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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理论基础阐释（第二章）。这里的理论基础，首先指的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因，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等。这部分力求阐释清楚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因与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性，以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奠定根本的哲学基础理论支撑。其次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五大新发展理念等直接理论来源的阐释，包括对其研究现状的评述。
第二步，阐述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第三章，包括“生成机理”“内涵外延”“辩证性”），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出场（第四章，包括“时代意蕴”“运行机理”“实践方略”）。对“生成”“出场”的阐释，是本课题主题“中国贡献”的首要内涵即第一大块内容。没有“理念的生成和出场”，“中国贡献”这一主题便无所依附，也谈不上这一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什么关系，“包容性绿色发展”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引领作用也就无从谈起。绝不能把这个“首要内涵”排斥在所谓“中国贡献”之外继而认为是基础理论阐释性的内容。从前述所引“文化及其传播的核心归根结底表现为关键词的传播”等观点来看，“理念的生成和出场”作为关键词传播的前提，更应该是课题主题“中国贡献”的“首要内涵”-“理念”倚仗中国理论和实践而生成、出场，中国理论和实践又大大丰富了“理念”的时代意涵，这本身就是“中国贡献”的题中首要之义。
第三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双维和全要素视域，全面阐释以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为导引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共赢之路、政治自主之路、文化互融之路、社会安全之路、生态共建之路（第五章至第九章）。这属于本课题主题“中国贡献”的主体内涵即第二大块内容。
第四步，阐释标识性概念在记录宏大理论和实践叙事中的作用，并以此为导引，基于前两大块内容的铺陈，阐释“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融通性及其对西方标识性对抗话语的超越性，阐释其作为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可行性、优越性等重大问题（第十章）。这是本课题主题“中国贡献”的“对象化要求”和课题研究的归结点，是“中国贡献”的第三大块内容。
第五步，课题总结性阐释，包括研究回溯、研究结论和研究展望。其中的“研究展望”是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运动的期许和前瞻，旨在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场域的新开拓问题。
1.“包容性绿色发展”作为具体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
“包容性绿色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具体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其实质即这一理念的生成和出场问题。辩证逻辑的概念理论认为，具体概念的产生依赖一定的契机和条件
。首先是理论基础奠基：这一理念倚仗深厚的哲学理论基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等），具有包含中国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五大新发展理念等）。其次是时代提供其产生和出场的契机：新时代“两个大局”深度交织和相互激荡，成为对这一理念的时代召唤，即时代需要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出场。再者是综合使用科学的逻辑方法，促成理念或概念的诞生：如在“生成”“出场”即第三章、第四章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辩证地综合等辩证逻辑方法的运用等。最后是在与现实实践的交互运动和辩证互动中实现对具体概念具体性的验证：如中国“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中国成为全球实施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中国2030国别方案成为全球实施联合国2030议程的表率，中国被公认为全球抗疫的中流砥柱等。由此，对概念进行辩证逻辑理论视域下的解读和阐释便具有了充分的理据。综上可见，“包容性绿色发展”是一个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概念，一个具有活生生内容和辩证结构的概念，一个取得了理想形态的概念，从而整体性地回答了“作为具体概念何以可能”的问题。
2.厚实的研究基础和研究成果
课题结项成果具有较为厚实的前期成果和阶段性成果支撑。前期成果以省社科项目成果为基础并获得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前期成果发表权威期刊论文1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发表在CSSCI期刊上的本课题成果的核心内容被人大复印资料转摘2200余字，并获市厅级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整个成果合计发表10篇论文，其中CSSCI期刊论文8篇，CSSCI扩展版论文2篇。
3.研究方法的适用性
研究方法大多是主持人结项获“良好”等次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因而具有方法上的延续性、有效性和较强的适用性。所不同的是，在本课题中，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方法因应“两个大局”而上升为首要的研究方法。
4.逻辑结构的合理性
以哲学理论基因和方法论倚仗→直接理论来源→概念的生成和出场→时代意蕴和发挥指导规范作用的运行机理→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要素、综合性、多主体的建设路向→标识性概念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相关重大问题阐释→研究展望为逻辑结构，层层铺陈、步步深入，由抽象到具体，并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在课题申报和研究过程中，立项专家和咨询专家提出了一些较为尖锐的问题，认为在研究伊始就应该注意思考。现作出如下应答。
1.提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是不是要取代五大新发展理念
回答自然是否定的。学界阐述的关于包容性发展与“五大发展理念”的耦合关系
