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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欲征服一个民族，必从文化上进行征服。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对承载中华民族精神的中华文化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和摧残，企图用军国主义文化、法西斯文化征服中国几千年的古老文明，使中华文化蒙受了巨大损失。
1.炮制侵略理论，控制舆论，美化侵略。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华北等地区后，为了加强对中国民众的思想控制，加强沦陷区民众对日本“王道”“皇道”的认同，严格控制沦陷区的舆论宣传。日本对舆论控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日本的御用文人大量炮制亲日言论，鼓吹大东亚共荣；二是严格控制反日言论，积极打压进步刊物。在1940年颁布的《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中明确规定，对于宣传抗日、“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民”等要严肃处理。同时，利用《中华日报》《申报》等报纸，大量发表宣扬“圣战”、鼓吹“中日提携”等法西斯理论文章，用来麻痹中国民众，洗白侵略行径。
炮制“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 为了侵略中国，日本炮制了许多宣传支持、美化侵略扩张的理论，其中对华影响最大的有“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东亚联盟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东亚联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3年3月“满洲国”协和会制定的《“满洲国”协和会会务纲要》中：
“满洲国”协和会根据王道主义，向国民彻底地普及建国精神，团结有明确信念的国民，排除反国家思想和反国家运动，以期建成民族协和理论之地，同时向全中国普及民族协和运动，进而扩展到整个东亚，结成东亚联盟以重建东洋文化，确保东亚的永久和平。
随后，以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为标志，成为一种系统的侵华理论。“东亚联盟论”包括两方面，一是“王道主义”，二是结成东亚联盟的具体内容即“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和“文化沟通”（汪精卫所提出）。
“王道主义”是“东亚联盟论”的思想基础和指导思想。石原莞尔的《昭和维新论》对“王道主义”的内涵进行了解说。他所谓的“王道”就是在政治上联盟各国要顺从民众的理性和良心，依赖和服从最高价值，要将内治与外治对立观念综合统一起来，要以东洋民族觉醒和统一为前提。
认为“承接天照大神的天皇，是世界唯一于天成君主”，
石原还认为“八纮一宇”的世界观，就是依靠“王道”统一世界，各国可以在“道义”的基础上从民族独立走向民族协和。石原莞尔所说的“最高价值的信赖与服从”的含义，其真实目的是让人们“信赖与服从”万世一系的神——天皇。其实质就是企图借“王道”鼓吹天皇，将其视为东亚民族的偶像，抬到东亚各国的领导位置。
所谓“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和“文化沟通”实际上是确立以日本为领导的东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体制。“国防共同”就是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防卫体系。日本把这一体系描绘为抵制欧美侵略的正义之举。他们鼓吹日本侵略中国乃至亚洲，是“为了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甚至说：“帝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是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
日俄战争是亚洲人与欧洲人之战。“从此以后亚洲各民族纷纷起来反抗欧美势力”，
“最近数百年来亚洲民族对欧洲人的首次胜利，由此对被压迫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随后埃及、秘鲁、土耳其、阿富汗、印度等国纷纷掀起独立运动。”
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是“为了誓死抵抗西欧帝国主义的压迫，不得不进入中国大陆”。
可见，所谓“国防共同”实际上是在反对欧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幌子下确立日本在亚洲的霸权，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所谓“经济一体化”是实现“东亚联盟”的经济基础，其本质是把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变为日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其步骤是先实行日、“满”、华“经济一体化”，再延伸至太平洋沿岸。因此，日本战领东北后，扶持伪满洲国，在东北大规模移民，“打算对这块作为战胜者所得到的新开垦地区，大量地移居国民，建设一个第二祖国。”
移民不仅有经济目的，更重要的是还有政治、军事、思想意图，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实现大亚洲主义的步骤之一。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日本企图进一步通过控制中国经济，把中国经济纳入其殖民经济体系。汪伪政府则配合日本，为日本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产，尤其是国防上必要的资源”，“提供必要的便利”。
