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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博大意涵和辩证图景，同样因直面而系统地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全球治理问题的需要而生成，并在适应和满足这一需要中展现其时空双维的实践品格、高远境界和独特魅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置身于深刻历史巨变中的中国人民，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其间蕴藏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
。本课题对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路向的申说，同样是对深刻历史巨变中的中国在发展道路、发展经验和发展规律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世界发展前路的属望。总结和属望旨在表明：当中国“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一具有标志性历史意义的事件之时，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所说的“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在历史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已经做到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将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课题旨在铺陈和展望的是，倚靠“新道路”“新形态”生成、出场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必然构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美好生活样态的“命运性选择”
，并将继续“为人类社会作出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贡献”
。借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将是“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
。
前言主要有3个方面的内容简介和逻辑结构铺陈。一是世界范围内渐趋清晰的“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以为课题的核心概念、“第一概念”-“包容性绿色发展”定调；二是“包容性”“绿色化”发展取向下的“中国贡献”概说，以为本课题第三章至第九章的“应笔”，即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路向阐释，以及对以“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为引领促进中国话语“走出去”的期冀和相关重大问题阐释预设“伏笔”；三是作为前言所理应交代的课题主要内容和研究要旨。
1992年6月，被称为“地球首脑会议”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21世纪议程》。议程开篇昭告世界：“人类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面对着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永存的悬殊现象，不断加剧的贫困、饥饿、病痛和文盲问题以及我们福祉所倚赖的生态系统持续恶化。”
在这一“关于发展与环境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的文件鼓舞和推动下，国际社会与上述“悬殊”“饥饿”“贫困”“气候变暖”“生态恶化”等严峻现象进行了艰涩斗争。多年来在实施《21世纪议程》的过程中，“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和潮流逐渐地清晰起来，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对“包容性”“绿色化”发展潮流地讨论逐渐上升为世界范围内压倒其他发展议题的显性话语。
联合国《21世纪议程》还指出，把环境和发展问题综合处理并提高对这些问题的注意将会带来满足基本需要、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改进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创造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实现这个目标，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这里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实现”“共同努力”，尤其是“全球伙伴关系”等字眼表明，必须在基于“人能群”这一中国文化底蕴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必群”这一人类生存底蕴的意义上，以面向全球的包容与联合来谋求《21世纪议程》的实施，才能在紧密的、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支撑下实现“议程”的发展目标。《荀子》记载：“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能群”的经典描画。“人必群”的道理，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有关生产关系等基本原理之中得到最权威的诠释。即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以及那种“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
。既然“人能群”且“人必群”，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便具有了整个人类作为“类存在”的“天性”基础，“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也便具有了坚实的人类“天性”基因的强力支撑。
长期以来，在“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突出成绩，成为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新时代，中国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的宏大理论和实践叙事，直接促成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极大地丰富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时代意涵。
（一）中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一是中国担负起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1994年，中国率先发布联合国议程“国别报告”
，对联合国《21世纪议程》作出庄严承诺，其发布速度之快、力度和决心之大、覆盖领域之广都是史无前例的。近30年之后国际社会看到，原来人口多、底子薄以及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全球平均数1/10的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越全球平均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十几年超越30%，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全面小康。比如，在人口增长数量的控制、普遍性和绝对性贫困的消除、科教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公众的普遍参与等社会发展和能力的提升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多年来，在一穷二白的孱弱基础、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贫困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下，中国坚定地以“包容性”“绿色化”为发展取向，担负起整个世界实施联合国议程的“旗舰”角色，为联合国议程各项议题的实施和推进作出巨大努力，并在此过程中创造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显著地增加了全球可持续发展在方式、模式选择上的多样性
。
二是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主要贡献者和模式、理念引领者
。201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会通过关于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文件，联合国副秘书长阿齐姆·施泰纳在为《中国资源效率：经济学与展望》所撰写的前言中指出：中国的发展路径已经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发展路径，这可由中国对全球市场以及在可持续性方面的积极影响来说明
。这意味着中国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命运熔铸于一体，对于世界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回顾了中国多年来在可持续发展上走过的道路，指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成效显著，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
。2016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世界展现了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对全球生态治理高度负责的国家形象，自此习近平“两山”理论
成为全球最“亮眼”的生态理念。2021年，世界地球日当天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全面而系统阐发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获得全世界点赞。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的视频讲话中指出，努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国际社会用“有美丽的诗意”“好像用诗歌般的语言描述经济和科学”“独特的中国礼物”“能实现美好未来”
等语言来描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三是中国减贫事业成就巨大，尽最大努力护佑了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改革开放以来，依照现行贫困标准核算，中国甩掉贫困帽子的贫困人口已达7.7亿。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社会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数量占同期世界减贫人口数量的70%，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减贫目标，历史性地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包容性发展的划时代里程碑，同时也显著促进了这个星球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
。众所周知，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居于首要地位。可见，为人类反贫困大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在创造减贫的世界奇迹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二）中国是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中国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
