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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是抵抗，还是妥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坚决抵抗。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全中国工农兵士劳苦民众必须在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中国民族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坚决的斗争，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解放中国。”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与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宣言和决议相比较，中国共产党这次的宣言纠正了“左”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
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确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民族矛盾成为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保持中国的独立与领土的完整。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已达成国共合作的国共两党发出了一致坚决抗战的声音。中共中央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表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在《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中，提出8项主张，要求立即“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实行抗战。立刻召集国防会议，集中抗战的军事领导，建立各个战线上的统一指挥，以积极抵抗的方针去对付日寇的进攻”；“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开放党禁，开放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权利，满足人民生活上的迫切需要，实行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建立各种各样人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武装缉私，抵制日货，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银行矿山工厂与财产，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治的与经济的特权，封闭一切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与特务机关，逮捕一切日本侦探与汉奸，解除日寇与汉奸在中国内地的一切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团体”；“立刻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以国共两党的合作为基础，团结一切抗日救国的党派，创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实现真正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方针”。
此外，还提出了改革国内政治、实施财政经济劳动文化教育的政策，改善民生。这些主张，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思想。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对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庐山发表的谈话中所表达的“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表示了赞同，认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与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具有共同点，是“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方针，也体现在坚决与国内妥协乃至投降势力的斗争中。这种斗争以国共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界限，区分为两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到统一战线建立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反对的是蒋介石对外妥协、坚持内战政策和国内“亡国论”的论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蒋介石采取的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蒋介石多次公开表示：“帝国主义一向是幸灾乐祸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的，所以我们由内乱而招致外侮，是必然的；反转来说，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清除，那么外面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现在剿匪就是要来治疗心腹之患。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
“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肃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坚持抗战的立场。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塘沽停战协议》，还是《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都给予及时的揭露，表达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反对的主要是国民党内的投降势力。日本帝国主义在全面进攻中国的同时，也以种种方法向国民党展开诱降。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日本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将谈和条件转达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必须在日本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原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不久日军攻陷南京，日本的条件提高，在原有条件基础上增加了战争赔款事项，陶德曼的所谓调停失败。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一部分人表现出了妥协投降的倾向。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在会见陶德曼时表示：“中国允将日本之要求作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对华北之领土主权，领土之完整，行政权等不得加以变更。中国将以协调精神讨论日本之要求，且有达成谅解之准备。期待日方也能如此。”
1940年年初，宋子良、宋美龄等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铃木卓尔等又在香港谈判，基本达成了日本的要求。但国民党担心公开承认“满洲国”独立会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谈判未能继续。1940年5月，日军占领宜昌后，国民党被迫主动要求恢复和谈，6月4日双方在澳门会谈。虽然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成功，但反映了国民党内部始终存在对日妥协投降的倾向。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的：“1941年之前，蒋介石长期陷在战与和的矛盾中。蒋曾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干涉或第三国调停，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有过直接和日方秘密谈判，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事的幻想。”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投降妥协倾向，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警惕，加以揭露和阻止的同时也坚持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分析了国民党内部可能的妥协投降，指出：“然而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三民主义旗帜与三民主义共和国口号是一定要坚持的，这是党的基本任务。”
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努力，同一切爱国进步分子，一切爱国进步的国民党人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群众）亲密联合在一块，并和他们一道（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必须和他们一道，不是我们单独）去动员群众，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穿反共即准备投降的实质，以孤立投降派与反共分子，以便继续抗日”，“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这种方针，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党的一般任务就是这样”。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先后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限制共产党的办法，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发动对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进攻，“皖南事变”是其最大的行动。对此，中国共产党始终从大局出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始终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放在首位，表达“我们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为了减少误会，在国民党军队发展党员的问题上，中共明确规定，指出：“在中国军队中发展共产党，一般应限于汉奸与准备变为汉奸的军队，目的是在破坏之，其他则不应发展。任何军队，只要变了汉奸军队，或直接准备变为汉奸军队，都应采取坚决的破坏方针。某些抗日军队中已因党的组织问题发生了有碍合作的问题时，应公开表示撤退，以求合作之继续。”
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复兴中华民族的担当：“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