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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抗战是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形式之一，它的主体是文化界，包括思想理论、新闻舆论、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文物博物等等领域。其抗战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抗战文化运动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如抗战戏剧运动、抗战歌咏运动，乃至国民政府推进的新生活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都是以运动的形式推进的文化抗战活动。但更多的形式，是文化领域的爱国人士以自己熟悉的文化载体，如作家的小说创作、诗歌吟诵、散文创作；音乐家的高亢旋律；戏剧家的戏剧（戏曲）演出、歌唱家的激情高歌、漫画家的讽刺幽默、电影人的电影制作、科学家的学术创造、教师们的爱国教学等等，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文武两个战线”的“文化战线”，而且“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化抗战对于唤醒民族意识、激励人民斗志、凝聚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伟大的抗战精神就包括文化抗战所体现、所凝聚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史，就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文化领域的爱国人士以文化为媒介所进行的抗战的历史，以揭示文化抗战的成就——抗战文化以及它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文化抗战的研究范畴，应从文化学的学科视角进行审视，包括文化抗战指导思想、文化抗战组织形式、文化抗战运动、文化抗战方式以及文化抗战的成果，即文化各领域因抗战而形成的抗战文学、抗战艺术（包括音乐、戏剧、舞蹈）、抗战学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抗战传媒（新闻、出版、教育）等等。从这个意义来看，抗战文化属于文化抗战的范畴之一。抗战文化是从属于文化抗战的范畴，是文化抗战的成绩或成果。
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是指导文化抗战的纲领，是文化抗战政策、策略，包括文化抗战的意义，地位，文化抗战的队伍、文化抗战的任务、文化抗战的形式的指导性原则。1939年3月12日国民党以抗战之名发布《国民精神统总动员纲领及其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纲领》），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文化抗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其中心口号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所谓“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必须认定国家的利益应高于一切，国民“应牺牲一切私见、私心、私利、私益”，“牺牲个人之自由”。所谓“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就是要“国民一切之思想行动，均应绝对受国家民族军事利益之支配”，所谓“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就是在抗战时期“要求国民全体的思想，绝对集中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两义之下，不容其分歧及怀疑，不容作其他之空想空论”。《纲领》要求确立所谓“救国之道德”。这种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要求国民“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要求一切思想言论不能违反“三民主义”，不能“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违反规定，就要“一体纠绳”。对此，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指出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为坚持统一战线，为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
各地的党组织要利用精神总动员的形式，根据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实际解释与发挥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正确路线；使这一动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开展群众运动，反对“防共”要求民主的武器，以防止和打击顽固分子利用作为“防共”武器的企图。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从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思想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文化抗战思想。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等党内领导同志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发挥苏维埃的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加强了文化抗战的工作，成立了中央文化委员会，确立了文化抗战“军队”的重要地位，这就是毛泽东表述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同时，颁布了一系列开展文化运动的文件，如《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等，阐述了开展文化抗战的重要性，制定了文化抗战的方针、政策和策略，特别强调了文化抗战的四大任务是：其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其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其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地吸收知识分子及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其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文化抗战的方针、政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抗战思想。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报告，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指导思想的正式确立。从此，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进步文化界文化抗战的指导思想，推动着文化抗战的发展。
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是确保文化抗战发展和胜利的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抗战的组织形式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就表达了在文化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
