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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先进的文化理论，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实际出发，梳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正确地分析了中国文化当下所处的阶段，阐释了当前阶段中国文化的性质、特点和发展方向，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念，从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的指导地位，也就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在文化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引领着文化抗战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武器，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中国共产党特别强调文化战线的抗日斗争的重要性，指出这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文化奴役的唯一方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对中国的占领，除了军事、政治、经济的手段外，还用各种方式摧毁中国文化。对此，无论是在局部抗战时期，还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无论是在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和战略反攻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率领人民进行文化领域的抗战，通过报刊宣传、文学艺术作品、教育、科学等各种方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的侵略与摧残，凝聚人民的抗战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武器，坚决抵制国民党的“专制文化”和文化独裁。国民党政府不但在政治上限制共产党，在军事上制造“摩擦”，多次发动反共高潮，而且在文化上也限制抗战言论、封杀进步刊物，破坏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对此，中国共产党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基础上，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坚决给予抵制和反对，始终引领文化抗战的进步方向。针对国民党名为“精神动员”实则加强文化、精神控制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关于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指出国民党政府公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的，另一方面是防共的。对此，中国共产党应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号召全国为坚持抗战，为坚持统一战线，为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争取民族最后胜利而奋斗。
在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加紧反共活动，在文化方面，加紧对共产党采取限制措施，对进步刊物、进步文化团体进行迫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1941年1-4月，重庆《全民抗战》等数十种进步刊物被取缔。1942年，先后被查禁的书刊有500余种。
从1941年年初开始，国民党当局还强令解散了48个进步文化团体，解散和改组了几个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将保留下来的改名为抗敌演剧宣传队。
针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首先，在舆论上进行批判，张闻天、王稼祥、艾思奇、范文澜、陈伯达等分别发表了《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谁革命？革谁的命？》《袁世凯再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评〈中国之命运〉》等一系列文章，予以批判，特别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成为指导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纲领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为武器，坚决反对封建复古文化。在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各阶级、阶层人士提出了不同的救亡方案。在文化领域也是如此，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具有复古倾向的新儒学思想。新儒家学派将挽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复兴儒家文化上面，认为“民族复兴本质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
主张把封建伦理道德看作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并主张将其发扬光大，等等。新儒学的某些观点和主张为当时的统治集团所利用，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维护国民党一党专制和文化统制的工具，在客观上也给抗战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对此，中国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予以批判。胡绳发表文章指出，封建文化的核心价值——伦理道德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当我们发现了它们已不合于新时代的生存时，就要毫不容情地加以抛弃，这才能使我们对于民族的新生有充分的自信”。
至于儒学复兴可以拯救文化危机甚至民族危机，则更是谬误，因为，“理学是决定地终结了”。
毛泽东则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但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作用，适时地将抗战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推进。这就是“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在抗日根据地，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热潮。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自觉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干部、指导实际工作。在大后方，《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如《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列宁与中国》等，介绍共产主义，翻译介绍马列著作、出版进步社科书籍，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郭沫若、胡绳、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许涤新、蔡仪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进步人士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史学、经济学、文学、美学，特别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影响深远，这些对启迪大后方人民的觉悟，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抗战形势向胜利发展，中国共产党又适时地引导抗战文化向人民民主文化方向发展。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抗日根据地广大文化工作者掀起了深入基层、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兵群众的热潮，世界观、文化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作了一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大后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废除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文化界人士的赞同。重庆文化界300余人签名发表了《对时局进言》，被视为文化界的“民主宣言”，接着昆明、成都文化界也发表了同样的宣言。由此导致国统区文化领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反独裁、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人民民主文化运动，标志着文化抗战正在向争取人民民主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