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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一般认为，背景其实就是选题的根据，而依据也理应成为选题的相关背景。如果首先只用一段简短的话概括选题的背景和依据，那么这段话就是：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大趋势深度交汇和历史性关联的同一时空坐标下，作为“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中国正迈开更加坚定、自信、矫健的步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世界人民的目光正在转向“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
。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时指出：“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厚而博大的家国情怀
，不断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的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不辞辛劳频繁出访，在地球村的6个大洲、60多个国家百余次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理念，就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和全球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阐释和推介中国方案。国际社会认为，不论是实施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2030国别方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倡导和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丝路基金等致力于改善全球治理、推动包容性全球化等实践，归根到底都是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旨归的。在逆全球化风潮涌动、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横行的当下世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在国际社会取得广泛共识的情况下，联合国于2017年三度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
，2018年6月又一次将之写入联合国外空决议
。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数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是在中国实践所遵循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大实践力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巨大贡献基础上实现的，并成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直接理论来源的“国际版本”的学理依据和实践场域。
2015年10月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在此后许多重大场合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等辩证思维方法对之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阐释。比如，指出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和实施均离不开辩证法指导，要注重对其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综合性、全面性、关联性、一体性的把握和理解。他把新发展理念视为我们党在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最重要、最主要的”
重大理论和理念，并强调新发展理念关涉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政治和价值取向、发展方式和道路等重大问题。
随着五大新发展理念在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巨大作用的发挥，学界对五大理念的讨论热情越发高涨。就国内意义而言，学界指出：五大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地总结国内外的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地分析国内外的发展大势基础上而实现的思想凝结
；五大理念是适应新的阶段、应对新的挑战、引领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新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将有力地引领并推动实践和理论上的创新
。就世界意义而言，学界认为五大新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国发展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各国在发展经验教训上的汲取和反思，既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特殊规律，也体现了世界发展进步的共同规律
，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
。综合学界研究可以看出，在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上，五大新发展理念凸显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
另外，学界对五大新发展理念结构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综合性、全面性、关联性、一体性解说，对其指导和规范实践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前瞻性阐释，凸显人类社会实践在空间交往上的“包容性”与时间延续上的“绿色化”的时代交融主题，奠定了五大新发展理念作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直接理论来源的“国内版本”的学理依据和辩证底色。
“新时代”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民逐步跨入了不可逆转的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而且向全球敞开一种文明新形态
，即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
条件下，中国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时空双维坐标上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一方面，从空间视域谋划和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道路，这是“包容性”的发展趋向。“包容性”的发展视域和要求具体体现为“五位一体”
“五个坚持”
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布局、总路径之中，如惠及沿线44亿人口、涉及70多个国家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实践，体现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各民族国家共同发展进步的期待。这种包容性胸襟，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广泛赞誉。
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在时间上能否持存下去，则只能取决于一种“绿色化”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在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坚定落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方面成就显著。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论断，尤其是享誉全球的习近平“两山”理论，催生出爆发式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以绿色发展促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如在绿色发展的制度建设、公共政策设计及实证研究上的丰富成果，有力促进了绿色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生态问题上，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给予世界的，向来都是一个敢于和能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联合国副秘书长阿齐姆·施泰纳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成就的评价
，在较根本的层面上指出绿色价值和绿色发展方向作为“整个人类的共同追求”
的重要性。施泰纳的评价，揭示了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世界意义。
2021年4月22日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在这一天，中国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栏目以“绿色中国美丽画卷彰显生态文明建设巨大成就”为主题报道中国绿色发展的显著成就：随着“两山”理论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巨大变革，日益美丽的中国正以实际行动为共建人类美好家园作出积极贡献。在“两山”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一个努力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的美丽的中国，正在与全球各民族国家一起，共建共享一个清洁、美丽、繁荣的世界。
从概念生成的历史逻辑上看，人类社会“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首先应该孕育于可持续发展观萌芽的20世纪60-70年代
。换言之，可持续发展观原本就应该既包含“包容性”又包含“绿色化”的内涵，是“包容性”和“绿色化”的合璧和辩证综合。只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客观世界所给予人们的认知深度和广度，大大“限制”或“压缩”了可持续发展的意涵。而当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倚仗中国方案和经验、中国理论和实践、中国智慧和力量而生成和出场之后，可持续发展观或说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便被赋予了极其鲜明而辩证的丰富内涵和可操作路向。这也是人类认识发展规律性的反映。
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合璧，在《21世纪议程》所强调的“关于发展与环境合作的全球共识”中，或可得到些许朦胧的启示。比如，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秘书处供职的瑞士专家帕斯特，在参与制订全球《21世纪议程》时曾强调，与传统发展模式相比，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把环境与发展二者融为一体，使两者协调发展
。这里所说的合璧，指的就是在“环境”问题上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在“发展”问题上的包容性发展理念的合璧，即如果要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既是在横向空间共存上具有包容性的，又是在纵向时间延续上具有绿色化的发展新秩序。无论怎么说，能够对“人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与人的关系该怎么样”“人类与其赖以存续的空间该是一个怎样的关系”三大问题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回答的，只能是“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继而也必然归结为“包容性”与“绿色化”的“合璧”。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思想所涵盖的全部内涵。从实施主体即人类自身层面上说，如果要在全球推进和实现包容性的和谐发展，在全球以包容性发展理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的是地球上每一个人的“合璧”，每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合璧”，是如北京冬奥会闭幕式焰火“天下一家”般的“合璧”。而从实施主体与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的关系层面上说，如果要推进和实现绿色化的和谐发展，需要的是地球上人与其“无机的身体”的自然界的“合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世界，站在人类发展的十字路口，在“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纪拷问之下，人类如何以公正合理的理念去破解治理上的赤字、如何以互商互谅的理念去破解信任上的赤字、如何以同舟共济的理念去破解和平上的赤字、如何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去破解发展上的赤字
，从而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如何做到上述“四个如何”“四个破解”，包容性发展理念、绿色发展理念的“合璧”将给予科学而合理的、符合和高扬“人能群”“人必群”理念的人类生存“本性”的应答。
由此，“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合璧而成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所昭示和推动的时代发展大潮，便当仁不让且无与伦比地成为这个时代的“绝对命令”、世界整体的最大“政治”、地球村落的“集体聚焦”
，成为整个人类共同体的“命运性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