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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最厚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因，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
1.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主体思想
包容性绿色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所有人的发展”“所有人的共享”，其理论基因来自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主体思想。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开创了“因为人而为了人”即“以人为根本”的致思范式。他们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即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和生活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还指出，人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还是独立于社会中的动物，从现实性上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社会历史活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马克思说，所谓社会不过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而所谓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这就清晰地表明，只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人类的任何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只有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代表他们的利益，倾听他们的呼声，才能成为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活动。
上述社会历史主体思想清楚地说明，一切时代的“迫切问题”，都只能是“人”和“人类社会”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才是人和人类世界最基本、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社会的进步，社会关系的发展，最终总要通过人而表现出来，通过人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表现出来，通过人的价值实现程度表现出来。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以，社会进步的根源就在人本身，在人民群众本身，促进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是决定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前提。这种社会历史主体思想，自然成为包容性绿色发展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的理论依据。追求所有人的参与和所有人的发展，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主体理性”，是符合科学的整体主义的类主体性（或人类整体性）
。只有所有人都参与到社会发展和进步之中，并且所有人都得到发展和进步，才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正确道路。
2.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思想
包容性绿色发展追求“健康有序的发展”，其理论基因来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运行存在着和有机体相类似的机制，并进而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
。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仅是一个能够变化而且还是一个经常处在发展变化之中的有机体
。他在相关论述中还把国家生活称为现实的、有机的国家生活，国家生活的机体，社会生产机体等。恩格斯也指出，有机体经历了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有机体就是在人的劳动实践过程中，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唯物史观则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
。
马克思恩格斯阐述了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方面要素所组成的社会有机体的辩证结构和矛盾运动。他们指出，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者与生产的物质资料的结合便构成了生产力，而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后来，马克思对上述“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完整的”
论述，并称之为一经得到便应用于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这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经典定义的那段话
。马克思强调指出：人们为了自身的物质生活而表现出的生产方式，制约和决定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结构，马克思还阐述了作为社会结构重要因素的地区、民族和国家关系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取决于“交往的发展程度”
。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一方面，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指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还通过与动物的生产进行比较，阐述了人类生产的特点，即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他还进一步分析了人与自然两者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把劳动视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敲响了人类要保护自然、善待自然的警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代际传承关系和影响。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的滥用和破坏
，恩格斯更是提出“不要过分陶醉”的警示
。在谈到代际关系时他们明确指出：“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成为“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并由此得出“人创造环境”的同时“环境也创造人”的结论
。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阐述了正确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制度设想。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的解决
。他认为在社会生产中联合起来的社会化了的人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恩格斯也强调，人们每走一步都必须记住：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主宰者那样去支配自然界
。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有机体、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为依据，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所谋求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蕴含着多方面的现实追求。首先，健康有序的发展追求各民族国家互利共赢、共同进步。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能够闭关锁国而实现自身发展，也没有谁能够在全球性的危机或突发事件中独善其身。滥觞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在10余年之后依然是生动的现在进行时教材。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粮食和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诸多世界性难题，每个国家或民族应在平等互信、互利共赢的原则基础上协同应对、共谋发展，这才是应对挑战、确保安宁的必由之路。其次，健康有序的发展追求各种文明互相激荡、兼容并包。世界多极化、文明多样性是当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差异，不能成为国家或民族交往的障碍或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之间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少一些对抗和偏见，多一些对话和沟通，才能做到发展进步上的平等、互补、兼容，才能实现和而不同与共同发展。最后，健康有序的发展追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发展大多以挥霍资源、糟蹋环境为代价，而人类在“陶醉于”战利品之时，却不得不支付自己的“尊严”。尽管一些发达国家通过产业转移和技术进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然而在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心有余而力不足，仍旧行走在粗放式的发展道路上，甚至成为某些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尊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建立全球化背景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生产与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才能走上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道路。
