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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的实践中，逐步确立了系统的文化抗战思想，包括文化抗战的重要意义、文化抗战的基本任务、文化抗战的领导力量、文化抗战的队伍建设、文化抗战的路径和策略。
1.文化抗战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抗战的组成部分。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指出：“中国对日的总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寇出中国，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抗战建国）。它使用的斗争武器，也有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
革命文化历来与革命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文化抗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决定了文化抗日的“军队”的重要地位。这就是毛泽东表述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对于国民党统治区域来说，统一战线下的文化抗战，不仅能有力地支援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抗战斗争，而且可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党的革命事业奠定基础。“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党（敌占大城市亦然）应对发展文化运动问题特别提起注意，应把对文化运动的推动、发展及其策略与方式等问题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须知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军队中、政府中、党部中、学校中、社会中的广大中下层人们，如果不在思想上引起一个变化，则政治上的根本变化或彻底好转（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是不可能的。”
在革命根据地，文化抗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我们有全部权力来推行全部文化运动。我各地党部与军队政治部应对全部宣传事业、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及政治水平，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要使各根据地上干部军队与人民的理论政治及文化水平高于与广于全国各地。”
2.文化抗战的基本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一部分，因此，它的基本任务就是为抗战服务，就是“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以文艺的方法具体的表现去影响推动全国的作家、文艺工作者及一切有文艺兴趣的人们，促成巩固〔的〕统一战线”。1940年1月，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对党的文化抗战的基本任务做了概括：
全力扩大与巩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坚决反对日寇汉奸、汪派的奴化活动；同国内主张投降、分裂、倒退的反动文化作坚决的斗争；打破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障碍；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进一步发展新文化的各部门、各方面，如文学、艺术、科学、哲学，使之更能为抗战建国服务。
“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各方面，求得在思想上正确的解决抗战建国中的各种重要问题；大胆的创作、写作、著述、介绍翻译，来打破各种限制，打破各种陈旧的观点与标准，建立新观点、新标准，以发展学术提高学术；组织各种文化的、研究的、考察的团体；提倡自由研究、自由思想、自由辩论的生动、活泼民主的作风；建立各种专门研究机关，要求政府及社会团体划出一定的文化经费，以布置必要的文化设备与供给；组织新文化运动大师鲁迅先生的研究会或研究院等。”
进一步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去、工厂中去、军队中去、大众中去。
“必须动员大批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工厂中、军队中、大众中去工作；发展抗战建国的普及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大规模进行消灭文盲工作；军队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成为政治机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发展文化供应的工作，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中、乡村中、工厂中去；分区建立各种印刷、出版、发行机关，出版各种地方的报纸、杂志与书籍。”
大批地吸收与培养抗战的文化干部，并适当地使用他们。
“登记全国失业失学的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物质上的救济，并有计划的给他们担任各方面的文化教育的工作；设立各种学校、各种训练班，提高文化干部的政治认识与专门的特长，提倡一切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培养文化干部为民族、为民主、为科学、为大众而艰苦奋斗、奋发有为的作风。”
建立与发展在全国新文化运动中能够起先锋与模范作用的文化根据地。
“在根据地内彻底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大量地吸收与培养全国各地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干部；大量创作与编写新文化各部门的教科书、教材、读物、作品、小册子、杂志、报纸、研究资料，建设大规模的出版机关，以供给全国文化界的需要；经常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及其经验教训供给全国；同全国文化界发生多方面的关系。”
更广泛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量编译介绍马列主义的原著；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编印各种通俗马列主义小册子；组织马列主义的研究会、研究院等，以培养马列主义的干部，以传布马列主义的思想到全中国去。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为了更好地指导文化抗战，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中的四大任务：
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
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
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地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
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从上述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的文化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利用一切文化形式，为抗战服务；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影响进步文化人士，为抗战和抗战胜利以后培养文化干部，推进中国文化的发展。
3.文化抗战的领导力量。
