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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从一开始就是其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以后，1931-1932年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宣言，也是中国共产党担当抗日救亡领导责任的宣言，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的序幕。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号召：“组织各色各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公开组织，或者参加一切已经存在的反帝组织而夺取它们的领导。经过这些组织正确实行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阶层参加争斗。在各大城市中公开的出版群众的反帝日报，抓住国内的重要工厂——尤其日本工厂进行组织反日的罢工、示威。同时各地党部团部也应该注意学生中的工作，使一部贫苦学生群众离开民族主义武断宣传的影响而作坚决革命争斗。”
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大多在南方和西北，主要任务是反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抗战主要在东北地区及国统区开展。
1931年9月19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迅速作出反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认识到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将侵略者赶出中国。9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发表《中共满洲省委、团满洲省委告群众书》，号召东北地区所有的工农、学生及各民族劳苦大众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与此同时，国统区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广大地区开展文化领域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为了动员全国人力、财力、物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随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积极转变策略，开始由苏区工农民主文化向抗日民主文化的思想转变，并结合抗日战争的特殊形势，阐述了有关抗战文化的意义、抗战文化队伍的建设、抗战文化的任务以及如何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等一系列主张，逐步形成了独具抗战特色的文化思想体系。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文化战线上抗日的方针和任务。毛泽东在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这一思想。毛泽东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
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文艺”的概念，也提出了抗日文艺的作用是“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提出了“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的“伟大的光荣任务。”
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上指导思想的转变。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文化界特别是教育界、文艺界广大进步人士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其中，教育界最著名的是对东北流亡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领导和组织以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这些活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响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艺界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音乐、电影、舞蹈等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创作了《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放下你的鞭子》《风云儿女》等抗日救国歌曲、戏剧及电影，启发和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激情。
卢沟桥事变以后，全民族抗战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也逐步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进入了全面和深入的时期。为了进一步团结全国文化界人士共同抗日，1938年3月27日，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标志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4月1日，国民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第三厅是当时文化抗战的战斗堡垒，是共产党人士主导的包括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爱国人士参加的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组织。1939年1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国统区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机构。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在更广大的地区、在更多的领域、在更深的层面展开。
首先，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文化抗战的系统思想理论，并以此指导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文化抗战斗争。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指出：“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原则之下，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
1938年8月4日，周恩来指出：“发展抗战文化与提倡进步思想，是我党文化政策方向。”“文化口号应该是民族化、大众化、民主化。”
1940年毛泽东完整、准确地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
1941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强调，开展文化运动必须要结合实际情况，“文化运动实际上是我党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有力的武器。党应当经过文化运动来宣传革命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并提出了党在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四大任务，即“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地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日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
其次，建立各种文化抗战团体，在广泛的文化领域开展了抗战文化工作。在中共抗日中心延安，先后建立了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简称“边区文联”）、延安美术工作协会成立（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边区文抗”）、延安文化俱乐部等文化抗战团体。
在国统区，也成立了许多中共领导的或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以及受中共影响的文化抗战团体。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文化供应社、重庆救国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文救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妇救会”）以及重庆怒吼剧社、重庆市救亡歌咏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重庆文化界抗敌支会、成都市妇女华北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都市回教抗敌后援会等，还有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星芒抗敌宣传团、大声抗敌宣传团、成都群力抗敌宣传团、大众壁报抗敌宣传团、四川省妇女抗敌后援会、成都学生抗敌宣传团、成都大众抗敌宣传团、成都少年抗敌宣传团、成都市工商抗日后援会、四川民众华北抗敌后援会、成都市青年抗敌协会、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成都市记者抗敌后援会、成都天明歌咏团、成都四川妇女出征军人家属救济会、成都星芒通讯社、战时教育协会、成都战时学生社、救亡抗敌宣传社，等等。
此外，还有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安编辑人协会、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西北作家协会、陕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西北民众抗战剧社、易俗社、西安新文艺促进会、新时代歌咏团、西安市世界语学会、西安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队、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等等。在遍布全国的文化抗战团体的领导与组织下，戏剧、电影、文艺创作、教育、科学以及群众文化各领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国运动，形成了丰硕的抗战文化成果。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活动遍及全国及海外。一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二是国统区，三是海外华侨华人地区。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因而是最活跃和最繁荣的。根据地的宣传、教育、报刊、出版、文艺创作、文化活动均围绕抗战展开。如文艺宣传通过组织文艺团体上前线深入部队，走上街头、田间，深入民众进行救亡文艺宣传。
