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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和游击战是中国共产党抗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战术。作为军事战略的持久战理论与概念的提出，无疑可以追溯到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之前，但作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系统战略理论，无疑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创造。
毛泽东最早使用“持久战”一词是在1935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中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拼消耗’”。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就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分析国内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的形势后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战争还是持久战，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
但是，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持久战并不是指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战争，而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不过，从这两篇时间比较集中的文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前后，就开始思考持久战的问题了。毛泽东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时间的估计，最早是与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对斯诺说：“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早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观点的是朱德。朱德在1937年7月15日发表的《实行对日抗战》的文章中指出，“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和物力以赴之”
。1937年8月11日，朱德、周恩来在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的讲话中谈道：“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作战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展开游击战争。在政治上，要动员全国军民，方能取得最后胜利。”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就开始思考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的战略了。
1937年8月22日的洛川会议，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判断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洛川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比较频繁地使用和论述持久战的战略思想。1937年9月18日，张闻天发表《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持久性》一文，指出：“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从速战速决转变到持久战将是不得已的与被逼的。而中国，则必须用持久战以战胜日本。因为这种持久战对于日本非常不利，而对于中国却是有利的。中日战争愈持久，则日本国内的矛盾愈益尖锐化，日本方面的困难愈益增加。这就是造成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有利条件。”
1938年1月7日周恩来在《群众》周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总结了全面抗战5个月来的情况，针对当时的“速胜”“妥协”等思想，指出：“只有持久抗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这是抗战五个月中最主要的教训！”“坚定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获得了，现在的困难是要依据与发展现有的力量和基础，阻止敌人的深入，以渡过这一青黄不接的难关，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
并从8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坚持持久战。此外，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领导人也就坚持持久战进行了论述。党的领导人对持久战的共识和论述，对毛泽东构建持久战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思想资料。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这一重要著作，总结了10个月的抗战经验，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回答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一场持久战，持久战的发展阶段，如何取得抗日持久战的胜利等问题，系统地论述了持久战的理论，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战略方针。持久战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抗日战争之所以是一场持久战，主要是由中日两国的国情决定的。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从日本方面来看，一方面，它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政治组织力是非常强大的，其体制具有封建军事专制的色彩，武士道的精神灌输非常深入，“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
另一方面，日本也存在弱点。其一，日本国土面积狭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以战养战”的方法因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反对而不能达到。“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
其二，日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因而得不到国际的支持。“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
其三，“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落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军事力量也很弱小，“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也有其优势。其一，“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
有着巨大的兵源和可回旋的战略空间。“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
其二，中华民族百年来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积累了反侵略的丰富经验，出现了代表民族解放的进步力量，“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
“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
其三，中国抗日战争是进步性、正义性的战争，因而能够得到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
因此，中日两国的特点，决定了抗战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中国必胜的民族解放战争。虽然从表面上看，中日双方力量悬殊，敌强我弱，我方占据地利和人心，但“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
但这种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变化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一定的时期里，“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2.抗日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根据中日力量的此消彼长，毛泽东认为抗日持久战必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第一阶段于敌是战略进攻阶段，于我则是战略防御阶段。在日本帝国主义达成战略目标之前，是处于进攻阶段的，但也有可能由于中国的顽强抵抗，日军虽未达成战略目标也不得不停止进攻。战争的进程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遭受较大的损失，但日本也受到迟滞，没有达到快速征服中国的目的，而且，“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为下一阶段的继续抗战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战略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
这一阶段的时间相对比较漫长。敌人需要保守已经占领的地区，建立伪政权，掠夺中国的资源，“围剿”抗日力量。我方则以游击战为主，扰乱敌人的后方。毛泽东预计，如果游击战发挥得好，“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
这个阶段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一阶段是抗日持久战的最后阶段。它的到来，一方面取决于中国在前两阶段准备的力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的援助，“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
在战略反攻阶段，作战的形式主要是运动战，游击战作为辅助手段可以起到战略配合的作用。“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
3.抗日持久战如何取得胜利。
抗日持久战的特点，必然使战争具有长期性和残酷性，“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
最终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如何取得抗日持久战的胜利呢？首先，毛泽东通过分析国情，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具有深厚人力、兵役资源，必须发挥其优势，即动员广大的民众，参与到民族解放战争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依靠群众进行广泛的动员，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体现，“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其次，必须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最后，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形式和战略战术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胜利。
坚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发挥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坚持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相结合的原则，趁敌之隙进行歼灭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坚持最广泛地动员民族，坚持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人民的主观能动性，抗日持久战一定能够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