，也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五大新发展理念在较为全面的意义上吸纳了多年来学界所阐释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并深受中国绿色发展实践的积极成效和世界绿色发展浪潮的启示。而用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整合”
或说进一步解读和阐释五大新发展理念，一方面凸显其“包容性”的发展意涵，另一方面也把“绿色发展”置于人类社会各领域发展的“主体内容”地位，即其他四大理念的“主体内容”只能是也必须是以“绿色发展”为主轴的。不仅如此，这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大发展理念要“一体坚持”“一体贯彻”
要求的全面遵循。也就是说，“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旨在更全面统一、更辩证综合、更融会贯通地把握“包容性”与“绿色化”两方面意涵的关系，以彰明中国理论和实践在“生成和出场”中的突出贡献。这一概念旨在搭建一个融通中外的、综合性的话语交往平台，即打造成“两山理论”“美丽中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标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诸多“关键词”能够顺利走向世界的平台。作为其“初心”面向国内的五大发展理念，倚仗“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引领和传播，便能够成为被国际社会认可的“世界版本”。中国的发展成就令国际社会对五大发展理念产生了浓厚兴趣，说明五大发展理念已经成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样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版本”，即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又一个中国方案。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而“取代”之说是不存在的。
2.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是否就是“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的简单加总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任何综合性或整合性的新概念的生成，其具体而丰富的时代内涵和全要素的实践指向（即外延所指向的现实场域），远非原有概念的文字加总或内涵、外延加总所能概括的。比如“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内涵（详见第三章第二节），它不仅包含对自然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人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还包含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积极改善和优化，是一种在时代发展高度上汲取了诸如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和平发展等发展理念精髓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这一概念极具辩证底色的结构，明确否认了有关“简单加总”的看法。如果能够辩证地理解“包容性”“绿色化”两大发展潮流及其时空双维的实践场域，便不会产生“简单加总”的念头。
3.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依据是否过于庞杂
应该说厚重、庞大但并非庞杂、繁芜。这也正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强大生命力和巨大规范作用的根由所在。
这种生命力体现在，这一理念的内涵和外延表现出超越联合国千年计划筒苍结构的、基于人类社会发展全要素的制度机制和辩证结构体系，即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位一体”全要素彼此交融、综合实现和多主体建设的路向。这一理念的三大理论基础非常庞大而清晰，这是其作为标识性概念和标志性成果的高度的“融通性”“超越性”“可行性”“优越性”所紧紧倚仗的。正因为如此，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才具有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时空双维场域即“包容性”和“绿色化”深度融会的结构体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全要素路向。否则，“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不可能以其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标志性成果和身份，承担起引领中国话语体系“走出去”的时代话语使命。
首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最厚重的理论基因。其次，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反映时代精神和实践发展要求，并能够真正发挥导引新时代新实践巨大作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最后，以实现“两个和解”为理论主题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其生态贫困和生态危机等不可绕行的当代境遇规定了其当代使命，即在不得不利用资本逻辑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当下，如何启发人们做到“利用”和“规避”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如何启示人们在思想观念、制度安排、政策和相应的技术方面跟上“包容性”“绿色化”两大时代脚步，构建起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体系，应该成为国内发展以至全球治理不可规避和懈怠的肯綮环节。
这里尚需强调，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所倚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因，并不会也没有必要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道路上导致意识形态之争的理由。这是两码事，如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获得国际社会82%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主体的积极参与一样。理论基因与建基其上的新理念新概念发挥规范现实作用的策略和方式，不是一回事。这也是以包容性绿色发展谋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能够成为有底蕴、有资格、有成效地给予国际社会可以信赖、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的一方面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