以“遵从经济一体化的原则，为增强联盟的经济力量，不仅要开发内蒙古、北部中国，还应开发西藏、云南”，
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多地掠夺、控制中国经济，为日本的“东亚联盟”战略服务。为此，“东亚联盟”论者提出建立统制经济体制，“重点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军需的生产，即使牺牲部门经济、地区经济，也要尽可能保持军需部门的平衡，这个计划是综合东亚国土的计划”，
确保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为其称霸东亚和世界服务。所谓“政治独立”，并非所指联盟内各国领土、主权完整，而是东亚联盟各国应服从东亚盟主——日本的领导。因此，所谓独立“是立足于东亚总体幸福上的政治独立”，“站在整个东亚全民族利益上的具有进步主义的政治独立”，
是服从日本在东亚总体战略的所谓“独立”。所谓“文化沟通”被当作结成东亚联盟最根本的条件，竭力宣扬东亚一家，日中同文同种，以利用文化教育，达到愚民政策的目的。实际上，日本侵略中国14年，殖民统治台湾50年，在“文化沟通”的幌子下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对文化实行高度控制，实为殖民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摧残，诸如查封带有中华民族意识的图书，禁止《申报》《时报》等36种报刊进入东北，却将日本书刊、电影大量输入，日本电影输入东北的数量逐年递增：1936年为154部、1937年为232部、1938年为1352部、1939年跃为1630部。
还强迫中国人学说日本语、唱日本国歌、按日本风俗生活等。显然，东亚联盟论者是以“文化沟通”之名，推广“奴役文化”之实，以扼杀中华民族文化；以建立永久和平为借口，加强日本的殖民统治。总之，所谓“东亚联盟论”的实质是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侵略理论，目的是消弭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意识，从而在文化上控制中国人民。
“大东亚共荣圈”一词，由时任外相的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的《皇道外交宣言》中正式使用的，又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松冈洋右发表《皇道外交宣言》演说称，“近来，我们向世界宣布的皇道就是我们皇国的使命”，“要根据我们皇道的伟大精神，必须首先建立以日、满、华三国为一环的‘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宣布强有力的皇道，贡献于公正的世界和平的树立”。
实际上“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为其侵略扩张炮制的侵略理论。1940年9月初，在决定与德国、意大利进行军事同盟谈判时，确定了“大东亚共荣圈”范围：以日、满、华为基本，旧属德国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太平洋诸岛、泰国、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等。从1941年12月至1942年5月，日本发动了对东南亚诸国的战争。向西越过泰国，侵占了英属缅甸，向南占领马来西亚、新加坡及荷属东印度，在菲律宾打败了美军，控制了整个东南亚海岛地区，逼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至此，日本侵略军所控制的地域已达386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亿。加上朝鲜、中国沦陷区和印度支那在内，总面积达700万平方公里，人口5亿多，形成了一个北起阿留申群岛，南临澳大利亚，西迄印度洋的庞大殖民帝国，基本达成了日本所制定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但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并非日本所宣扬的“王道乐土”，而是以日本为主导的殖民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国是日本资源供给地，允许存在一些轻工业；“满洲国”是农业和初级基本工业；南洋各地为农矿产品供给地，兼及纤维等特产加工业。
在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内，日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统治。在政治上，扶持傀儡政府，为其称霸亚洲服务。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在南京，扶持汪伪政府，确定“应互相紧密协力，尽量援助”的方针，狼狈为奸；在东南亚，则根据不同情况建立傀儡政权。有的利用原有政府架构，有的成立“军政府”。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的掠夺。通过《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领》《关于南方经济处理之件》《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等文件指导，接收并管理占领区的铁道、船舶、港湾、航空、电信及邮政；施行贸易及外汇管理，特别是严禁石油、橡胶、锡、钨、奎宁皮等特殊重要物资运往敌国等，
强调“南方经济对策的方针是充实重要的必要资源，以期彻底推进当前对英美作战，并确立大东亚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