3.社会公平正义思想
包容性绿色发展追求“机会平等”“利益共享”的发展，其理论基因来自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追求，是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公平从来都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是分阶级的和相对的，不存在任何超越特定历史条件、超越阶级的抽象的“永恒公平”。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他对“平等”的看法。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平等的权利比起封建等级制度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这种平等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况且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形式上的公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原则和实践”是“互相矛盾”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公平”所带来的弊端，区别之处仅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
。马克思强调，在未来社会里人们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如重视社会的普遍调剂，向“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方向前进。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废除继承权、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措施。他们还经常把公平与正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公平正义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平等要求应当是从人的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
，并认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依据，即生产力和与之相应的“经济事实”，以及在这种“经济事实”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样态；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是促进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正是奠立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思想之上，以实现所有人“机会平等、成果共享的发展”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取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不断产生机会，但由于历史、地理以及人们所处的制度环境不同，往往导致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之间发展机会的不均等，这是造成不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一个积极向上的社会（当然主要指国际社会）其发展机会应具有开放性和普遍性；一个公平正义的政府必须提供机会均等来改善收入分配，使发展所产生的利益和财富惠及所有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反对国家之间或人们之间在权利配置上的不公平，也不允许一些社会阶层的垄断特权，不容忍因制度固化而导致人们之间的相互敌视，而是倡导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所提供的条件，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逐步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公平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让社会公众共享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福利，做到在权利、机会、规则和分配等方面的公平，让全体人民能够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之间发展机会上的公平正义，理应成为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意涵。
4.历史合力论思想
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详细阐述的唯物史观理论。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教条式的理解，恩格斯明确指出，他和马克思从来都没有说过“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就是把“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
。恩格斯强调，对唯物史观所揭示的这种人类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要肯定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过程中经济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这里所用的“归根到底”，已经说明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并非唯一因素。恩格斯明确指出，“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历史的“传统”等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看不到这些，仅仅看到经济因素，只能是“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其次，历史的创造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历史结果”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产生的“合力”所致，而且这种“结果”是一种“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
作用的产物，即人们创造历史总是表现为一个“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
，是一种规律性的运动过程。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考察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出场和发挥其指导现实作用的理论倚仗。尤其是在阐释“包容性绿色发展”概念以其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支撑力、现实的实践说服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建构力以及促进人类美好生活建设力量的聚合力等优越性方面，在阐释以这一概念为引领促进中国话语体系“走出去”，继而支撑起中国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等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总之，具有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的历史合力论是阐释话语体系这一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生存重器”的深厚理论基础。
新时代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的一次会议，就是2016年5月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和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和思想的时代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正是因应新时代新实践的需要而必然产生的，反映当今世界、时代、哲学理论、实践发展总趋势的原创性新概念。
韩庆祥教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理论的率先提出者和系统论证者。他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论普惠哲学》
以及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世界多样与普惠哲学》