1938年3月15日，《新中华报》明确提出了“确立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的目标和任务，不久，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此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陈毅等中共领导人多次就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进行了论述，指出要团结一切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毛泽东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
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
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中也指出：“我们为了完成抗战建国的革命任务，在抗日高于一切的大前提之下，极愿意与一切抗日文化人文化团体或派别建立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只要是能打击日寇的力量，我们都主张联合。”
特别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系统论述，成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即是在这一组织形式下进行的。
文化抗战运动是文化抗战研究的重要范畴。它是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是抗战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的、群众性的文化运动。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全面抗战的开始，群众性的文化运动即已展开，战地服务团、救亡演剧队、抗敌后援工作团、抗敌歌咏团、漫画宣传队等等文化运动相继展开，形成了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文化抗战运动工作，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
在抗日根据地，“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
文化抗战方式是文化抗战史的重要范畴，也是文化抗战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建立文化抗战团体，是文化抗战的重要方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团体为例，数量众多，分布在抗日根据地、国统区乃至海外华人社会。1937年8月12日，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在延安成立，丁玲为主任，吴奚如为副主任。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成立，艾思奇任主任（后由吴玉章接任）、柯仲平任副主任。它是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运动的领导机构，也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文化组织。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成立。1938年9月11日，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成立。1939年2月7日，延安美术工作协会成立（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1939年2月10日，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成立，潘汉年任理事长、沙可夫任副理事长。1939年5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边区文抗”）成立，周扬、萧三、沙可夫为常务理事。1940年年底，延安文化俱乐部成立，萧三任主任。文化俱乐部既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化场所，也是一个组织和推动抗战文艺运动的团体。
在国统区，也成立了许多中共领导的或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响的文化抗战团体。如在桂林一地，就有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等众多文化抗战团体。在重庆，中共党员创办的重庆救国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学救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简称“职救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以及重庆怒吼剧社、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重庆文化界抗敌支会。此外，全国各地也建立了许多文化抗战团体。如成都，成立了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还有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成都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成都少年抗敌宣传团、成都市工商抗日后援会、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成都市记者抗敌后援会、成都天明歌咏团、成都四川妇女出征军人家属救济会、成都星芒通讯社、战时教育协会、成都战时学生社、救亡抗敌宣传社等等。
在西安，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民众抗战剧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艺促进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安市世界语学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等等。在海外，华侨华人组织救亡团体。据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
在遍布全国的文化抗战团体的领导与组织下，戏剧、电影、文艺创作、教育、科学以及群众文化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抗战活动。
除了文化抗战团体有组织的文化抗战活动之外，爱国文化人士还以自己日常的工作方式进行着英勇的抗战，诚如郭沫若在《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中描述的那样：“文艺作家对于敌人惨绝人寰的种种残暴兽行的揭露，对于抗战将士们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故事的宣扬，对于各方面艰苦奋斗努力抗战建国的种种情形的描写；新闻工作者出入枪林弹雨采集前方战报向国内外报道，同时还在前后方创立了与支持了大型小型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报纸，尽力于抗战的政治与督励；社会科学家勤奋地从事于革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国人对抗建事业有日益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而且经常地对于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等敌寇汉奸的有害言论作毫不放松的斗争，自然科学家埋头研究，从抗建资源的考察与技术的探讨；教育家以及一般文化工作者努力于文盲的扫除，广泛的宣传与鼓动，普教方法的改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文化娱乐的设施；出版界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亦曾不稍懈地努力全国文化食粮的产出与供给。”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宣传、教育、报刊、出版、文艺创作、文化活动均围绕抗战展开。如文艺宣传通过组织文艺团体上前线深入部队，走上街头、田间，深入民众进行救亡文艺宣传。陕甘宁边区文协下属的“抗日文艺工作团”，曾先后组织6个小组分赴晋察冀、五台山、晋东南、陇海等前线开展救亡文化宣传。边区文抗会下属的数十个文艺小组，则经常走进工厂、街头、田间，用各种文艺形式，向工人、市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
