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说道:“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 恩格斯也指出:“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铁”,是指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整体的科学体系。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对整体性思维的认知,决定了他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善于运用该思维方式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上,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由多个组成部分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组成部分既“同时存在”又“相互作用”。马克思提出,社会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 ,“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三)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思维的继承和延展

批判性思维是追求真理的思维过程,是众多科学思维方法中的一种。马克思认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其蕴含的批判性思维,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对他人理论和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对前人理论进行汲取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理论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从异化现象出发,运用批判性思维(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泛逻辑神秘主义进行无情的批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还体现在对自我理论和思想的批判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不仅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理论的不合理进行批判,还体现在对自我理论的批判和革命,即顺应自然的发展规律,在不断完善自身理论的基础上实现自我理论的超越和发展,从而在批判继承中使自己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预测未来,而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没有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批判性思维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树也不会常青;没有批判性思维的运用,就更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理论成果的产生。

(四)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思维的继承和创新

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是在历史性和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思维强调在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把认识对象置于历史过程加以分析和认识,从而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思维主张将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发展的同一性、客观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众多著作中,从《共产党宣言》鸿篇巨制的完成,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诞生,再到《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系统阐释,他们在分析社会发展过程时,都是把其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历史性思维把握社会发展,看到了作为历史过程的社会发展集必然性、复杂性与曲折性于一体,由此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马克思以历史性思维在分析世界时提出,世界不是由孤立的国家构成的,而是一个整体,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国家所构成。这种相互作用造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出现不同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独进行”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思维品格、思想智慧的综合性集体呈现,其除了包含辩证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整体性思维以及历史性思维,还包含其他一系列重要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不仅对于深化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和运用这些思维方式推进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进入新时代,鉴于我们党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面临前所未有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针对一系列矛盾风险挑战,为使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更好地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十分重视并提倡培养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看待问题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每一名党员干部在治国理政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信、自觉。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结合治国理政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和社会发展趋势,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以此为指导,形成了以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在内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治国理政实践的科学思维方法体系,从而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理论和思想。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的继承与发展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历来十分重视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的重要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思维方法理论体系——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思维方法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是“流”和“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思维方法是“源”,它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直接理论基础,因此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是源自此的“流”。

(一)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继承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和善于立足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和思维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我们党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就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先后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ༀ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中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毛泽东关于思维方法的论述和内容,不仅丰富、系统,而且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实事求是思维方法。实事求是思维方法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毛泽东立足中国实践的哲学总结,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上揭示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继承并科学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维方法,同时将实事求是思维方法与调查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实事求是思维方法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是毛泽东在解决“什么是近代中国社会、怎样改造近代中国社会”问题时,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斗争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思想,系统全面地批判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中所表现出的“左”倾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并且分析出其存在的错误根源,形成的一条根本性的思维方法。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正是借助实事求是思维方法,在正确把握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引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实事求是思维方法是毛泽东思想思维方法的核心,毛泽东思想蕴含的其他思维方法都是围绕实事求是思维方法展开的。例如,“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系统的思维方法都是实事求是思维方法的展开、深化和具体化。再如群众路线的思维方法都是对实事求是思维方法的运用和发展。另外,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思维方法突出的贡献,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展开和运用。在实践中,毛泽东善于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透过事物的现象,深入了解事物的内部联系,科学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这正是实事求是思维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

2. 系统思维方法。系统思维方法是毛泽东思维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虽然毛泽东没有专门的文章和著作论述过系统思维,但是他以“全局”“整体”等思维和概念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系统思维方法。第一,系统思维方法强调从整体性认识事物,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发展,把事物之间的矛盾放到一个整体的系统中,从总体上加以考察和把握,从而实现最好的整体效应。例如,在针对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问题上,毛泽东运用系统思维明确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 “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再如,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运用系统的思维方法,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治国理政中面临的各种关系,创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系统思维强调要具有整体观念,要求对工作进行全局谋划,不能因为局部、部分而丢了全局和整体,既要立足当前又要放眼未来。第二,系统思维方法强调从事物的内外联系角度去把握事物发展。毛泽东认为在认识事物时,既要看到事物的外部联系,也要看到事物的内部结构。他强调:“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 由此看出,系统思维方法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战略思维方法是完全吻合的。