在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在西南大后方，以周恩来为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团结一切爱国、进步的文化人士，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掀起了抗战的热潮。其中，抗战文艺运动是最具特色的文化抗战形式。如戏剧运动，1938年6月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重庆分会成立后，推动了重庆抗战戏剧运动的大发展。据统计，从抗战开始至1941年7月，在重庆公演的剧目达99个，先后在重庆演出过的剧社、剧团近30个
。而从1941年10月至1945年10月，仅重庆春季公演的剧目就达106个，其中有影响的话剧有《屈原》《天国春秋》《棠棣之花》《大地回春》等。在桂林，先后有70多个剧团在桂林活动过。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至1944年，在桂林出版话剧30多部，先后在桂林演出过的话剧团队有102个，演出的话剧剧目有360多个。
又如文学运动，大量文艺刊物问世，仅在重庆就有40多种，有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郭沫若主编的《中原》，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夏丐尊、叶圣陶、朱自清编辑的《国文月刊》，王鲁彦、邵荃麟编辑的《文艺刊志》，胡风主编的《七月》，徐霞村、老舍等编辑的《文坛》，陈铨主编的《文学》等。在成都有20多种抗战文学刊物，主要有：《笔阵》、《火炬》、《文艺后防》、《金沙》、《青年文艺》、《四川风景》、《群众》周刊、《惊蛰》半月刊、《战潮》半月刊、《五月》、《朔风》、《野风》、《文艺堡垒》、《半月文艺》、《流火》等。在贵阳有《十月旬刊》《每周文艺》《文讯》《抗战文艺》《轻骑兵》等。在昆明有《西南文艺》、《战歌》、《诗与散文》、《金碧旬刊》、《文学评论》月刊、《风林文艺》、《文聚》、《北鸥文丛》、《高原文艺》、《文学季刊》、《文艺新报》，等等。
此外，还有抗战音乐运动、抗战电影运动，也出现了许多抗战爱国的佳作。当然，最有影响的是新闻报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在西南大后方各大城市出版发行的期刊达1600种以上。其中，重庆900多种，成都400多种，桂林300多种，昆明40多种，贵阳10多种。
属于中共领导和支持的《大声周刊》、《星芒周刊》、《救国周报》、《统一抗战》、《抗日周刊》、《金沙》、《大学》、《文艺创作》、《火炬》半月刊、《笔阵》半月刊、《戏剧战线》月刊等。其他刊物还有《抗战与教育》《抗敌评论》《四川动员》《远东问题》《中国行政》《中国文化研究汇刊》《边疆研究通讯》《东方文化》《风土杂志》《文学集刊》《青年问题》等。在桂林的300多种刊物中，有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国民公论》《群众》《半月文萃》《世界知识》《时代中国》《文艺生活》《中国农村》等；有抗日团体创办的《歼敌》、《抗战文艺》（桂林版）、《建设研究》、《时论分析》、《广西学生》、《人民之友》等。
在海外及港澳地区，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开始着手对外宣传工作。最著名的有《先锋报》和《救国时报》。《先锋报》于1927年在美国创办，1930年在纽约正式创刊，以在美国卖苦力的华侨为主要读者对象，被视为“美洲华侨劳苦群众唯一喉舌”。《救国时报》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名义、实际上由吴玉章等人于1935年在巴黎创办的一份重要的宣传刊物，发行范围遍及欧美等国家，在美国华人华侨中影响很大。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所在根据地的情况，并大力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尽一切力量在海外创办报刊，特别强调对华侨的宣传，争取对外宣传话语权。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成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创办了《华侨通讯》《抗战大学》《东江》《海外青年》等刊物，为争取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和扩大国际反法西斯战线作出了贡献。1940年，中共中央创办外文宣传刊物《中国通讯》，邀请在延安的外籍友好人士，用英、德、俄、法文撰写稿件。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文委国际宣传委员会成立了国际报道社，出版了多份国际报道外文刊物，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思想主张和军民英勇抗日的事迹。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影响下，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抗战如火如荼。据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华侨报刊有84种，至1941年年底达135种，是华侨报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中声势和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东南亚各地华侨所办报刊。另外，抗战的文艺团体不断涌现，救亡歌曲、剧本广为流传。据统计，至1940年世界各地有侨办电影院、戏剧院、戏剧社97个。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大量涌现。再者，华侨华人组织救亡团体。据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是全面的抗战，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展开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决战，而文化的抗战是极其重要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日本对华侵略，在文化领域实行的是殖民地奴化政策，妄图在文化上灭亡中国、征服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保卫战，是从文化上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文化血脉得以延续和发展，它最终与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抗战一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引领了国统区文化的方向，代表着先进的抗战文化方向。在抗战时期，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在文化领域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有所谓“新生活运动”及“国民精神总动员”。但这两个运动，在本质上是为维护所谓“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服务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加以限制、防范；在具体推动中，存在着形式主义的倾向，因而实际效果乏善可陈。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是以科学的、先进的文化理论和思想为指导的。这就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同时，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因此它代表着历史的进步方向，引领了包括国统区在内的抗战文化发展方向。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文化抗战领域，也坚持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维护统一战线，团结各方面的文化人士，在各个领域进行坚决的抗战，以弘扬和践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旋律，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励民族牺牲精神。《义勇军进行曲》《黄河颂》《大刀进行曲》等优秀文化艺术作品，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鼓舞千千万万爱国人士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而献身。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理论与思想，构建了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体系，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担当的政党，主动构建和传播中华民族话语，肩负起动员民众参与抗战的责任；又以中华民族话语的构建和传播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地位合法化并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及其抗战文化，凝聚起中华民族精神，推动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形成的抗战文化也是代表中国近代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形态。毛泽东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文化发展作过精到的分析，他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是近代文化发展史上第二个时期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个阶段的文化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因此，“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担当起文化抗战的领导责任，高举抗日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创造着“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时期创造的抗战文学、抗战音乐、抗战戏剧、抗战电影、抗战诗歌等抗战文化形态，构成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绚丽篇章，特别是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抗战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构建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