不论是“包容性发展”（其前身即“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概念的率先提出、对概念的理论阐发，还是坚定而积极地提倡、推介，都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学界的积极努力。对“两山”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以及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的踔厉践行，使中国的生态环境面貌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巨大变革。国际社会用“引擎”“火车头”来描画中国的发展进步，认为中国的崛起开创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格局、新面貌、新形态，中国的“包容性全球化”
和“绿色发展”理念“重置了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进程与密码”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进步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密切关联，主动积极地与世界“建立具有进取性、认同性和共享性的价值关系”
，并通过这种价值关系
而影响世界，为国际社会践行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作出了光辉榜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三）新时代中国理论和实践大大丰富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意涵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方面的成绩更加卓著，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更加突出。一是闪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并赋予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全要素发展的结构框架，突出了其时空双维的“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取向，从而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生成和出场提供了可资倚仗的“国际版本”。二是提出和实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赋予每一个发展理念以浓重的包容性意涵及以“绿色”为主体和主轴的时代要求，为“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的生成和出场提供了可资倚仗的“国内版本”。
以下概述学界相关观点，以为佐证。而其较为精细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逻辑，将在第三章“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第四章“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出场”中作出详细阐释。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逻辑、出场逻辑的阐释，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中国贡献”这一课题研究主题的首要内涵。不应该把“生成”“出场”仅视为“课题铺垫”而排斥在课题主题即“中国贡献”的范畴之外，“中国贡献”首先最突出地、最鲜明地表征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否则，对“生成”“出场”轻描淡写，遑论“中国贡献”？更谈不上对“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担当超越西方标识性对抗话语的时代话语使命的阐释，谈不上以“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为引领促进中国话语“走出去”的课题主题归结点和落脚点的阐释。
有学者指出，“五大发展理念”与“包容性发展”具有最基本的共同点。“五大发展理念”延续了“包容性发展”的逻辑进路，并从观念形态上拓展了其发展维度。这不仅表明两者之间是彼此贯通、紧密配合、相互照应和相互影响的，而且在两者的耦合处，深刻地揭示了在正确运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发展实践时所必须把握的重点领域和事项
。有学者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版，是国内的发展理念在全球战略中的突出反映
。这与我们申报课题的前期成果（2017年省社科基金成果）不谋而合。既然如此，那么同样也可以说，“五大发展理念”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内版本”，是国际社会有关“包容性”“绿色化”的发展理念和路向在国内发展理念中的反映。而本课题所率先倡导的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大新发展理念分别视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国际版本”和“国内版本”，受到了包括立项时专家意见在内的学界诸多观点的支撑。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大新发展理念等中国理论，包容性发展、绿色发展的中国实践，记录了中国谋求自身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和追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足迹，强力支撑起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并赋予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时空双维、多层辩证一体的时代价值意涵：概念内涵上“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的辩证一体和外延上的全要素观照；以包容性绿色发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五位一体”全要素、综合性、多主体路向；“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担当超越西方标识性对抗话语和引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时代话语使命；“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属望的“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的标志性成果地位。从规范现实的强大实践性品格上看，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将在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运动中，在中国话语“走出去”和国际传播效能的“全面提升”
中，实现其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场域的新开拓。
本课题旨在阐释的主要问题依次有6个方面：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基因、直接理论来源和方法论倚仗是什么？这一理念何以生成、因何出场？这一理念有什么时代意蕴和重大意义？以包容性绿色发展谋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路向有哪些？“包容性绿色发展”作为中国话语“走出去”的标识性概念如何担承起超越西方标识性对抗性话语的时代使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概念）在国际传播中可望有什么理论建树？
与之相应的内容有6方面阐释：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唯物史观、普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新发展理念的直接理论来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
的方法论倚仗阐释；这一理念倚仗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生成机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辩证本性阐释；这一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彰显以及学科研究的主线与时代标杆等时代意蕴和重大意义，这一理念发挥指导和规范作用的运行机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等方法论所决定的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场域（全要素路向）阐释；以包容性绿色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经济共赢之路、政治自主之路、文化互鉴之路、社会安全之路和生态共建之路阐释；以“包容性绿色发展”这一标识性和标志性概念为引领促进中国话语体系“走出去”的融通性、超越性、可行性、优越性等重大问题阐释；在推动这一理念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辩证运动中实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场域新开拓的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清楚我们是什么样的文明和国家，讲清楚国人信奉的宇宙观和天下观、秉持的社会观和道德观，才能让国际社会读懂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
。纵观人类文明交往历史，凡以文明交流之初心到过中国的学者，无不为中华文明博大的家国情怀和人文底蕴而感慨系之。哲学家罗素曾在其《中国问题》一书中指出，在中国住的时间最久的外国人就是最热爱中国的人，他们有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汉学家李约瑟曾再三强调，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重大贡献。他认为现在是到了基督教徒从远在基督教世界以外的文化和人民那里学习并“按照东方见解行事”
的时候了。尽管对这些论断必须抱着我们自己的客观冷静认知，但我们也有充分依据认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和经验、中国理论和实践、中国精神和力量，将始终鼎力支撑着中国“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贡献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公共产品提供者”
等鲜亮角色和公正形象，成为中国在俯视探察、仰视前瞻全球发展进步方向的征候下，对更多的国际职责和义务的铁肩承担。换言之，是中国理论和实践，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才如此显著地把“包容性绿色发展”推至人类整体的“命运性选择”
的高度。其间，最能够凸显鲜明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便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道路上，人们将见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人类本身的和解”
的现实进行时态及其清晰轨迹，并以全球包容性绿色发展为“两个和解”开辟道路。鉴于此，我们岂能在自家作出如此巨大的“中国贡献”后而放弃在“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原创性上的所有权和解释权？本课题正是在这一发问下所做的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讲清楚中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