等论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作出较为系统和全面的阐发，是“阐多样世界之前路，发普惠哲学之先声”的代表性著作。以下参照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陈先达先生尤其是韩庆祥本人对普惠哲学的相关讨论，对在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成和出场方面起着“基础理论支撑”作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思想的核心意涵作出简要评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如经济发展上的共创共建共富共享理念；政治建设上的共治理念，保证人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当家作主的权利；文化发展上的共识理念，既注重传承又注重创新和交流互鉴，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社会发展上的共进理念，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活境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强调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根本一致性；生态建设上的共生理念，以五大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全社会的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以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所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的首要意涵，鲜明体现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在国际上坚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如一以贯之地坚持平等协商、和而不同的原则，坚定不移地恪守独立自主、对外开放的原则，促进和启发国际社会其他国度把对外开放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现实选择并能够从中受益，这是外交理念与主张上的普惠哲学理念。在实践上，普惠哲学理念的意涵“落脚”于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举世瞩目地铺展开来的中国实践上，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全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具有突出的现实性、必然性，又凸显其巨大的普惠性、崇高性；既是普惠哲学生成和得以发挥指导作用的现实依据，又是对普惠哲学天下观的集中彰明和当下中国外交实践的写实与记录
。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的时代意涵更显性地彰明于旨在超越“普世价值”“山巅之城”“上帝的选民”“第一”“优先”等情结，并在这种超越之中凸显“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普惠文明论”。“普惠文明论”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素有：世界多样；共同价值；中国道路；文明互鉴；包容发展；凝聚共识；合作共赢；协商共治；共在文明；共建共享等
。在如何真正理解和把握普惠哲学的本质方面，韩庆祥就“普惠哲学”与“普世价值”的区别作出清晰辨析，指出两者在理论基础、理论实质、理论特点、实践导向等诸多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普惠哲学的上述几方面内涵，在较全面的意义上蕴含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其说是普惠哲学、普惠理念和普惠文明论，不若就叫它包容性绿色发展哲学理念，或包容性绿色发展文明观。韩庆祥指出，普惠哲学应该和必将“成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引领当今世界继续前行的先进哲学”
。学界研究成果中能够为此作出理论奠基和思想支撑的，是陈先达先生的明确主张：“哲学是普惠的学问。”
由此可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把握住了包容性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特点和世界发展趋势的脉搏，成为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后支撑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生成的又一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普惠哲学观照现实的实践伟力，在中国抗疫实践中得到突出彰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令国际社会越发成为一个“地球村”，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既然是命运共同体，那么地球上的问题就是“村民们”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必然需要“村民们”包容共进，携手前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五大新发展理念等，展现了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且“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的博大胸襟和责任担当。“自从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中国”，“中国行动果断值得称道”，中国展现给世界的是“能力、牺牲、决心、坚韧和透明”
。尽管美西方媒体出现了一些不负责任的摇唇鼓舌，但国际媒体上更多的还是“中国战疫努力彰显高度责任感”
“中国抗疫外交赢得世界称誉”
等赞佩性的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曾以《新冠病毒每天都提醒着人们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为题进行报道
，认为这种“全球影响力”犹如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发现了大大降低全球疟疾患者死亡率的青蒿素一样，抗疫的“中国力量”和“中国药方”再度护佑了世界上数以亿万计的生命。另外，普惠哲学提出的文化、理论、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背景和依据也表明，普惠哲学的出场本身，便包蕴并预示着“包容性”“绿色化”发展的现实路径和理想境界。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具有鲜明的人与自然辩证一体性关系的理论主旨；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可以表述为“异化劳动”——物质变换的断裂-资本逻辑的扩张-资本扩张悖论-制度变革等五方面依次铺展的逻辑进路。不论是人与自然的辩证一体性关系，还是通向制度变革的五方面逻辑进路，都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奠定了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体现了鲜明的“人和人之间”的包容性以及“人和自然之间”的绿色化的发展取向
。彰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时空双维进路的包容性绿色发展，必然要走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所昭示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的制度变革道路上。
1.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主旨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主旨，即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的一体性关系。这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在其主题主旨上所承继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因。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首要问题，即社会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唯物主义著称于世，于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哲学的首要问题之一。一方面，自然界之所以能够引起马克思的特别关注，“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人类实践的要素”
；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也就创造了人的一切关系。而在创造关系的过程中人们第一个遇到的，同时也是首要的和基本的关系，便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由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便以其在实践唯物主义中的首要地位，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必然要回答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能也必须是辩证一体的关系，即“人道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对这种统一性和一体性关系的认识要通过以下递进式的理论生成或理论阐释过程来实现。