在文化上则实行奴化教育，消弭占领区人民的民族意识。
总之，无论是“东亚联盟论”还是“大东亚共荣圈论”，都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侵略中国、称霸亚洲，进而称霸世界而炮制出来的侵略“理论”，是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基石。
控制舆论。
日本占领军为了美化侵略、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对舆论采取严厉的控制措施。首先是成立出版统制机构和颁布严厉的出版管制法规。汪伪政府成立了中央宣传局、中央报业管理处等机构，对出版物进行审查，报刊“无论消息发布、资料保管、言论态度与记者活动等，均须受伪中宣部的指示和审查”。
在管制法规方面，颁布了所谓的《出版法施行细则》《查禁反动刊物书籍暂行办法》和《警察治安出版法》等，明确规定任何有抗日思想的或足以引起抗日思想的言论，均在绝对禁止之列。
特别是1940年10月，汪伪政权颁布了《全国重要都市新闻检查暂行办法》，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出版检查制度，对新闻进行严厉的检查，杜绝一切抗日思想。如1942年3月上海新闻检查所检删稿件达172件。南京新闻检查所在1942年1月查扣稿件达44件，2月查扣稿件达38件。
在东北地区，管制更为严厉，“没有经过日伪统治机关的批准，国人一律不准办报。各种期刊杂志要刊载关于东北时局的文章，也必须到相应机构办理批准手续。任何准备刊发的文章，日伪当局如认为内容不妥，一律不准发表。对于不听命令的报纸杂志，通通停刊”。
东北地区所有的新闻稿件均必须采用伪满洲国通讯社的电稿，必须按伪满洲国通讯社的要求进行发稿。
其次是自创各种媒体或渗透、扶植各类亲日媒体，控制和占领舆论宣传阵地。在东北，由日本军方实际控制的“满洲弘报协会”控制了东北的主要媒体。弘报协会直接管控的报纸有29家，其中中文报纸15家，日文报纸11家，俄文、英文、朝鲜文报纸各1家，垄断了东北的主流媒体。卢沟桥事变以后，日军在中国各地创办的报纸或扶植的亲日报纸有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北平的《世界日报》被日寇没收，后改为《新民报》，社长为日本人武田南阳。《实报》也沦为日伪的宣传报纸。天津的《庸报》，1935年时已为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所收买，天津沦陷前后即由日本华北方面军扩建为其机关报，由日本人大矢信彦、板本桢年分别担任社长和总编辑。广州的《国华报》和《星粤日报》被日本人劫夺改名《迅报》出版。上海的《新申报》实际上是日文《大陆新报》的中文版，成为日本占领军的机关报。
除报刊以外，广播和电影是当时能广泛影响大众的媒介。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对广播、电影也实行严厉的管控，杜绝任何有反日倾向的言论。日军开设广播电台，臭名昭著的如伪满洲国的“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南京广播电台”等。在电影方面，日本先后扶植建立了长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北京“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东北、华北和汪伪政权控制区的电影制作和发行，使电影公司在不同程度上为日本对华文化侵略服务。同时，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各地伪政府成立后，对沦陷区各新闻媒体的控制立即假手于各伪政权，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予以报道。对一切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题材、内容、表现手法，日军坚决给予删改或停映。如电影《天涯歌女》中歌词“唱不得白山黑水徒伤心”即被删除。
对出版物，规定不得登载“违反国策”即反日的内容。上海最大的出版机关“新书业公会”被取缔，该会所属之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店均遭检查。对于文艺界日本一方面限制进步文艺，另一方面扶植汉奸剧团，编写“和平建国”样板戏巡回演出。并培植汉奸音乐人，编写以“东亚联盟”“反共清乡”为主题的歌曲，供各地学生、伪军唱。而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多首抗日救亡的歌曲被禁唱。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美术、摄影等艺术部门也是一片沉寂，所有反映爱国题材的作品均被严加取缔。
利用宗教泯灭人民的反抗意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利用宗教组织控制民众，曲解宗教教义麻痹民众，为其侵略服务。九一八事变后，首先在东北开始利用和控制宗教。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设立的伪民生部社会司、伪文教部礼教司是宗教的直接管理部门，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和在伪满洲国积极活动的协和会，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日伪对东北地区宗教的控制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对原有的宗教加强控制。佛教是东北地区流传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宗教，所以日伪当局对佛教最为重视。先后建立了“满洲国佛教护法会”“满洲国佛教总会”，以影响和控制佛教。在镇压抗联过程中，组织亲日的佛教徒组成“宣抚班”，对长白山区的百姓进行思想毒害，探听东北抗联的活动情况，成为日军的鹰犬。