戏剧创作与演出，美术创作与美术作品展览也紧密联系全民抗战主题进行。抗战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各抗日根据地。通过戏剧表演、文学创作、音乐活动、美术宣传、秧歌运动等形式，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人士乃至士兵、普通民众都参与文化抗战之中，激励广大人民的抗日斗志。
抗战文化是指文化抗战的成果，包括抗战媒体、抗战文学、抗战艺术、抗战学术、抗战教育以及凝聚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抗战精神。
抗战媒体是指广义的传播媒体，包括抗战报纸、抗战刊物、抗战广播、博物馆、图书馆等等宣传抗战和保存中华民族文化成果的媒介。抗战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体是非常繁荣的。仅以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大众传播媒体的繁荣为例，就可以反映根据地文化抗战的迅猛发展及抗战文化的繁荣发达。在陕甘宁边区，除新华社及党报《解放日报》外，还组建了广播委员会，建立了广播发射台，设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报刊更是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报纸有：《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练兵报》《战力报》《战火报》《生产报》《前进报》《冲锋报》《新文字报》《民先报》等近30种。主要刊物有：《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共产党人》《中国工人》《中国文化》《文艺》《文艺战线》《新诗歌》《文艺月刊》《大众文艺》《谷雨》《草叶》等60余种。其他根据地的大众传媒也获得发展。在晋察冀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战士报》《子弟兵报》《冀中抗敌报》《冀中导报》《救国报》《边区导报》等50余种。创办的刊物有：《抗战生活》《晋察冀文艺》《晋察冀艺术》《华北文艺》《华北文化》《新大众》《新长城》《群众杂志》等。在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创办的报纸有：《晋鲁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冀南日报》《太岳日报》《晋冀豫日报》《战斗日报》《黄河日报》《抗战导报》《新生报》等30多种。创办的刊物有：《文化生活》《抗战生活》《华北文艺》等38种。在晋绥根据地，创办的报刊有：《新西北报》《抗战日报》《晋绥大众报》《战地通讯》《前线月刊》《西北文艺》《战斗文艺》等。在华中根据地，创办了《抗敌报》《江淮日报》《新华报》《拂晓报》《抗战报》《苏中报》《滨海报》《淮南日报》《淮海报》《盐阜报》《人民报》《团结报》《七七报》《挺进报》《大众报》《苏南报》《大江报》等100多种报纸及几十种刊物。
在大后方，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抗战媒体，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领着国统区文化抗战的方向。
抗战文学是文化抗战重要而又普遍的形式。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为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抗战文学，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并推动着整个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的发展。首先是抗战文学团体繁盛，有党和边区政府领导的，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太行山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协会晋察冀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晋冀鲁豫边区分会、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筹备委员会、苏北文化协会等。也有由解放区作家自由结社建立的文艺团体，如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战歌社、新诗歌会、山脉诗社、青年文艺学习会、延安诗会、怀安诗社、草叶社，晋察冀边区的燕赵诗社、战地社、铁流文艺社、晋察冀诗会，晋绥边区的根据地文社，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诗社，华中地区的湖海诗文社，等等。
文学团体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小说创作成绩喜人，短篇小说成就很大，代表性作品有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昊奚如的《土地在笑着》《老革命碰着新问题》，白浪的《杨树下》，杜映的《代耕》，刘御的《儿子到前线去了》，张英的《放了足干革命》，柳风的《边区故事》，雷加的《炮位周围》《一支三八式》，荒煤的《支那傻子》，刘白羽的《战斗着》，魏伯的《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李清泉的《一颗石头》，孔厥的《调查》等；写游击队活动的有刘白羽的《总的突破》，雷加的《三个人的阵地》，刘祖春的《一个夜间的故事》，杜映的《在火光里》等；写勇于与敌人斗争的有严文井的《儿子与父亲》，金漫辉的《铁蹄下》，刘白羽的《在黄河一湾上》，李威深的《火车司机》等；写后方生产的有师田手的《劳动日记》，严文井的《春天》《一家人》，野蕻的《新垦地》，刘白羽的《突击运动》，白晓光的《动员》，梁彦的《战士的家》，莎寨的《红五月的补充教材》，周而复的《灾难里》《被炸毁的街市》，沙汀的《勘察加小景》《联保主任的消遣》；等等。这些作品密切配合全民抗战，富有生活气息，起到了动员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思想倾向是健康的，人物形象也相当生动。
涌现了丁玲、刘白羽、赵树理、孙犁等一大批作家。诗歌创作也获得丰收。朗诵诗、街头诗以其群众性、大众化在根据地获得发展，出现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八路军大合唱》等著名朗诵诗。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民歌体、群众性诗歌创作也在根据地形成。抗战文学成为抗战文化最有成就的内涵。
抗战艺术是最能感染群众、激舞士气的文化形式。包括抗战戏剧、抗战音乐、抗战美术和抗战电影等等。在抗日根据地，抗战戏剧最初是以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的形式展开的，出现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河》《最后一计》等著名的剧目。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秧歌剧和新话剧获得发展。文艺工作者对古老的秧歌进行发掘和改造，创作了新的秧歌剧，服务于抗战。其中《兄妹开荒》成为新秧歌剧的起点和代表作。从此，秧歌剧在根据地特别是延安和陕北兴盛起来。“从一九四三年农历春节至一九四四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达八万人次。1944年春节期间，由延安的街道、工厂、部队、机关、学校组织起来的业余秧歌队有27个之多，演出了150多个节目。”
