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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领域的抗战，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初期，文化界人士即论述了文化与抗战的关系。南迁四川后出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先生，入川不久，便提出了文化与抗战关系的问题。朱光潜在《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会的讲演》和《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两篇演讲中提出了文化与抗战关系的思想：“救国之道，不只是在注意物质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方面旳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相互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罗家伦在1939年出版了《抗战与文化》一书，提出了抗战的国力与文化的整体性问题，指出：“近代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武力战争，而是文化的战争。要看一国的胜败，不只是看他兵力的强弱，而且要看他国内文化水准的高下。”1941年8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印行文化运动丛书，其中有《抗战四年来的文化运动》，陈立夫在《文化之战》一文中说：“一民族文化之估价，往往因其经历有生死存续之大战而确定，因为文化的力量，有时需在战争中才能表现出来，而同时军事力量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还是文化而不是暴力。某一民族之文化具有特种优点，亦即必为其制胜之道。”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认识到文化与抗战的关系，九一八事变以后，1931-1932年中国共产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抗日救亡领导责任的宣言，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序幕。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和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动员全国人力、财力、物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积极转变策略，开始由苏区工农民主文化向抗日民主文化转变，并结合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阐述了有关抗战文化的意义、抗战文化队伍的建设、抗战文化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主张，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思想体系。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文化战线的抗日斗争问题：“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可见，抗战初期，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文化界人士就深刻认识到文化与抗战的关系，认识到文化领域抗战的重要作用，但没有使用“文化抗战”一词。
关于“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的表述，最早提出这两个概念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沈志远先生。他在《半月》第1期（1937年9月17日）发表了《文化的抗战与抗战的文化》一文，指出“文化抗战是全民抗战中的一面，而且是极重要的一面”。所谓文化抗战，主要是指“意识的上层建筑而言：政治觉悟、思想、学术、文艺、戏剧、教育、新闻、出版等等方面”。因此，“所谓文化抗战，就是这种种方面动员起来以加强和推进全民抗战的阵势，它须跟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抗战紧密地配合起来，以促成真正的最后胜利”。
沈志远先生对文化抗战的内容也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文化抗战有四个重要的环节或四个方面工作：文化抗战“有决定意义的一环，是唤起民众，启发民众的政治觉悟”，
“万分急迫地需要积极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首先是启发大众的政治意识，使他们不但立即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意念，而且须理解此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意义和自己的责任”；
“文化抗战中的另一重要环节，是思想的抗战”，即要批判“唯武器论”“等待主义”“失败主义”“唯军事论”以及“左倾的高调主义和阿Q主义”等错误思想，“创造思想统一的阵容，实行抗战时期大众的思想武装”；
“文化抗战的第三个重要的环节是教育的抗战和抗战的教育”，即在学校教育中加强“抗敌救亡教育”、“普遍实施抗敌救亡的政治训练”、修订教科书，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实行抗战的社会教育；
“新闻的抗战也是文化抗战之重要的一环”，“报纸应当号召推动组织和指导民众的抗敌救亡运动”。
“我们文化人，在这个全面抗战的时期中，应该动员全部力量，拿抗战的文化以实行文化的抗战。”
郭沫若先生于1941年8月发表了《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一文，对抗战4年来文化抗战的状况和抗战文化的成果进行了总结。
从郭沫若文中对文化抗战两个时期的叙述来看，他所指的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其含义与沈志远先生的表述是一致的。郭文中的文化抗战包括：第一，在思想上，严厉地打击了“投降”理论如“唯武器论”“三月亡国论”等，提高了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并坚定了对抗战胜利的自信心。第二，文化界各部门都直接动员起来，大部分文化工作者都离开了大都市，一批又一批的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涌上了前线；工作队、宣传队、漫画队、孩子剧团、慰劳队、服务团等，一队复一队地走向军队，走向农村。兵营、战壕、广场、田野都成了课堂，抗战话剧、抗战电影、救亡歌曲，成了武装同志与人民大众生活的一部分。补习教育与识字运动也成为一时的潮流。文化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普遍提高了全国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准与政治水准。第三，各种杂志、小册子、通俗读物等大量出版，阐发了抗战建国必胜必成及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与障碍的理论。同时，各地小城市的小型报纸也广泛发行，壁报贴满了街头与乡村，书报供应社、文化服务社等更努力于报章杂志的流通与输送，大大地提高了一般民众对抗日战争的意义与任务的了解和认识。第四，重要文化物的迁移珍藏，如文物、教育机构（高校）的迁移。