佛教总会则参与对所谓“思想犯”即具有反日思想的人进行“教诲”，模糊民众思想上的敌我界限，消除民间的抗日斗志。对于道教，日伪也采取控制和利用政策。先是采取抑制和限制政策，后来又将日本的神道教与道教“糅合”，又假借道教，同化中国东北民众，再将道教纳入战时体制，如指令道观为日军“胜利”做祈祷仪式，强行征集道观财产，勒令道教为“金属献纳”活动“捐献”铜质神像，强迫年轻体健的道士参加“勤劳奉仕”。对于民间宗教如萨满教、在理教、一贯道等，日伪当局十分重视，一方面防止成为反日的势力，另一方面取缔抗日救国的民间宗教组织，拉拢扶植反动的民间宗教组织。日伪对东北地区宗教控制的第二个举措是强制推行日本神道教。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日本崇拜祖先的一种最原始的宗教。神道教最初是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佛教、道教的若干教义或某些思想和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明治维新以后，为了强化天皇的权力，日本实行神佛分离，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神道教与军国主义相结合，成为日本侵华的精神帮手。神道基本思想是敬神爱国、崇祖尊皇、国体主义、日本主义，“绝对顺从，就是要舍己忘我一心一意为天皇效劳”。
神道进入中国东北是通过溥仪的两次访日，日本胁迫伪满洲国将神道教作为国教，强制人民信仰：“完全处于强迫。强迫军队、学校及包括我个人在内的公务员和全体人民，一律要崇拜这种神道。而且法律规定，如不崇敬神社，应处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的徒刑。”
“日本拿神道作为工具，把它扩大到中国甚至全亚洲，来控制人民的心理、精神、希望和行动。很多的事实可以证明，它绝不是单纯的宗教的支配，还有另一种恶毒的目的存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利用神道为手段，侵略中国及整个亚洲地域，借着这种宗教的信心，来达成日本的侵略目的”。
在台湾岛的神道教神社有十几座，在东北地区的神社有290多座。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加紧对中国沦陷区宗教的控制。1941年（昭和十六年）8月19日兴亚院文化部与文部省宗教局联署颁发绝密文件《对支〔中国〕进出宗派体指导纲要》，要求“强化扩充”对华布道，进一步将此纳入政府管辖渠道：“一、宗派团体入华，必须符合我国策大政，即在为谋日支提携、为全力协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国策而努力之方针指导下进行。二、在华各神道、佛教、基督教必须在政府统制下活动。三、对中国民众布道时务以收揽人心为重点，辅之以必要的文化事业。四、对日侨布教时，应努力教化使之同样成为大陆建设指导者。五、赴华教士应具有优秀宗教家资格。”
同年8月1日，文部省宗教局向各教派发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规定凡传教士赴华、在华开设寺院须经“军特务部许可”，“凡布教使赴中国时，必须令其向文部省提交一定的申请书，由宗教局长发给推荐书，将其提交给当地的军特务部，并听从其指挥”；同时须经常汇报“保持联络”，从而将整个在华开教置于军部与特务机关指挥和控制之下，
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推进，许多宗教宗派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大部分佛教宗派都公开宣称支持军国政府侵华国策，许多教派背叛了不杀生的基本戒律，成为鼓吹杀人的宗教。日军所到之处，必有神道教和佛教僧侣紧随其后。日本佛教自觉自愿地依附在政府与军部的卵翼之下，对华传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成为对华侵略和实现战争目的的组成部分。日本佛教在华机构也以此为圭臬，极力以宗教的形式推行“皇民化”。他们向当时派赴中国传教士灌输的基本理念是：“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此项宣抚工作是完成此次出师目的的至关重要之问题。”
每到一处，首先要做的是配合战争所需的以“宣抚”为形式的“社会事业”，即以宣抚“怀柔”为主要目的的工作，如西派在天津设立的“华北宣抚工作本部”规定了四项基本工作，即（1）普及大同思想；（2）人事磋商；（3）设立日语学校；（4）救济工作。
日本佛教组织还为来华的传教士举办“培训班”，训练其为战争服务的“技能”。1932年起先后举办了各类培训班，诸如“满洲拓事讲习所”即举办了有关传教知识的各种培训班。从1938年起随传教对象以在华日人为主向华人为主转换，对传教士的要求与培训条件也不断提高，资格为“专门学校毕业以上”，1938年日本佛教联合会主办了“中国开教讲习会”，要求25-35岁的中学毕业生方可参加。各派也纷纷举办开教使养成会，其特征是重视中国知识，如1939年5月由东西本愿寺合办的为期1个月的“开教使养成讲习会”上，先后请了诸如大阪大学校长、内阁情报局长本愿寺务总长、医学博士、回教研究所长、华南开教总监等各类上层名人作了近30场关于中国国情与文化的讲演，主要是关于中国方言、国民性、农业、人口、医学、诗歌文学、山川地理、天文气候、经济物产、文化教育、思想政治、军事布局等内容，其中涉及宗教内容的仅7场，真正关于宗教内容的讲演只有3场。
正是在日本政府和宗教团体的鼓励下，日本佛教人士来华踊跃，直接或间接地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据统计，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变时，上海租界已有9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5座日本寺庙。据日本方面1936年11月调查，仅哈尔滨一地，就有日本多种宗教的布教场所24处，其中佛寺9座。全面侵华后，日本宗教更是渗透到华北与东南各省。仅日本东本愿寺就在中国各地设立多处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东北伪都搞“建国神庙”外，还在我国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据1945年统计，东北城乡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
