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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抗战史分期的论述也比较少。就目前文献所见，是关于区域抗战文化史的分期和抗战文化运动史的分期问题讨论。
唐正芒先生在《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一书中对西部抗战文化历史进行了分期。他将西部抗战文化史分为3个阶段：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是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也是西部抗战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初步发展阶段；从武汉失守到豫湘桂战役为西部抗战文化运动在曲折中发展和繁荣的阶段（包括相持阶段）；从豫湘桂战役到抗战胜利后是抗战文化由抗日民主文化运动向人民民主文化运动的转变阶段，时间包括从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大溃退到1945年10月14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关于桂林抗战文化史的分期研究论著比较多，看法不尽一致。杨益群的《桂林抗战文化》
，肖效钦、钟兴锦主编的《抗日战争文化史》
，蔡定国、杨益群、李建平的《桂林抗战文学史》等都主张以皖南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另一种意见是划分为3个时期，即1938年10月-1941年2月、1941年3月-1942年1月、1942年2月-1944年9月。
还有一种意见也主张分为3个时期，只是在具体时间划分上有所不同。
魏华龄发表了《论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及其特征》赞同以皖南事变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对分为3个时期的不同意见进行了辨析。
关于抗战文化运动的分期，文天行先生认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可以分成3个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为第一时期，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第二时期，抗战胜利到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第三时期。1949年的全国文代会是对抗战时期文艺、文化进行总结的大会，也是走向新的历史未来的大会。
上述关于分期问题的观点之所以产生分歧，主要是划分时期的标准不同。唐正芒主张按照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变化来划分全部抗战文化的时期，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一定时期的文化它总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的反映。政治、经济及军事形势的变化，必然导致这个时期的文化在规模、程度、方式、性质、内容、目标等方面的变化。抗战年代的文化必然反映抗战、服务抗战。而抗战年代又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特殊的年代，现实生活在双重矛盾中发展变化，人民大众在双重矛盾中生活战斗。这就必然使抗战文化除反映民族矛盾外，还一定要反映阶级矛盾。因而随着抗战时期各个阶段战争形势和矛盾冲突的发展变化，各个阶段的抗战文化也必然呈现出各阶段的特点和特征。抗战全面爆发后至抗战胜利的八年间，抗战形势有过几次大的变化，即呈现出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抗战文化也分别显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抗战文化也呈现出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魏华龄、李建平先生虽然在具体分期上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分期标准上并无不同，都主张应以桂林抗战文化的内容与特征来划分历史时期，节点是皖南事变。李建平认为，皖南事变造成了桂林抗战文艺运动一个短暂的低潮时期，即1942年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的时期，故桂林抗战文艺运动可分为3个时期：“这就是前期的文艺运动形成高涨局面，中期的在低潮中坚持和发展，后期的文艺高潮的再度兴起。”
具体标志则是：“前期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的武汉、广州失守，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救亡日报》被迫停刊；中期一九四一年三月《救亡日报》停刊之后，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沪港文化人到桂之前；后期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夏衍、蔡楚生、郁风、司徒慧敏等大批香港文化人脱险后到达桂林，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二日桂林城防司令部下达第三道紧急疏散令，柳亚子、邵荃麟等最后一批文化人撤离桂林。”
魏华龄认为，皖南事变虽然对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必须同时考虑桂系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后的措施和政策这两个因素。因此，“对桂林文化城的文化运动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皖南事变以及蒋桂之间的关系。”
“由于蒋、桂之间存在矛盾，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作用，当国民党顽固派于1939年冬至1940年春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桂系并没有跟着蒋介石一道反，当时桂系与中共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抗战文化在桂林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黄金时代。直到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特别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由于桂系转到了反共方面，桂林才出现了白色恐怖，使桂林抗战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居于中间立场的桂系，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虽然转到了反共方面却和蒋系仍然有矛盾，不可视同一律’。”
魏华龄认为，而皖南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刘隆华、徐鸣来到桂林，组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同时，又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狄超白3人负责党的文化工作组，具体领导桂林的文化工作。很快就恢复和重建了党在文化战线的组织。因此。“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是影响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政治因素，只有以1941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才能把握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内容和特征。”