文化抗战的领导阶级是由抗战文化的性质决定的。抗战时期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这是由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在五四之前，特别是晚清时期，中国文化战线的斗争，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之间的斗争，具体体现为新旧学之争、科举与学堂之争、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与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之争。在那一时期，资产阶级的文化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诞生，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在一种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因此表现在文化上也同样存在妥协性和软弱性，资产阶级新文化并没有真正战胜封建文化，因而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文化抗战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但是这种领导既要避免放弃领导的右的错误，也要避免超越历史阶段的“左”的倾向，这也是由现阶段抗战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抗战文化虽然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从文化的整体或国民文化来说，它仍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现阶段上中国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一方面，“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使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另一方面，“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4.文化抗战的队伍建设。
要进行伟大的文化抗战，必须加强文化抗战队伍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队伍，是在党的文化抗战统一战线内的爱国文化人士。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化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
文化抗战必须团结一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文化人、团体或者派别，只有这样，才能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我们欢迎任何文化人使用他的文化武器（如文学、艺术、科学等）为抗战直接服务。”
在革命根据地，虽然文化抗战的主力是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是，“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论是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除党校与党报外，均应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去做，而不应由共产党员包办。要注意收集一切不反共的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使他们参加在我们领导下的广大的革命文化战线，应反对在文化领域中的无原则的门户之见”。
文化界人士属于知识分子群体，1939年，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广大的同情我们的党外知识分子，则应该同他们建立适当的联系，把他们组织到抗日和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去，组织到文化运动中去，组织到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
“一切文化上的成就，必须首先通过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传达到广大的群众中去。中国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也是新文化的传布者，是新文化的最可宝贵的财产。”
但知识分子有其特点，为了发挥知识分子在文化抗战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对待知识分子的特殊政策。一方面，肯定其革命积极性，充分发挥其特长，并在实践中帮助、教育他们，“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
另一方面，要根据他们的特点，适当予以照顾，“凡各文化人对于当前某个政治问题或某个文化问题有共同思想上的一致，即可联合起来，除采取适当方法发表他们的共同意见外，不必有其他行动上的要求与限制。在工作方式上、生活方式上不必强同，要避免规定许多规则条例去限制他们的文化活动”。
为了团结文化界人士进行文化抗战，中共中央根据文化人的特点，要求对根据地的文化人和文化团体给予各方面的宽容和照顾。1940年10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工委为此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主要内容包括：
必须重视文化人的社会影响。
“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技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
因此，必须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充分认识文化及文化人在文化抗战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对于革命事业的最大贡献”，
“我们应采取一切方法，如出版刊物、剧曲公演、公开讲演、展览会等，来发表他们的作品。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也即是推广文化运动的最主要的方式”。
保证文化人的创作自由。
文化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文学艺术有其创作规律，因此，“党的领导机关，除一般的给予他们写作上的任务与方向外，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工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写作的充分自由。给文艺作家规定具体题目、规定政治内容、限时限刻交卷的办法，是完全要不得的。”
用一切方法在精神上保障文化人的宽松氛围
。文化人在生活习惯上有不同的特点，共产党人应有足够的气量使自己能够同具有不完全同我们一样生活习惯的文化人，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因此，在精神上必须采取包容的态度，“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的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
“在文化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应设立文化俱乐部一类的地方，以供给文化人集会与娱乐之用。此外，为了使作家们有创作的适当场所，可特设‘创作之家’一类的住所，使他们能够沉静下来，从事他们的创作生活”，使他们的才力能够充分地使用，使他们写作的积极性能够最大地发挥。
开展公正的文艺批评。 对于文化人的作品，应采取严正的、批判的，但又是宽大的立场，力戒以政治口号与偏狭的公式去非难作者，尤其不应出以讥笑怒骂的态度。我们一方面应正确地评价他们的作品，使他们的努力向着正确的方向，同时鼓舞他们努力写作的积极性，不使他们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失望。
选派有文化的干部从事文化管理工作。 从有相当威信与地位的共产党员文化人或非党的文化干部中，培养一小部分在文化运动中能够担任组织工作的干部。他们自己虽是文化人，但他们的活动，应偏重于组织工作，而不是写作。没有这些文化组织工作者，文化人内部的很好团结，文化人及文化团体的效能的充分发挥是很困难的。
组织文化团体，发挥文化人的自我服务功能。
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成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如文学研究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新哲学研究会等。这些团体亦可联合起来，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类的联合团体。这些文化团体可以介绍、研究、出版、推广各种文化作品，吸收与培养各方面的文化人才，指导大众的各方面文化活动，联络文化人间的感情与保护他们切身的利益，组织文化人向各地报章杂志的写稿，介绍并递寄他们的作品或译著到全国性大书局出版，向外面的及大后方的文化团体进行经常的联络。