日本在华的宗教活动，主要是配合日本的军事侵略和政治稳定，他们或亲赴前线为死亡日军将士“超度”，甚至有亲自操刀上阵屠杀中国人民的。大部分则是以宗教为武器，向中国人民兜售所谓“王道乐土”“东亚共荣”之类精神鸦片，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消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志。无论如何，他们的行为已远远超出了文化侵略的范畴，宗教只是日本侵华活动的补充。思想控制和文化奴役才是其本质。
2.推行奴化教育。 教育是影响、培养后一代的主要渠道，是传播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基石。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在文化上灭亡中华民族，在沦陷区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他们确立奴化教育方针、政策，强制进行日语教学，培养亲日的师资，建立适应奴化教育的教育体系，建设符合消除中华文化、宣扬日本文化的教材体系，推行奴役思想的社会教育。
确定奴化教育方针政策。
日本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本着“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的原则，把思想战提高到战略高度，即所谓“对华战争是一个总力战，而思想战为其重要部分”，认为“教育界应为思想战之主力军，教育界应负起思想战之全责”，
强调奴化教育的重要性。1938年7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占领区的文化教育，要“振兴儒家思想”，“尊重汉族的固有文化，特别尊重中日共通的文化，恢复东方大同精神，促进中日合作”。
1940年，日本制定了专门针对华北的文件《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该文件将“思想战”上升至战略高度，“思想战”的要点是：向华北民众宣扬“新民主义”“灭共亲日”等思想，极力吹嘘中日携手共建“大东亚新秩序”“东亚联盟”等内容。根据这一思想，各地日伪政府相继制定了奴化教育的发展政策。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所定的教育方针注重于“东方固有道德”，目的是“期予以心理上之再建，而收效于潜移默化之中”
。其训育方针则为“杜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全世界之和平”，乡村教育也以“培养和平反共建国与中日亲善之思想”为目的。
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宣称：“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
华北伪政权颁布的《各级学校实施训育方针》规定8项内容，主要有：（1）尽力提倡我国固有之美德，以领导学生之思想趋于正规，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2）根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全世界之和平；（3）善用中国固有之家族精神，以敦风纪而固国本；（4）阐发修齐治平之道，以儒家经义为依归，摒弃外来之功利主义；（5）注重人格之修养，品德之陶铸，宜使学生有以国士自许之志向，俾将来能以担负复兴东亚之责任。
河南日伪当局本着教育界应当担负“思想战之全责”的重任，在训育方针中规定：“根本绝杀容共意识，以亲仁善邻为宗旨，共谋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事业。”
伪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孙今善在各种集会上大肆宣称：“窃以为吾国今日之教育宗旨函须先以维系东亚和平之大意灌输于各级教育之中，务使全国民众对中日提携之真义，皆能明了。”
伪山东省政府则提出，“以中国固有文化为中心，融合日本近代文化为教育方针”，中国固有文化是五伦八德，而“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唇齿相关，故挽救中国之危机，实有赖于日本之援助也”。
1943年伪山东省公署公布了《山东省教育主旨》：“山东为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圣经贤传，历代所宗。凡我同胞应恪遵力行，敬祖先，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信朋友，和乡里，尚勤检，重道义，刻苦耐劳，锻炼体魄，博学深思，促进科学技术，勇于负责，严守纪律，知行合一，自强不息，爱国家，爱东亚，精诚团结，共进大同。”
归纳各地教育部门宣示的所谓教育方针，大约包含了“新民主义”“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内容。