（1）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成及本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写有以下集中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这几句话，以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高度概括，实现了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奠基。它说明：第一，自然界具有先在性，而人则是自然界发展的产物。第二，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人只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即人们连同其肉、血和头脑等都是属于自然界的
。第三，人们劳动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只能是自然界，即只有在劳动实践中才可能逐渐地生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自然界，没有了感性的外部世界，人们什么也不可能创造出来
。第四，人类的活动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要善待自然界这个“人的无机的身体”。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自由生活，不在于能够去幻想摆脱掉自然界的规律而为所欲为，而是在于认识自然界的规律，并能够有计划地利用这些自然界的规律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服务
。第五，人们必须对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关系有所认识
，人们在其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也必须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必须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体化的、和谐统一的发展。
由此可以认为，人类既然是从自然界中靠劳动实践分化出来的，就应该从劳动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当代矛盾。在劳动实践关系之中，包含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如客体与主体、人化自然与自在自然、人的能动性与自然环境的约束性等几方面关系，这些关系应该也只能是统一的、和谐的关系。简言之，劳动实践是从人与自然界的分化开始的，那么对劳动实践（其中主要是实践中必然生成的生产关系）的改造也将是谋求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根本途径。对劳动实践的改造，就是制定符合人与自然界和谐统一的制度和政策，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包容性的并且是绿色化的发展。
（2）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表征形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表征的阐述，集中体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基本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鸿篇巨制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放置于社会历史领域之中，详尽地阐释了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现实表现。他们指出，不论是通过劳动而进行的自己生活的生产，抑或通过生育而进行的他人生活的生产，都会表征为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这种双重的关系，相应地，也就有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划分。“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
，“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
这两个方面的作用也必然相互交织。这些论述说明，人类劳动实践具有双重维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种关系深度交织、融会贯通，互为基础和前提。
一方面，人们只有在处理自己与自然界的关系的劳动实践之中，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流活动，才能形成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称之为指导其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马克思早年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
和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总和”意义上的生产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一切关系的总括，它所涵盖的人们在实践交往中的范围、形式乃至性质，均受制于人们处理自己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水平。倘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偏颇和失衡的现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地要出现偏颇和失衡。
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关系，又必然地成为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社会制约条件。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
。这就说明，人们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交往方式与自然界“相处”，人们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并借重这一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界的一种占有
。
不仅如此，以上两方面关系，其各自在劳动实践中所处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即各自处于不同的维度，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劳动实践的感性维度，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维度，它体现的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问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成”是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而人与人的关系则是劳动实践的隐性维度，包含劳动实践的社会存在基础，它反映的是人们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及制度、体制因素，对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表现方式、性质和前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学界才指出，不可持续的发展“虽然大都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但其根源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生产中既影响自然界也互相影响，否则就不可能有生产
。
上述“前提和社会制约条件”，主要包括社会生产的目的、社会生产的模式、技术进步的形式等方面，而且这些方面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并最集中地表现在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上，而经济发展方式尤其是背后所秉持的发展理念和价值取向，就成为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观念因素。由此可以断定的是：人类史之于自然史，不论在逻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层面，均居于主导性地位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比如体制机制乃至制度等方面，在现实的劳动和交往实践中则成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前提。换言之，倘若不愿意改变或难以改变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愿意改变或难以改变工业革命以来黑色的“人类史”的书写方式，那么，就不可能改变一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书写出绿色的“自然史”，于是绿色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这一人类的自我救赎之路，也只能在睡梦中想象一下而已。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规定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中的“包容性”之于“绿色化”的“先在”地位。