文天行先生划分抗战文化运动为3个时期，虽然他没有阐述分期的标准，但显然是建立在他对抗战文化分期的观点上的。他认为：“抗战文化的发展可以分成三个时期。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为第一时期，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为第二时期，抗战胜利到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为第三时期。1949年的全国文代会是对抗战时期文艺、文化进行总结的大会，也是走向新的历史未来的大会。作为抗战文化组成部分的运动的分期自然是在分‘三个时期’的框架之内。”
上述分期及其分期的标准都表达了关于对文化抗战分期的不同意见，也从不同层面上揭示了划分文化抗战历史时期的标准，但仍然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特别是关于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是划分文化抗战时期的依据，有必要进行讨论。我们认为，划分文化抗战时期的标准，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讨论。
第一，作为抗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抗战史的分期，毫无疑问应当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的分期相一致。作为抗日战争一部分的文化抗战，必定与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相联系，随着抗日战争由局部到全面、由防御到相持再到反攻胜利，文化抗战也必然经历从兴起到高涨，从发展到胜利的过程。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将抗日战争史分为4个阶段：局部抗战阶段（1931-1937年）、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战略反攻阶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15日）。因此，文化抗战的分期也应当与此相一致。
第二，抗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文化抗战也是在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展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分非常复杂，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还包括蒋介石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和各阶层，既有合作抗日的共性，也存在矛盾甚至对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左右两翼，在抗战的态度、抗战路线和战略战术以及战时政治、经济政策各方面都有分歧。尤其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对中共力量的发展始终采取戒备、限制甚至消灭的政策，不断发动反共高潮，经常制造摩擦。在抗日战争不同发展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呈现不同的特点，由此也影响到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内部，造成文化抗战也呈现不同的特征，划分为不同的时期。
第三，文化抗战作为文化领域的抗战，也受到文化自身发展特点、规律的制约。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经济政治的反映，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政治。因此，在不同的时期，文化抗战按照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构成不同时期的特殊景象。在抗战初期，由于群众抗日热情高涨，文化抗战多以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式呈现，群众性的歌咏、戏剧活动兴起，以激励和鼓舞抗战士气；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长篇的文艺作品、历史题材的剧作、理论性的学术研究开始呈现。
根据上述划分文化抗战运动的标准，我们认为文化抗战史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文化抗战兴起阶段（1931-1937年）、文化抗战高涨阶段（1937年7月-1938年10月）、文化抗战发展阶段（1938年10月-1943年12月）、文化抗战胜利阶段（1944年1月-1945年8月15日）。
文化抗战兴起阶段。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以东北文化界爱国人士为主体的文化抗战与东北抗联为主体的武装抗日斗争同时兴起。这一时期的文化抗战是以爱国学生为主体的，1931年9月21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3天，旅居北平的3500多名东北学生在北平大学法学院组建了“东北留平学生抗日救国会”。
不久，以东北学生为主体的东北旅平同乡反日救国会、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继成立。学生们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街头、工厂、农村、学校，以其自编自演的一些歌曲、舞蹈、话剧等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甚至还深入东北沦陷区进行宣传。北平、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学生也立即行动起来，走上街头，贴标语，呼口号，散传单，发报纸，聚众演讲，宣传抗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也立即作出反应。1931年9月19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迅速作出反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斗争；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表明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共派遣了200多名党员、共青团员到义勇军等各个抗日武装中参加革命动员宣传鼓动工作。在文化战线上，中国共产党发动包括学生在内的文化界人士进行抗战工作。特别是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文艺界，中共领导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的文艺作品，鼓舞人民的抗战斗志，著名的《松花江上》就是共产党员张寒晖创作的，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风靡中华大地。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更是鼓舞人民抗日斗争的进行曲，是这一时期文化抗战的标志性成果。在东北沦陷区，文化界爱国人士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爱国教育家宋良忱任庄河县教育局局长兼庄河中学校长，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坚决抵制日本的奴化教育，拒绝使用伪满编发的教材，坚持用中华书局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地理、国语及英语等教材，直到1936年被迫调离教育部门。但他调离后用实际行动坚持抗日，成立了安东救国会庄河分会，自任会长，直到被日军杀害。新闻界的爱国人士也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宣传。中共满洲省委的秘密刊物《满洲红旗》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一些报刊则想方设法、曲折隐晦地传递抗战的消息。