所谓“新民主义”，即新民会的指导思想。新民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建立的一个反动政治组织。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傀儡政府的同时，又成立了一个所谓思想团体“新民会”。其主要任务是：防共反共，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宣扬“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强化运动，镇压沦陷区人民的反抗；控制沦陷区各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和各社会团体，举办各种训练班、讲演会等，推行奴化教育和欺骗宣传，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新民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两点：“（l）为新民主义的教育，这就是说，教育要新民主义化，目的是造成新民主义的中国；（2）为革新全国民（或全世人）的思想及精神的教育，目的是教化全国人民要作新民’。”
日伪也称赞新民主义是“集古今国民之所望，行仁义道德之精华，以整个东亚人民幸福为对象，以五千年文化为中心，可谓古今中外唯一好主义”。
所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等，也只是在漂亮的辞藻下掩盖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野心。日伪的这些欺骗性的宣传和教育，目的是麻痹沦陷区人民的思想，使中国人相信“日本来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新生活”，从而甘心情愿地受日本人的奴役。
强制推进日语教育。
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是日本在中国推行奴化教育的主要手段。为了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性，长期统治中国，日本强迫沦陷区的学校学习日语，有关机构制定了日语普及方策，明确提出普及日语的内涵是指导大陆民族使之练成纯正日本人，外延是青少年的教育和一般民众的教化。“语言问题是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而将自己的民族语言有意识地向外民族渗透与推行，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的核心问题”。
日本学者平野晃等人在日语的推广等问题上有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日本在大东亚的语言政策，一个是加，也就是日本语的普及；另一个是减，即对欧美语的排斥。而这个加的过程，也就是把日本语在大东亚范围内推广的过程。尽管这类日本文人把亚洲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区并制定了不同的推广程度，但总体上来看，要把日语变成亚洲地区的通用语言——至少是“教育用语”和“文化用语”。日本在中国推行日语，不仅仅是把日语当作文化来推广，更是作为一种侵华武器来使用——日语教育在中国的铺开，如同日本军队在中国领土上的推进一样都具有战略意义。1939年6月，日本“对华中央机关”——兴亚院颁行《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详细规定了在中国占领区普及日语教育的根本方针、要领等。把通过日语教育把握“兴亚”精髓作为“在政治、经济、文化所有领域完成兴亚大业”的“先决的”“紧急的”“恒久的”“必需的”事业。通过日语这个“武器”，加强以“皇道精神”为核心的“教育”，则“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
日本大力在中国的中小学推行日语教育，就是希望中国人从小接触日语，接纳日语，认同日语，最终成为承认日本统治的顺民。日本在中国推行日语教育，最早从台湾开始。日本人从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在台湾推行日语教育，并把日语称为台湾的“国语”。在学校，日本统治者要求学生一律说日语。在伪满洲国推行日语时，日本积极借鉴在台湾推行奴化教育的经验。为了在思想上使民众接受日语，日本展开了“王道”“皇道”的宣传。其次日本在学校强行推广日语，在教学中，日语是第一用语；甚至在入学考试中，规定日语不及格者不能录取。对于中小学教师，则是以奖赏、升职为诱饵，诱导他们学习日语。在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按照“皇化教育”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推销日本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1937年11月1日，伪天津治安维持会教育局通令各小学高年级每周添授日语课，通令规定“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先择市私立各小学，有高年级班者四十处，每周添授日语各一时。所有教员，业经由局委定，并拟分组、分校，按周轮流教授，以便学习”。
及至1938年，天津特别市公署饬令推行日语。法令明确规定3个方面：一是增设各校日语课程并组设日语普及班。二是特设日语专修科于市立师范学校，造就日语师资。三是调查及增设日语学校。1939年11月18日，伪天津市公署训令各新民教育管调查平民日语班出勤。规定“自令到之日起，每日由教员捺印，月末由馆长统计。同时并将学生受业情形，一并具文呈报，以凭考核。”
日伪统治河北时期，日语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每个学校都配有日籍教师，每个学校都要求学唱日语歌曲。为了鼓励人们学习日语，伪河北省公署于1942年3月2日公布了《河北省公署鼓励学习日语考试暂行规程》。其中规定：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凡经考试合格者由“考试委员会”发给合格证书，并按考试等级发给“语学津贴”。考试等级分为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考试科目分笔试和口试。为强化日语课程的教学效果，日伪发给学校学生的图书都印有日本风光、飞机大炮、军舰枪支的彩色图片，他们还责令学生学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日军曲目《爱马进行曲》与《战斗进行曲》以及日本黄色歌曲《满洲姑娘》《支那之夜》等。即使在日语课堂，日籍教师也大量讲述大日本帝国为何如此强大，亲日反共为何重要以及建设新东亚的谬论，用以向学生灌输奴化思想。