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人的系列政策，团结和凝聚了文化人，使文化人在文化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艾思奇在总结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工作时说：“对于外来的文化人及各部门专家，边区是非常尊重他们，尽力帮助他们工作，发展他们的所长；对于青年知识分子，边区一律给与学习的机会，并帮助他们找到工作。一般的边区已做到了这样的成绩：能够使一切来到边区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不至于感到生活、工作没有出路，使他们达到不失业，不苦闷，不彷徨。为要团结和培养专门做文化工作的干部，边区已建立了这样的一些基础：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边区师范，卫生学校，各剧团，文化协会等等。这些机关吸收和训练了许多的文化工作者，动员他们到各方面去工作。有不少的文化工作者，已动员到前方部队里，农村里，工厂里。”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队伍建设的成效。
5.文化抗战的路径和策略。
抗战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因此文化抗战的路径，应当是大众化的群众路线。“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所谓为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如何为大众服务呢，就是走大众化的道路，“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党的大众化文化工作的方针，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确立。所谓大众化具有双重意义：为大众服务和为大众接受。土地革命时期的大众化与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语境下的大众化是有差别的。土地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号召，所谓大众化即为苏维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大众化运动的“发动与支持运动的为共产党及其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要求为继续深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建立没有反动资产阶级参加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民主的政权……参加运动的为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其中小部分为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反对共产党，主张同资产阶级妥协，虽是有时采取极左的，也是‘马列主义’的假面具。其中还有一小部分为下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但当时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表示消沉、苦闷没有出路”。
同时，“不仅在它包含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目前首要的一些任务，如工农兵通信员运动等等，而尤在此问题之解决实为完成一切新任务所必要的道路。在创作批评，和目前其他诸问题，乃至组织问题，今后必须执行彻底的正确的大众化，而决不容许再停留在过去所提起的那种模糊忽视的意义中。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而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大众化，不仅仅是作品与批评的大众化，“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同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化人，“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要使他们来接受我们的主张，在我们的组织下共同努力，以冀能够更快地推进我们的工作”
。显然，土地革命时期的大众化是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大众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由阶级革命战争转向了民族革命战争，“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
因此，其大众化是在统一战线语境下的大众化。它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文化工作者的作品必须大众化，即张闻天在《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强调的：“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因此，新文化的大众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为了使新文化成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的文化，必须使新文化去适应大众今天的文化水平。在这一含义上的大众化，就包含有把新文化通俗化的意义。通俗化不是曲解新文化，使新文化庸俗化，而是用比较浅显的表现形式使其为大众所了解。这种通俗化的目的，不是为了使大众停留在今天他们的文化水平，而正是为了要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领导和参加大众化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文化人与知识分子，他们主张发动全民族的抗战，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接着参加的为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并影响到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文化人的参加与同情”。
因此，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大众化的主体是一切爱国的文化界人士，“一切文化人，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均应在抗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论他们在文化上所做的工作同抗日有无直接的关系。我们欢迎任何文化人使用他的文化武器（如文学、艺术科学等）为抗战直接服务”。
二是文化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广大文化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抗战初期，党就确立了文化工作为抗战群众服务的方针，要求“进一步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去、工厂中去、军队中去、大众中去。为此必须动员大批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工厂中、军队中、大众中去工作；发展抗战建国的普及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大规模进行消灭文盲工作；军队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成为政治机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发展文化供应的工作，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中、乡村中、工厂中去；分区建立各种印刷、出版发行机关，出版各种地方的报纸、杂志与书籍”。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深刻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片。”
因此，要开展文化领域的抗战活动，文化工作者必须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的需求，这样才能使自己的工作真正与人民群众产生共鸣。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