在对第二个时期（徐州会战以来）文化抗战的内容叙述来看，也是指思想上（国民精神总动员和反汪锄奸）、学术上与一般文化水准上、文化工作者的抗战活动上、军队政治工作部门的建立、对敌工作的普遍建立与猛进（主要是指对敌宣传、策反）、文化机关的抗战活动。由此可知，郭沫若所说的文化抗战，是指文化机关、文化组织、文化人士运用各自的文化武器（形式）如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科学研究等，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活动以及配合军事、政治方面的抗日斗争文化运动。
关于抗战文化，郭沫若的《四年来之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在回顾了4年来的文化抗战以后，列举了“文化抗战的战绩”，即“文艺作家对于敌人惨绝人寰的种种残暴兽行的揭露，对于抗战将士们英勇杀敌的种种可歌可泣故事的宣扬，对于各方面艰苦奋斗努力抗战建国的种种情形的描写；新闻工作者出入枪林弹雨采集前方战报向国内外报道，同时还在前后方创立了与支持了大型小型的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报纸，尽力于抗战的政治与督励；社会科学家勤奋地从事于革命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使国人对抗建事业有日益深刻的认识与了解，而且经常地对于妥协、投降、分裂、倒退等敌寇汉奸的有害言论作毫不放松的斗争，自然科学家埋头研究，从抗建资源的考察与技术的探讨；教育家以及一般文化工作者努力于文盲的扫除，广泛的宣传与鼓动，普教方法的改进，专门人才的培养，工作干部的训练，文化娱乐的设施；出版界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亦曾不稍懈地努力全国文化食粮的产出与供给——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文化战士们，四年来种种支持抗战帮助建国的业绩，是书不胜书的四年来的文化抗战的阵容，和我们整个抗战阵容一样，确是愈战愈强了；四年来文化抗战的战绩，确实增加了我们无限自信。”
可见，郭沫若所说“文化抗战的战绩”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文化”。
自沈志远先生提出“文化抗战”“抗战文化”概念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对此进行界定。2013年陈艳辉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湖南〈力报〉（1936-1945）研究——基于文化抗战视角的考察》一文中，从郭沫若“文化抗战”概念的考察入手，将“文化抗战”内涵界定为抗战时期各文化机关、组织或文化人以各种文化形式唤起民众、凝聚民族抗战精神以支持军事斗争进而达到抗战胜利，外延包括文学、教育、新闻出版、戏剧、电影、音乐、漫画及其他一切文化形式。
这是目前学术界对“文化抗战”所做的比较全面的一个界定，但她将思想战、宣传战、舆论战、心理战排除在“文化抗战”内涵之外是值得商榷的。在其他有关文化抗战的著作中，如《历史不能忘记系列——文化抗战》《中国东北角之文化抗战：1895-1945》《文化抗战珍档》《文化抗战：抗日战争期间先进军事文化探源》等等，都只是叙述了具体文化的领域、部门、地区的抗战活动，如歌曲、诗人与诗作、电影、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海“孤岛”、桂林“文化城”、重庆、海外、教育、媒体、文化设施、文艺等的抗战活动。
目前学术界虽然对抗战文化研究取得很大成绩，但对抗战文化的概念也存在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所谓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战服务和于抗战有利的文化，它不是广义的文化，而是狭义的文化，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精神文化，即作为哲学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的文化，主要是指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思想、理论、教育、社会科学等内容。
还有的学者认为，抗战文化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切为抗日战争服务和有利于抗战的文化。它“是一种以民族大义为前提，以多元政治为基础，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它既反映了中华民族、中华大地所经历的一场沉重的历史劫难，又铸就了一个英雄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灵魂”。
还有的学者将抗战文化与抗战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提出了抗战文化运动的概念。高向远认为，抗战文化运动“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工作者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美术、新闻及出版等形式，以反映抗战生活，促成抗战胜利为目的而进行的轰轰烈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抗战文化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密切地配合着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和军事战线的抗日斗争，为全民族抗战的进行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文天行认为：“抗战文化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文化运动……以政治为基础、以群众为对象、以批判为武器，随时变而涌动”。
张文认为，抗战文化运动可以界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在文化阵线上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而兴起并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运动。