新歌剧的代表作是《白毛女》，此剧获得巨大的成功，风靡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它的带动下，出现了《王秀鸾》《赤叶河》《不要杀他》《孙大伯的儿子》《雄刘四虎》等一大批新歌剧。在大后方，出现了抗战话剧高潮。仅以重庆为例，话剧团体就有怒吼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怒潮剧社、国立剧校、复旦剧社、青年剧社、教导剧团、孩子剧团、抗敌剧社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办了两届戏剧节，演出了《我们的国旗》《死里求生》《抗战进行曲》《全面总动员》《金玉满堂》《钦差大臣》《狐群狗党》《渡黄河》《冰天雪地》等剧。特别是郭沫若创作了一批历史剧，如《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战音乐自九一八事变后就在全国兴起，著名的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新的女性》等成为不朽的经典。全面抗战爆发后，进步音乐届创作了大批反映抗战、鼓动群众的歌曲，如冼星海创作的《祖国的孩子们》《做棉衣》《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张曙创作的《赶豺狼》《日落西山》《洪波曲》，麦新创作的《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江定仙创作的《打杀汉奸》《焦土抗战》《为了祖国的缘故》，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思乡曲》，陈田鹤的《巷战歌》，吕骥的《武装保卫山西》《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歌曲，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深入开展，鼓舞着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音乐创作活动更是轰轰烈烈，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歌曲，如《游击乐》《战斗进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行军小唱》《歌唱二小放牛郎》《晋察冀小姑娘》《红缨枪》《八路好》《忘不了》《五枝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碑》《子弟兵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红五月》《大生产》《韩略村战斗小调》《我们的家乡光复了》《南泥湾》《反攻》《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减租会》《扬子江暴风雨》《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白毛女》等。
美术是富有感染力的直观艺术，抗战时期，木刻、版画、漫画成为宣传抗战的有力武器。无论是抗日根据地还是大后方，抗战美术创作方兴未艾。在抗日根据地，美术成为宣传抗战的普遍形式，到处是宣传抗战的壁画、漫画。军队的宣传工作者，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我们美术组带着这种标语筒，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画到哪里，踏遍了太行山的山山岭岭。标语在内容上要紧密结合斗争形势，语言要通俗有力，这样才能产生鼓动和宣传的作用。在形式上，尽量美术化，做到鲜明、醒目、美观。有的用白色写字，红色勾边；有的红色字黑色边；有时也用投影方法拓字。壁画同样以三色组成，有条件时也适当配以其他颜色。山区大都是石屋石墙，平原则大部分是土屋土墙，不管墙壁的条件如何，我们尽量使所写的标语或壁画产生强烈醒目的效果。”
“敌后的美术工作有多种活动形式，主要是配合各种具体革命任务出版画报……为了宣传‘军民誓约’，采用木刻石版相结合的制作方法；为了瓦解敌人，采用漫画传单，在战场上散发；为了开展地雷战，根据边区内爆炸大王李勇的事迹，绘制成连环画印发各农村张贴；为了配合重大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办画展，巡回画展。平时美术工作者每到一个地方，在街头画壁画，写标语，搞街头展览更是经常性的工作。1942年，文艺工作者配合武装工作队对敌开展政治攻势，还曾进入敌占区写墙标语，散发传单，发挥了美术工作的战斗作用。”
抗战电影也获得了发展。1938年1月20日，阳翰笙、罗刚发起组织全国电影界同人的抗敌组织，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其在《成立宣言》中写道：“要求每一个电影从业人员，要把自己锻炼成民族革命战斗中勇敢的斗士，将自己献身祖国，将自己的工作献给神圣的抗战。”号召“要使每一张影片成为抗战的有力武器，使它深入军队、工厂和农村去，作为训练民众的基本的工具”。表示“要建立一个新的电影的战场”。
由沈西林、孙瑜、赵丹、白杨、魏鹤龄、王人美等优秀革命电影人士参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制片工作，在抗战期间拍摄了许多抗战新闻纪录片，发挥了重要的宣传抗战、鼓舞民众、记录日本侵略者罪行的作用。记录卢沟桥事变的纪录片《卢沟桥事变》，记录日军制造重庆大轰炸惨案的《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敌机轰炸重庆》和《二十八年五月三、四日敌机滥炸重庆》，记录淞沪空战的《空军战绩》，记录淞沪抗战的《淞沪前线》，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革命根据地的抗战电影活动，由于物质条件不如大后方繁盛，但也在抗战中艰难起步，“以战斗的姿态，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划时代的又一页，开拓了党和人民军队电影历史的新纪元。”
1938年4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第一个民间电影社团——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虽然电影社受物质、人员条件所限，并没有开展拍片活动，但也积极地进行着电影抗战，如下乡深入群众播放抗战电影。延安革命根据地作出突出贡献的抗战电影社团是延安电影团。1938年春，袁牧之在周恩来的鼓励下，前往延安，团结延安的电影制作力量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延安电影团被称为“人民电影机构的初创，人民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的主要电影摄制活动是拍摄纪录片。1938年10月1日，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桥山黄帝陵开机拍摄，由袁牧之编导，吴印咸、徐晓冰摄影，历时一年多的艰辛，1940年基本拍摄完成。以后又陆续拍摄了《延安庆祝百团大战胜利大会和追悼会》《国际青年节》《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九一扩大运动会》《十月革命》《边区生产展览会》《刘志丹同志移灵》《南泥湾》等新闻纪录片。