经典作家上述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关系”的深邃思想，从现当代一切有良知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呼声中也能聆听到。日本学者岩佐茂指出，人类的活动只能发生在人与自然界、人与人这样的“二重关系”之中，即人们有关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不仅要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纳入研究视域，“也必须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入视野”
。爱因斯坦也曾警示，并非只有技术上的进步才会使人类面临灾难之虞，还有更令人担心的，即“‘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
。爱因斯坦认为，那种功利性的、只顾眼前的所谓“务实”及其背后的狭隘心理，就像致命的严霜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
由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在人类发展史上第一次掀揭起普遍的人与物的冲突的表层，使在人与物背后的那种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定的、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一导致冲突的根源被人们所认知。人与自然关系维度的失衡所折射的，正是人与人关系的错位。人与人关系的错位在当下所表现的诸如冷漠、剥削、侵占、压制、奴役、强权、豪夺、巧取、分化、对抗，以致不断升级的恐怖事件等现象，便毫无例外地被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性内容“照单全收”了。因此，当代人类生态危机的本质，就是在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不科学的生产方式乃至以此为基础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那种地球自然资源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不公平的分配和占有局面，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利益冲突和危机
。易言之，生态危机其实质就是以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危机。而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主旨，就是致力于对这种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与人关系危机的克服，并以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清障。
2.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展开，可以表述为以下5个环节：“异化劳动”-物质变换的断裂-资本逻辑的扩张-资本扩张悖论-制度变革。
（1）“异化劳动”。“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经济事实而提出的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章中，从当下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揭示出“财产的物质运动的本质”，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即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是成正相关关系的
。这种事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马克思清晰地归纳出具有内在联系的“异化劳动”的4个方面基本规定：工人同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其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其类本质相异化、工人同资产者相异化，且其中每一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
在强调那段经典的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和“人靠自然界生活”之后，马克思论证了异化劳动必然地、内在地蕴含着自然界的异化等思想。异化劳动不仅从人那里把自然界异化出去，还“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
。于是，人与自然之间那种应然的“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过程的、人的身体”，被扭曲成了人对自然物的疯狂占有和掠夺，以致造成日益严重的、人类生存所不可承受的生态危机。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鲜明地指出：“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因此，我们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不能仅仅看到人的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同时更要重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另一维度：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忘却后一方面，必然导致以异化了的社会关系掩饰甚或漠视人与自然异化的现象。由此可见，异化劳动理论在理论的逻辑始点便埋下了人类必然要走包容性绿色发展之路的“伏笔”。换言之，表面上看来是包容性发展与绿色发展合璧而成的类似“1+1=2”式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内涵规定，其实较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政策设计、世界银行强调的谋求经济增长与高效、包容且优先保障经济发展机会的共进等，具有更为丰厚而辩证的时代内涵。不仅如此，“包容性”与“绿色化”之间那种不可分立、不容割裂的“同世而立”、辩证一体的关系的种子，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中已早早地被埋下了。由此亦可以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和恩格斯的“两个和解”思想，早早“历史地”预设了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生成和出场的“伏笔”。而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因中国理论、中国实践而生成和出场，必然“逻辑地”成为异化劳动理论和“两个和解”思想的“应笔”。而促成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由“伏笔”到“应笔”近两个世纪的跨越，则是以“两山”理论和实践为代表的中国理论和中国实践
。
（2）物质变换的断裂。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异化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这个人类的“身体”，使人与自然界原本的统一性被打破。这一过程是怎样一番情景？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借用生物学上的“物质变换”概念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物质变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以及它与劳动异化的关系）概念的具体方式”
。在经典作家那里，“物质变换”主要有三层含义：自然领域中的物质代谢；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变换，如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一个极富生态意蕴的概念，“物质变换”主要指的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即通过劳动，以劳动为中介来控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
。之所以说“物质变换”极富生态意蕴，是因为马克思赋予了生物学概念“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社会生活层面的生动内涵，以此来说明通过社会生产而形成的“人类-自然”关系的意义。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关系指认为“物质变换”关系，彰明了人与自然之间不可分割的生态有机体、命运共同体关系。作为生态要素的人与其他生态要素的区别在于：人与自然这一生态统一体的物质变换是人通过劳动来实现的；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则是人类生活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鉴于此，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视角来理解劳动的思维理路，凸显了人们的劳动过程、人与外部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过程的内在统一性，从而把对劳动过程的铺陈奠立于“物质变换”理论的坚实基础之上。那么，合理地调节这种物质变换，使之良性互动、可持续地发展，便成为人类社会活动尤其是谋求经济增长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以其“物质变换”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和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的进步，不仅是对劳动者的掠夺技巧的进步，还是对土地的掠夺技巧的进步，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综合体悖逆自然界的生命规律，在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过程中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代谢，阻碍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合理的物质变换，才使得自然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发生断裂，以致造成经济增长与生态恶化之间的恶性循环。这样，经典作家便从现象形态上确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问题的直接相关性。而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变换作为人类社会活动尤其是谋求经济增长的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自然地被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吸纳为核心要义。