3. “一分为二”思维方法。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矛盾”概念分析和阐释的基础上,依据对立统一规律的原则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形成了“一分为二”思维方法。毛泽东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 ,“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性质也各不相同” 。在对待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就是运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对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还强调运用“一分为二”的思维方法,必须将事物的两个方面区分开来,必须科学分析事物的两个方面,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在运用“一分为二”思维方法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分析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迥异、解决方法不同的矛盾。在解决方法上,具有对抗性的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具有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运用“一分为二”思维方法对事物进行分析,还必须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只有将分析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才能正确地、客观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4. 群众路线思维方法。群众路线思维方法是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的运用和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将群众路线作为思维方法,就需要我们在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首先思考的基本问题就是能够真正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实践中将群众路线思维方法上升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基本性的思维方式,就是明确告诉全体党员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只有借助群众力量进行思考,只有在实践中依靠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想问题、办事情,才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毛泽东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 与此同时,毛泽东总结出以密切联系群众为主要内容之一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创立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最终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维方法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除上述阐释以外,还包括“共性个性”思维方法、历史思维方法、比较思维方法等。这些重要的思维方法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成为我们党治国理政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发展

任何理论都不是永恒的真理。随着时代的发展,必然产生新的理论思维,但是任何新的理论思维都是对以前的理论思维兼容并包,通过吸取、加工、改造、创新而形成的。毛泽东曾提出,既要学习马克思又要超过马克思。所谓超过马克思,就是既不丢老祖宗,又要说新话,进行理论创新;既要“解决中国问题”又要“创造些新的东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根据新的实践和社会历史条件,依据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在对前人的经验进行新的审视、创新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符合时代发展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独特的认识视角,在观察世界、思考现实、洞悉未来的基础上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维空间,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唯实性思维方法。唯实性思维方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思考问题,构建其理论的逻辑起点。它高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维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实事求是思维方法是毛泽东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问题上,在同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的思维方法。“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在重大历史关头进行拨乱反正,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赋予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思维方法新的内容和内涵。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在唯实思维方法的指导下,我们党实现了重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在世界进入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阶段,面临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江泽民也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他不仅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唯实的思维方法,而且丰富和发展了唯实思维方法的内涵和内容,把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质。在唯实思维方法的指引下,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等重大战略。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把牢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形成了以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

2. 实践性思维方法。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任何理论都是以客观实践活动为出发点,以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尊重实践,但是更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深入到实践中去解决问题。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为打破思想僵化的状况,明确强调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从实际出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纵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其分别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理论主题都是运用实践性思维方法的结果和产物,都是针对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问题的实践中不断搞清楚“是什么”和“怎样建”的问题。其中的“是什么”是理论性的问题,“怎样建”是实践性的问题,二者都是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维方法的运用和体现。再如,邓小平坚持实践性思维方法,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等问题;胡锦涛在准确把握新阶段中国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基础上,不断延展理论视野,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这些成果都是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统一,始终闪耀着实践性思维之光。

3. 人民性思维方法。坚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回顾历史,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和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人民至上的立场,坚持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人民性思维贯彻和运用到具体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思维方法。群众路线思维方法是我们党在实际工作中开展领导的基本思维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注重在实际工作中对人民性思维方法的坚持和运用,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奋斗目标,在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则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在世纪之交,我们党面临的国内外情况更加错综复杂。江泽民以我们党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变化为依据,继续坚持人民性思维方法,提出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江泽民曾明确提出,“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的新矛盾新问题,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 。他认为,只有坚持人民性思维方法才能实现党的各项工作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根据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坚持人民性思维,对于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实效性作出了精辟的论述。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党同志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使我们的事业经得起任何风浪、任何风险的考验”

4. 比较分析思维方法。马克思曾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毛泽东曾经在民主主义革命中通过比较分析,正确解析了中国国情、阶级阶层划分和敌我力量构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坚持、运用和发展比较分析思维方法,通过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通过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客观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江泽民在对我们党和世界其他国家及政党执政理念与实践经验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理论主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新世纪,胡锦涛在比较分析国内外发展问题的基础上,不仅实现了传统发展观的继承,而且实现了创新发展,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系列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使命,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和解决的时代性课题。在我们党面临的国际形势、国内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的局势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情境的共振共鸣中,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维方法进行提炼和概括,结合现实问题,总结出体现新时代风貌,建构起了以实事求是、唯物辩证法为根本的,包括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思维方法理论体系。

三、对中国优秀传统思维方法的汲取和转化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体系,不仅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治国理政的方法论思想,而且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思想方法、思维方法的思想精华经过几千年的传承,汇聚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科学思维方法体系的生成提供了又一理论基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治国理政方法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是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中,形成了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特色和内容的关于方法的理论和思想。“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 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立足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坚持吸收利用和转化,创新性发展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也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形成了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质,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