文化抗战高涨阶段。
全面抗战开始后，文化抗战也进入了高涨阶段。国共合作达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建立，成为领导文化抗战的阵线，中共主导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成为文化抗战的领导和组织机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机构，中共领导的文化抗战在国统区各地广泛进行。北平、上海沦陷后，武汉、广州、重庆、桂林等地成为文化抗战的中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剧协”）、上海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重庆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成都市文化界抗敌协会等文化抗战团体纷纷建立，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前方将士，鼓舞后方人民。以周恩来为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一切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掀起了抗战的热潮。其中，抗战文艺运动是最具特色的文化抗战形式。在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党领导的文化抗战运动高涨。在海外，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力量在海外创办报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为争取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作出了贡献。据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
文化抗战发展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文化抗战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文化抗战持续发展，形成了丰富的抗战文化成果；二是随着相持阶段的到来，国民党顽固派加强了对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限制、排挤乃至镇压。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配合这一反动方针，国民党在文化抗战领域也加强了控制，第三厅被“改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任务被指定为做研究工作，不准做对外的政治活动。公布了经过重大修改后的《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颁布了《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非常时期报社通讯社杂志社登记管制暂行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封禁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限制《新华日报》，“《新华日报》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被砍稿件达260篇，被删节150次，使其几乎无法照常出版，从1941年2月起被迫改为每天只出半张。”
颁布所谓《抗战期间宣传名词正误表》，规定：“边区政府”“抗日政府”等词不许用；“亲日派”“两面派”“各阶层人民”“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词为谬误名词；“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必须改为“三民主义”；“拥护革命的领袖”“拥护抗日的领袖”必须改为“拥护领袖”。在国民党的压制下，文化抗战受到很大的限制，以报纸为例，仅1942年，国统区报纸杂志被封闭的就达500种之多，被禁售的书籍1400余种。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抗战继续蓬勃发展并走向成熟。通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文艺界确立了正确的文艺方针。理论上的成熟，推动了根据地的文化抗战运动，涌现了优秀的文化成果。音乐方面，《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延水谣》《太行山上》等优秀作品，是“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美术方面，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美术作品，如连环画《开荒的故事》《保卫边区保卫警区》，漫画《破坏团结是间接帮助敌人》《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榜样》，版画《敌寇的“扫荡”：来势凶，去势颓！》《准备自卫的吴家枣园》，年画《丰衣足食》《平型关大捷》，木刻《高尔基》《燃起新文化的火炬》，等等。在文学方面，小说、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创作也取得丰硕的成果。
文化抗战胜利及转型阶段。 随着抗战进入反攻阶段，文化抗战也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进入了新阶段。这一阶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形势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而在中国战场，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豫湘桂大溃退，国民政府政治上日益独裁，经济上加紧搜刮，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废除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文化界人士的赞同。重庆文化界300余人签名发表了《对时局进言》，被视为文化界的“民主宣言”，接着昆明、成都文化界也发表了同样的宣言。由此导致国统区文化领域发生了变化，文化抗战进行的同时，出现了反独裁、反压迫、争民主、争自由的人民民主文化运动，标志着文化抗战正在向争取人民民主的方向转变。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以后，文化界人士掀起了深入实际、深入工农群众的热潮，文艺创作更深入地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1945年6月，《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文艺工作者的路程》，指出“争民主、争自由”是知识分子的斗争目标，文艺工作者要为人民的民主、为斗争的幸福服务。同年10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成为领导文化界进行人民民主文化运动的机构，标志着文化抗战转变为民主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