抗战教育是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将沦陷区的大学陆续内迁，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得以延续，也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布局，促进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西南联合大学，堪称抗战高等教育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战教育，1937年，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国防教育必须“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8条“抗日的教育政策”中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应该把“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作为全民族当时的紧急任务之一。报告还明确指出：“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动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举办了干部、部队、群众和儿童四个层次的抗战教育。干部的抗战教育主要通过干部学校、在职教育和短期训练班三种形式进行。干部教育最有名的是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文化、地方各类人才。对部队的教育是经常的，主要是爱国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军事技术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对民众的抗战教育是通过冬学、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来进行。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一般设在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庄，学习时间为3个月（一般从11月到次年1月）。民众学校是冬学的延续，主要在巩固区和群众基础较好的游击区举办，它将教学时间从冬季农闲延长为全年”。
冬学教材由各根据地教育部门编写，如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有《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和《卫生课本》；山东根据地的冬学教材统一规定，识字教材用《战时民众课本》，政治课用《抗战道理》；晋冀鲁豫边区编印了《冬学政治教材》。儿童的抗战教育主要通过小学教育的方式进行。语文课教学生学写抗战标语、路条、墙报，美术课教学生画抗战漫画。音乐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
抗战学术同样是抗战文化的一部分。近代中国学术在民国时期有一定的发展，但遭到日本侵略的摧残。大学、科研机构被破坏，被迫西迁，科研人员流离失所。伴随大批科研机构内迁，战时大后方几乎聚集了中国科技界的全部精英。科研工作者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抵抗侵略、复兴民族，坚持科研工作。为了抗战需要，科研工作者中断了原有的科研项目，选择抗战亟须的项目进行研究。国民政府“对新学术研究之期望首先是研究工作必须与国家社会密切联系，俾国家得学术之用，社会获学术之益”。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各学科特别注重科学在国防军事及工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如化学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方面的研究；物理学注重研究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气象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等都十分重视将科学研究与现实结合。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开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地资源，支援后方工农业建设的需要。”
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大后方科研工作者的科研工作，为保障抗战的需要，延续中国学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工作。1940年2月毛泽东在《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
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宣言》号召：“加强自然科学运动，掌握与提高自然科学成为抗战中的战斗力量……我们要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
抗日根据地制定了优待科技人员的政策，设立了中国医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陕北通信学校、延安摩托学校、太行工业学校、延安药科学校、晋察冀边区白求恩卫生学校、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延安农业学校等科研和科技教育机构以及延安光华农场、农事试验场等农业科研机构。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抗战学术最大的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的成长。唯物史观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使得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越来越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观点研究哲学、历史、文学以及社会领域，从而产生和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李达的《社会学原理》等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王亚南、许涤新、薛暮桥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作出了杰出贡献；周扬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成与发展开先河。因此，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历史进程来看，抗战时期是一个关键的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中国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开始建立，并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而确立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的主流学术形态。
抗战精神是抗战文化的核心范畴，是文化抗战的核心成果，是引领抗战文化发展的价值内核，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形态。抗战精神体现了“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民族自尊品格；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团结意识；不畏强暴、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民族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勇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侵略者的民族自强信念；开拓创新、善于在危难中开辟发展新路的民族创造精神；坚持正义、自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贡献力量的民族奉献精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引领下，抗战思想、抗战媒体、抗战文学、抗战艺术、抗战教育、抗战学术都起到了团结各民族人民、唤醒民族意识、抵御日本侵略，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巨大作用，共同凝聚起伟大的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