（3）资本逻辑的扩张。在确认上述现象形态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继而立足于资本批判这一高度，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实质性根源，从根本上确认了资本逻辑与生态问题的内在逻辑相关。由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的生态学批判上升到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由资本这一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资本增值的本性决定资本运动的逻辑，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并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一种生产、交换原则和体系，一种统治人们全部生活的具有终极意味的“绝对存在”。为了攫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无止境地竞相扩展生产的规模，无限度地提高单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恰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所揭示的：“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由此人们看到，在资本家这一人格化的资本的贪欲及其所驱动的资本逻辑支配下，近代的工业化浪潮引发了犹如高山雪崩一般“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
，自然界的界限同样难以避免，而且“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
。
由此可见，在资本的驱使下，利润最大化原则使各种自然物摇身一变，都成了市场的“资源”，这些“资源”在商品化、市场化等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集中到各式各色资本集团以至社会权势集团手中，用以满足各式各色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需要，而其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却让整个社会为之买单，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受着环境污染乃至安身之所也被挤压殆尽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全球生态问题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其表象之下所掩藏的，就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易言之，资本统治的逻辑，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的实质和根源
。既然如此，以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必然要把限制资本逻辑的无限扩张作为其制度设计的主要取向。
（4）资本扩张悖论。资本的扩张并不是无条件的，因为资本必须吸收“自然力”、工人的劳动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如果不受到公共利益的引导和支配，一意孤行盲目逐利，到头来必然会产生自己的对立面，遭遇巨大的阻力而失去扩张的条件，形成“资本扩张悖论”，决定着资本主义的“制度边界”
。
首先是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即作为资本主义癌症的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一章中“补充说明”的结尾明确指出，资本主义惊人巨大的生产力和不断增加的资本价值，同这一生产力所服务的、相对于财富的增长而变得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不断膨胀的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于是危机便在此基础上发生了
。这说明，以克制消费力为前提的资本扩张，不断造成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而致严重的生产过剩，从而阻断了资本扩张的前提条件。
其次是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被虹吸到各种经济体中进行消耗，并变成废弃物被随意地、无节制地排出经济体之外。甚至作为资本的每一分货币，都代表着社会经济体对资源环境的吸纳和消耗的能力。所以资本扩张的结果，便成为破坏和限制资本扩张本身的自然前提：自然资源日益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资本扩张也逐渐失去其前提条件，由此形成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并贯穿于整个现代社会之中。
最后是资本的扩张所引起的人的发展悖论。资本的扩张促使其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社会劳动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发，结果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严重窒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指出，机器劳动扭曲并压抑工人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取其身体上、精神上的等一切自由的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
。富士康企业的“十三连跳”，便是这种人的发展悖论的当代典型。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对此亦有深刻的揭示。
上述3个方面的悖论其重要性是分主次的，即不能以资本扩张的生态悖论和人的发展悖论来替代经济悖论，否则就把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降格到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层面了。易言之，资本主义的“癌症”，只能是马克思笔下的经济危机。尽管在一些情况下，当代生态悖论和非包容性的人的发展悖论（如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等）会显现出比经济危机更为惨烈的不可持续现象，并为“资本的逻辑”的罪恶作出了注脚，如学界所指出的，马克思也未曾认识到，在他身后的社会中，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与经济危机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问题。但是，也正如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决不能误认为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可以代替经济危机而上升为根本的危机形态
。因为前两者只能是后者即经济危机的伴生物。只有当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为全社会公有和共有，社会才能从均衡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尖锐矛盾。这正是包容性绿色发展最根本的制度倚靠。
（5）制度变革。上述资本扩张的几方面悖论，决定了资本扩张具有难以逾越的空间边界，这便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边界。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其反生态本性的揭示，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了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出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指出，唯有以制度变革为根本路向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才有希望被真正解决，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为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总结部分指出，要控制和调节人们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可见，消灭资本侵蚀自然和致使劳动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社会化的人共同占有生产和生活资料、个人的本质力量丰富而全面展开的社会，才能为“两个和解”的实现而“开辟道路”
。