审查教师思想，培养亲日的师资力量。
为了取得奴化教育的效果，沦陷区各教育当局在日本军政支持下对教师进行严格的思想审查，“深恐不良分子，滥竽其间”。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说：“小学教师是向农民灌输东亚解放思想的中心力量。”
所以日伪甄别教师非常严格。如河北省，公布了《河北省小学教员检定暂行规则》，要求“有新学识，并以认清新时代，以及中日亲善、紧密提携”。
为了使教师“充分灌输新时代的教育精神和正确的思想”，举办培训班，必修课为：“精神训话、东方文化及伦理、教育行政、乡村教育、特别演讲、日本语。”
讲习科目有：“精神训话（包括世界情势与东亚新秩序、日本事情、新教育精神与灭共工作），会话，读解。”
另外，注重对教师进行亲日训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每年都要抽调中学教师到师资讲肄馆学习，毕业后送到日本参观，培养成为推行奴化教育的骨干。日伪控制下的河南省教育厅召集各校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参加训练班，主要是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支持大东亚战争”，并进行军事训练。汪伪政府规定“清乡”区的中小学教师必须学习“和运理论”“清乡要义”等课程，以“统一教职员工思想”。对那些“防碍邦交”的教师，则予以严厉制裁。在浙江，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常对教师进行思想问题测试，不合格的免职，他们还选送部分受训学员回各校对教员进行监视。日伪政权还派遣学生留日，据华北政务委员会统计，1938-1943年期间，包括豫、冀、鲁、晋、京津等地在内的华北沦陷区，向日本派遣的留学生人数多达943人。其中有公费生411人，自费生532人。而在全国范围内来看，由伪政权派出的留日学生人数将近4000人。
华北日伪派遣的留日学生在择选专业时，大多数为理工专业，据《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登记甄审总表》的统计，在所有的留日学生中，只有36%的学生选择学习文、法、商、教等学科，其余64%的学生全部学习理、工、农、医等专业，这些专业中又以学医、学农的人占大多数。
目的就是不让中国留学生接触人文学科，以免产生反日思想。每个留日学生在出国前要认真学习《留日学生须知》，要求他们“须有为东亚新秩序建设者之国民修养”，“须对日本国情充分理解”，公费生尤应“随时留意本省及华北之情势”，以便利于以后回国服务。
确立奴化教育的教育体制。
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方面，采取专门行政机构与“民间机构”相结合的体制，都是围绕推进奴化教育进行的。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即在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下设立了教育部，下设总务、文化、教育三局，其中文化局掌理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其他文化事项。教育局掌理大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等事项
。与伪府教育部相对应，各级伪政权均设有相应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如各伪省、特别市公署设有教育厅（局），道、县设有教育科。以伪河北省教育厅为例，该厅承伪教育部及伪河北省省长之命，负责掌理河北沦陷区各项奴化教育事宜，主要包括：关于学校教育事项；关于社会教育事项；关于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事项；其他教育行政事项。
各特别市公署下设教育局，特别市教育局内设机构与各省公署教育厅机构大体相同。如伪天津市公署教育局下设秘书室、督学室和第一、二、三科，其第一科设高等、调查、企划三股，分掌高等教育、教科书编审、教员检定、教员团体管理、学区划分变更、国外留学等事项。第二科设初等、义职、统计三股，分掌有关初等教育、幼稚园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事项。第三科设民教、文艺、体育三股，分掌有关社会教育、文艺体育等事项。
各道、县教育科内设学务股和社教股，分别执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事项。
与此同时，组织了“中华民国教育会”“乡村教育促进会”“教育研究所”“新民会”等所谓民间组织，配合日伪当局推行奴化教育。特别是新民会，建立了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阅览室、新民映画班以及新民妇女会、新民青年团、新民少年团等等团体，特别是各级教育分会，其宗旨是“秉承新民精神，仍负敦品厉行，端正思想，整躬率物，式表儒林，以期上不负国家，下不误学生，发扬固有文化之道德，促成中日亲善，而推进东亚和平之大业”，
宣称：“新民主义的中国即是王道政治的中国，所以我们的教育，永远是要适应着这一大国策。一切教育，通以造就王道国家的政治人才与一般国民为最高目的。”
在教育体制方面，官办学校有初、中、高三级学校之分。中等教育将重点放在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方面，高等教育则侧重培养工程技术人员、教员和医务人员，其目的在于培养供其驱使的技术人员和经过奴化教育的师资。接管改组了一些原有的国立大学，如取消原北京大学和北平大学，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大学”；设立了“新民学院”“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陆军军官学校”“外国语学校”等院校。