(一)坚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生观念

《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我国古代治国思想中,历代执政者最高的人生成就莫过于通过修齐治平的理政实践,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思想谱系中,“民本”思想经历了由“仁爱”到“仁政”的转变,体现出重民、知民、爱民、忧民的思想。第一,重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倡导民本思想,强调执政者要做到以人为本,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荀子》有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也提出并形成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第二,知民。孟子以百姓的意愿和利益为前提,提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燕民不悦,则勿取”,强调执政者要体察民情民意,知民得心。《管子·牧民》中提出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思想观点,则为历代明君圣主所推崇。第三,爱民。在爱民上,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朱熹提醒统治者:“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第四,忧民。《孟子·梁惠王下》中曾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强调要忧民之所忧。《荀子·大略》也提出了“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思想。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借鉴和汲取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科学思维方法理论体系。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我们党明确提出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坚持为民用权,“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用权切不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与此同时,还提出共产党人还要坚持利为人民所谋,把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党全部理论和思维方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

(二)坚持“革故鼎新、创新求变”的创新思想

对于“革故鼎新、创新求变”,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阐释。《诗经》曾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强调一个国家的使命在于革新。《礼记·大学》中也指出,商朝开国君王提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警言,强调了创新、革新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周易》中,也多次提出创新求变的思想。例如在《周易·益卦》中提出了“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周易·系辞下》提出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些论断都强调创新不是随波逐流,关键在于与时俱进。《盐铁论》中对“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进行了阐释,指明要因时、因地、因情的不同而灵活变通。《韩非子》中也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二程集》更是提出了“不日新者必日退”,强调了如果不进行创新、革新,就必然会出现退步,对创新积极进取的重要性进一步进行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可以说,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 进入新时代,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们党从理论、制度、实践、文化以及科技等多个角度和维度进行创新发展。例如在理论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聚焦治国理政中出现的新问题相结合;在制度上,中国共产党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担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上,结合新时代的需要,按照创新思维方法和推陈出新的原则,结合新的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形成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宣传思想工作创新,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 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故鼎新、创新求变”中,积极应对治国理政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三)坚持“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的法治理念

法治思想贯穿中国的历朝历代,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韩非子·诡使》中提出:“‘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乱者,私也。法立,则莫得为私矣。’故曰: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强调用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韩非子·有度》中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调国家的强弱与执行法度的人是否秉公执法相关。王安石在《周公》中提出“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认为,“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强调法律执行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刘禹锡在《天论》中提出“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王勃在《上刘右相书》中提出,“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指出必须对违反法律的人实施惩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传承“立善法治天下”和“奉法者强”的传统法治观念,将“道私者乱,道法者治”的法治思维创新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使中国的法治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开启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我们党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从严管党治党。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国家治理中,只要法律健全、畅通,必然能教化民众。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包拯《上殿札子》中的“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在法治实践的执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传统的法治思维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习近平总书记还引用张居正“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论述,进一步强调在执法实践中要善于树立法治思维、善用法治方式加强执法。这些都对科学思维方法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坚持“协和万邦、和衷共济”的和合思想

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就崇尚“和”思想,和合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在《尚书·尧典》中最早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观点。《论语》中也讲到“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关“和”的思想。在《中庸》里也阐释了“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的中庸思想。在《庄子·齐物论》中也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阐释。《史记·五帝本纪》中更加强调了“百姓昭明,合和万国”。这些观点强调不同国家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处理各种关系的准则。“和衷共济”思想也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体现,比喻为齐心协力,共同克服困难。“和衷共济”思想最早出现在《尚书·虞书·皋陶谟》中,提出了“同寅协恭和衷哉”。《国语·鲁语下》则提出了“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强调同舟共济思想。后陈子龙在《论召对内降疏》中再次提出:“在陛下渊衷,以方谕大臣和衷共济,恐宪臣戆直,奏对之际,复生异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将“协和万邦”思想吸收、运用于实践。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所倡导的“互利互信、平等协商、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理念的诠释并赋予新的时代价值。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为核心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政治上提倡平等互利、经济上秉持和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文化上主张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应该互学互鉴、和谐共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和”文化的体现。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中国优秀的“和”文化的智慧用于治理国内事务,还将其用于处理国际关系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五)坚持“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的智慧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并非中华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思想观念,但是其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道德经》曾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乾卦》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论语·阳货》也记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些思想都蕴含了天人合一智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中国古人也在不同时期多次论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生。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指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这些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相协调,要尊重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顺应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念,也是今天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德、天人合一”的智慧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实践相结合,大力倡导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明确提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并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目标之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治国理政的突出地位,不仅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而且明确了我们民族得以永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坚持绿色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些实践活动都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生动实践。

总之,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科学思维方法在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优秀治国理政思维方法进行深入挖掘,更重要的是对其进行新的哲学诠释和阐发,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进而促进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思维方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fZqE9Ebss4HfyjXFPvY8tfa0B6k2Tbaq+mx5SiKVJFJFo2xX4QRJ4uwOjm3x79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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