那么，变革后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社会呢？我们又怎么称呼它呢？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变革后的社会这一“历史之谜”进行了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前瞻性的“解答”，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这正是马克思为整个人类描绘的一幅理想的生态文明社会图景，即在扬弃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消除资本扩张对人与自然的统治之后，那种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一体共生的生态文明理想图景。显然这一理想图景，既是绿色化的，同时也必然是包容性的，是包容性和绿色化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3.包容性绿色发展的制度变革
《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一节中科学地阐述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机制。即在未来的社会中，在共产主义条件下，生产者的联合“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并“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这里的“人类的本性”，从当代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层面看，就是要坚持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统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这便是“包容性绿色发展”的要旨。否则，违背了社会关系上的“包容性”这一“人类的本性”，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和谐了，那么人与自然的关系便难以和谐，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全面生产，即马克思所归纳的物质资料生产、精神生产、社会关系生产、人自身的生产等也就难以全面地、和谐地、辩证地实现。
首先，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是以顺应世界包容性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大潮流而出场的崭新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学这一“穷人（穷国）的经济学”寻觅半个多世纪之后，当仁不让地成为指导人们分配和消费自然资源、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良好生态成果并承担责任义务的根本指导原则。其次，作为一种崭新的发展观，包容性绿色发展具有力求规避经济社会的增长性危机、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理性自觉，因而，它一方面应该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全球视野来规范人类的发展，即它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观；另一方面，它还必须特别关照局部的发展，并力求实现整体发展和局部发展的辩证统一。由此，任何“先富”对“后富”的漠视，“发达”对“后发”“发展中”的歧视，都是严重悖逆包容性全球化等世界发展潮流的做派。最后，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理论旨归，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生态文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三者的辩证统一，其间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三维关系中，其核心和关键便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因为这种物质利益关系，直接决定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进而决定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社会生产目的的分野。由此，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变革，便成为包容性绿色发展理念的出场必须着重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4.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适用度问题
之所以要提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适用度问题，主要基于以下质疑：既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包括生态贫困）问题，那么如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甚或在一些后发国家中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还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
应该说这一问题的产生和提出是必然的，也必须得到明确而合理的解答。
首先应明确，这是一个已经被反复回答了的问题。即经典作家笔下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精神境界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主义，与现实中在落后生产力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概念，两者之间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差异，迫使当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得不运用“资本”的力量和一些与“资本”相关的机制来发展生产力，加之制度或机制安排上的一些缺陷，“想发展起来免遭欺侮”的善良愿望驱使，便难以避免生态问题的加剧。因此可以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看法上的任何机械套用或削足适履，都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表现。
其次，经典作家所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两个和解”，仅仅指明了这种新制度只是为“两个和解”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基础，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并不是说制度建立之后便可以一劳永逸，甚或一好百好。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同样需要人们去主动追求，去多方面地逐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盲目性和反自然性，并在现实实践中对包括具体制度或体制层面的制度环境等因素进行不断改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如果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地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因为整个世界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主导，是主体，尤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更是难辞其咎。这是中外左翼学者公认的看法。而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思想观念、具体政策安排和相应的技术没有跟上所致，而“其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制度的体系是当务之急和关键”
。也正是这一“当务之急”和“关键”的解决，才促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伟大变革。
质言之，人类当下一切非包容性的、非绿色化的发展路径，生态贫困和生态危机等不可持续的发展现象，都是由人类在自己制定的特定制度框架之下所进行的经济社会活动行为所触发和导致的。有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就会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理想境界的追求，乃是人们实践过程与实践结果的“结合体”。其实践过程，就是人们遵照政府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社会实践；而实践结果则展示出特定的社会样态：通过对良好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力避多年“制度失灵”下的非包容性、非绿色化的实践，在“两个和解”道路上实现实实在在的进步，并长期保持一种“物质变换”和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比如美国的流浪汉集中地、印度的贫民窟，相形中国在乡村振兴中所必须正视和解决的“乡村凋敝”“没了乡愁”等现象或问题，两者对比，均与政府一定的制度安排而导致的社会包容度密切相关
，同时又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社会发展样态
。唯有通过对良好制度的执行，长期保持“物质变换”的动态平衡，才算得上趋向于和接近于包容性绿色发展。由此，本章对包容性绿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基因的理论寻根，以及在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旨归下对包容性绿色发展制度变革的理论探察，便具有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