日伪在河南沦陷区共建立3所高等院校，即河南医学专科学校、开封中央日语学院及省立河南大学。日伪统治河北期间，仅设有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省立农业专科学校两所高等专科学校。由此可见，在沦陷区，日伪政权除恢复中小学教育之外，侧重于职业教育，对高等教育则是限制发展，主要是发展一些工程技术或师范类学校，其培养为巩固日伪统治的目的性很明显。在新增高等学校方面，主要是以日语院校为主，奴化教育的色彩十分明显。
建立服务奴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 在课程设计中，最突出的是强化日语教学。首先是把日语定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并规定了课时和教材。如规定小学三、四年级每周日语课时不得少于60分钟；五、六年级90分钟；中学3小时；师范2小时。有的地方甚至禁止教授中国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内容。
在教材方面，日伪对于各级学校采用的教科书，非常注重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灌输和殖民精神的渗透。1938年5月4日，伪华北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教科图书审定规程》。同年9月8日，又公布了《修正教科图书审定规程》。其中规定：“学校用之教科图书依本规程须经临时政府教育部之审定，其未经审定者不得发行或采用，但小学教科书应完全采用编审会自行编纂之课本。”
对中国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含有中华民族国家意识或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加以删改。国语、史地、社会、公民等教科书中有关国耻史料、不平等条约、九一八、“三民主义”之类的内容都完全被删掉。各师范院校原来的教育课本一律禁用，伪教育部上半年编制成“新教育课本”供各校使用。为满足日语教学，河北日伪当局还成立了“检查禁书审定委员会”，对违反奴化教育方针的内容进行查禁，主要包括：“（l）抗日言论；（2）共产主义；（3）马克思主义；（4）社会主义；（5）与前述四种有间接关联者；（6）主张前述四种思想者。”
日伪当局编印了大量日语教材，除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编审会编的《小学日本语读本》外，还有日军宣抚班本部编写的《日本语会话读本》，伪南满教育会编的《初等日本语读本》《标准日本语读本》《日语会话宝典》《初级日文模范教科书》以及其他日伪机构和人员编写的日语教材共达几十种。
推行奴役思想的社会教育。
对民众的社会教育方面，日伪当局重视社会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对人们灌输封建意识和“亲日”“媚日”观念，以图控制人们的思想，达到奴役沦陷区人民的目的。华北沦陷区的社会教育工作主要由伪政府教育部门和新民会等伪组织共同负责。华北沦陷区的社会教育以新民教育馆、新民学校、各种文化或职业补习学校等为中心机构，图书馆、文化宫、博物馆、剧院、电影院、体育场等也是重要的社教机构。
“识字运动”是日伪当局在社会教育中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日伪政权特别编印了充满奴化思想的《新民识字运动课本》，作为识字运动基本教材。该教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关于理念者；（2）关于新国民运动；（3）关于社会知识者；（4）关于衣食住及娱乐者；（5）关于自然科学者；（6）关于工商知识者；（7）关于伟人之佳言懿行者；（8）关于国际大势；（9）关于东亚民族者”，
无非是宣扬“大东亚共荣”“东亚圣战必胜”之类。
日本推行的奴化教育，对中国各类教育的正常发展所造成的阻碍，对中国青少年的健康自由成长所造成的破坏，对中国人民精神与心灵所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是无法估量的。日本当局在占领地大肆普及日语和日本文化的教育。在1937年，全香港学校总数为1177间，学生总数为86993人。到1941年即香港沦陷前，学生总数高达12万人。可是在日本占领后的1942年，学生人数急降，至1945年，学生人数只剩4000余人，
香港原有的教育饱受摧残。与此相比，日本当局却大力推进日本语教育，除规定学校每周教授日语4小时外，更积极成立了“日语讲习所”。1943年3月，全港共有41间日语讲习所，学生人数达4000多人，到日本投降时为止，这些讲习所毕业的学生达9000多人，远超当时在校的学生人数。
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学是香港的最高学府，在沦陷后被视作“敌产”旋遭封闭。由日本人创办的东亚学院，以“东洋精神为原则，日本道德为基础”，“培养成中国人成为真正东亚之中国人，奉行日本一德一体，亲善友好提携之实现，向共同的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途迈进”。
该学院所有教授科目，一切均服务于“确立大东亚战争必胜思想之根据，须坚韧不拔之信念”。
日本人创办东亚学院，借以培养深受日本文化和军政思想熏陶的人才，其用意在于“以汉制汉”。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我国的文化摧毁是无法计量的，对我国文化成果的破坏更是不可估量的。大量古城毁于战火，无数珍贵艺术品被劫掠一空，更推行奴化教育，企图摧毁中国人民的精神堡垒，打压限制中国的进步文化发展，这是我国文化所遭受的一场浩劫，是中国文化史及中国历史的沉痛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