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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投身于伟大的抗战之中。
“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主张，“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准备应战”，
“立刻实行全中国人民的总动员”，“立即实行全面的对日抵抗”。
国共合作达成后的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的概念“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
“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在文化抗战领域，中国共产党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也是一以贯之的。全面的全民族的文化抗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团结、动员一切民众参加文化抗战，二是文化抗战的目的在于唤醒民众的民族意识，为抗战服务，即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宗旨。
团结、动员一切民众投入文化抗战之中，是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领导抗战的根本任务，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
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民众踊跃地参与到文化抗战之中。其中最具群众参与性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秧歌运动和国统区的歌咏活动。秧歌成为根据地人民表达抗日激情，参与文化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整个陕甘宁边区“共有600个民间秧歌队，大的有二三百人，小的也有二三十人。据丁玲的估计，在边区人民中，每12个人里必有一个人是会扭秧歌的”
。涌现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兄妹开荒》《白毛女》《翻身秧歌》《斗争秧歌》《胜利腰鼓》《打花鼓》《龙灯》《小车》《旱船》《挑花篮》《张公背张婆》《生产舞》《运盐》等，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抗日士气。在大后方，群众参与度最高的文化抗战活动是歌咏活动。以重庆为例，战时重庆歌咏团体数目不少，有影响的团体有：业余歌咏团、谐医歌咏团、民众歌咏会、青年歌咏研究社、中航歌咏队、四川水泥厂职工歌咏团、嘉陵歌咏团、育才歌咏团、华夏歌咏团、中苏文化协会歌咏队、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山城合唱团、中国电影制片合唱团等。
曲目有《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游击军》《游击队进行曲》《流浪儿》《上战场》《打回东北去》《义勇军进行曲》《玉门出塞》《抗敌歌》《胜利进行曲》《抵抗》《黄河大合唱》等。在抗战文化城桂林，歌咏活动也是如火如荼，抗战期间，桂林举行的千人以上的群众歌咏集会就有几十次之多，万人以上的抗战歌咏集会如抗战歌咏团在市公共体育场举行的“万人火炬公唱大会”也有近10次。以至于有人描述，桂林当时的老百姓，人人都会唱几首抗战歌曲。
抗战教育也是大众参与度比较高的文化抗战活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抗战初期，制定了根据地的教育方针，即“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因此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在这一教育方针指导下，群众性的教育抗战迅速发展，特别是以民众为对象的社会教育，具有群众参与度高的特色。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是各种短期的识字班、夜学、半日校、冬学，尤其是冬学，是北方地区冬季开展社会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冬学就是国防教育领域内总动员的具体任务，所以边区教育部特决定冬学是经常的学制之一”。
冬学的教育内容中，文字教育是基础教育，主要课程为政治和国语，军事教育和文化教育也贯穿教育的全过程，政治教育的内容是结合边区和根据地革命与抗战实践的经验或教训，使群众能够在接受文化教育的过程中了解全国抗战局势的变化。此外，根据地的社会教育还有博物院、美术馆、民众茶园、通俗讲演所、民众问字及代笔处、公共体育场、公园、娱乐剧场、电影场等，这些社会教育机构都是以促进民众参与抗战为组织形式，通过不同的方式承担着抗战期间的民众文字教育和政治教育。
为大众服务，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工作的宗旨，在土地革命时期，体现在文化工作的大众化。所谓大众化具有双重意义：为大众服务和为大众接受。土地革命时期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号召，所谓大众化即为苏维埃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众化，不仅仅是作品与批评的大众化，“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新文化必须是代表大众的利益、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必须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因此，新文化的大众化，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为了使新文化成为大众所懂得、所接受的文化，必须使新文化去适应大众今天的文化水平”。
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化抗战的目的，是为大众、为群众服务的，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因此，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号召文化工作者到群众中去，要求“进一步普及文化到农村中去、到工厂中去、军队中去、大众中去。为此必须动员大批文化人与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工厂中、军队中、大众中去工作；发展抗战建国的普及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大规模进行消灭文盲工作；军队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应该成为政治机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发展文化供应的工作，把文化食粮输送到军队中、乡村中、工厂中去；分区建立各种印刷、出版发行机关，出版各种地方的报纸、杂志与书籍”。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广大文化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作了众多优秀的抗战文化作品。以大众喜闻乐见的秧歌剧为例，歌颂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南泥湾》，宣传减租减息运动的《减租》，写土地革命时的真实情境的《惯匪周子山》，特别是反映人民群众受地主剥削迫害的《白毛女》，不仅在延安人民中产生巨大影响，在各根据地广受欢迎，成为新中国歌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在抗战音乐方面，诞生了《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著名作品，成为鼓舞人民抗日热情的好作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展现的上述特点，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指导思想、文化抗战政策及文化抗战组织形式所决定的，也充分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