也有的学者在具体论述抗战文化的论著中加以定义。如王福琨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在桂林抗战文化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一书中，在“绪论”中对桂林抗战文化的概念作了定义：“桂林抗战文化中的‘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意识形态，它包括许多狭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的文化。而狭义文化，仅指文学艺术形式，是广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且将广义文化称为大文化，将狭义文化称为小文化。大、小文化内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大文化涵盖着许多形式的小文化。（2）大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是小文化的理论基础，并决定着小文化的发展方向。因此，我们谈论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就不能不谈其与广义文化，尤其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联系。而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和抗日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桂林文化城的文化，正是属于毛泽东指出的‘今日’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保山掌故》对滇西抗战文化也有一个界定：“‘滇西抗战文化’的概念是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形成的。其核心是战争中中国军民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文化形态，它的载件还包括：（1）至今遗留在滇西地区的各种珍贵的战时文献、照片、实物、遗址、墓葬陵园、纪念设施、专题展室等。这些史料和遗迹是侵略和反侵略的铁证，是感召和激励后人庄敬自强的直观教材和文化旅游资源。（2）多年来，有关滇西抗战研究的学术成果，相关论著至少有数百万字。（3）取材于滇西抗战的各类作品，如文学作品、画册、音像制品、舞台节目、影视产品等。”
从以上学术界关于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概念的表述来看，抗战文化与文化抗战概念界定还是不够清晰的。厘清这一概念，首先必须明了文化的概念。文化的概念是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分歧颇大的问题。
但学术界一般都认同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社会和人在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水平，它表现为人们进行生活和活动的种种类型和形式，以及人们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的文化则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
目前学术界在讨论文化问题时，一般都使用狭义的文化概念，以区别于文明的概念。本课题负责人也倾向于从观念形态的角度来定义文化，即文化是人类在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一定的区域内创造的反映一定民族特点的精神成果的总和。这些成果包括理论思维的成果，即知识系统和社会心理与民族精神系统。也即思想理论、科学技术、哲学宗教、思维方式、文学艺术、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状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民族精神等等。
从本质上来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地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从上述关于文化抗战和抗战文化的概念表述来看，学术界是认同从狭义文化即观念形态的角度来界定文化抗战与抗战文化的。如果从广义的文化来界定，那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就无所不包，显然混淆了各个具体学科的界限。人类社会的任何存在都无不附丽着文化的因素，体现人们的观念、意识乃至于审美情趣、风俗、习惯，但那并不等同于文化本身。因此，从观念形态来界定文化抗战、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是比较恰当的。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在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文化抗战等核心概念上还是有些混淆和不确定。
抗战文化、抗战文化运动、文化抗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3个概念。抗战文化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因抗战而形成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如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文学、抗战漫画、抗战电影等等，是文化抗战所形成的结果，是对抗战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反映。文化抗战则是中华民族特别是文化领域或文化界的爱国人士以各种文化媒介（如报刊、电台、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电影、学校、教育等）为武器，展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以此凝聚民族精神，激励抗战斗志，以夺取抗战胜利的抗战形式之一。它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抗战一样，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鼓舞人民士气和激励民族精神的有力武器。至于抗战文化运动，它是文化抗战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文化抗战是根本，抗战文化是结果，二者的范畴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