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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逐步确立了侵略中国的所谓“国策”。1868年，明治天皇即位时，发布《御笔信》称，“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从此定下了大陆政策的基调，对外扩张的野心初露端倪。1890年12月6日，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了所谓“利益线”理论，明确提出：“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的区域是也。”明确把朝鲜、中国等邻国疆土视为“利益线”，认为必须“保卫利益线”，才能维护日本本土利益。这是大陆政策得以形成和确立的标志。据此“二线论”，日本国对东亚素怀觊觎之心。其中，侵略并灭亡中国是大陆政策的核心和前提，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侵华战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1.确立文化侵略的“思想理论”。 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日本侵略中国的思想，在明治维新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在此之前，日本的侵略扩张基本上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层面；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在侵略扩张理论的指引下，屡次发动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日本的侵华思想理论逐渐系统化。日本侵华思想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明朝日本入侵朝鲜便已经出现。19世纪，学者佐藤信渊、福泽谕吉、德富苏峰、小寺谦吉、北一辉等等，都提出了侵华的思路。而侵华的方式，也从赤裸裸的武力侵华，向“新秩序”等法西斯主义思想转变，并且最后基本上都付诸实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福泽谕吉的“文明国家”论。 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设计的侵华方针，基本都被付诸实践。福泽谕吉并不是日本的在仕人员，但是他作为一名教师和报纸行业的文人，在日本的影响巨大。福泽谕吉的思想，体现在对中国和中国人的鄙视，进而使日本脱亚、侵华，建立一个“文明国家”等方面。
福泽谕吉创办了《时事新报》。和普通民间报纸不一样的是，福泽谕吉的《时事新报》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该报的主旨是“专记近时文明状况，议论文明进展之方略事项，追踪日新月异之风潮，并报道于世人”。事实上，《时事新报》确实也成了其发表政见、制造舆论的重要平台。
福泽谕吉在1885年发表了《脱亚论》一文，系统深刻地阐述了他的脱离亚洲的思想。首先他认为“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东边，但其过敏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瘤陋而移向西洋文明”。
他从根本上坚持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和朝鲜留给西方国家落后、野蛮、无情的印象，会使西方国家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日本，从而影响日本在世界上的形象，阻碍日本的外交。“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要从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
福泽谕吉的脱亚思想和鄙视中国的思想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持的。他作为文人，对中国有相当程度的研究。但是他对中国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鄙视的情感基础上的。“在支那群民中，虽然也有通晓外语的人……但在进口商品中，西洋书籍却很少，特别是有关事物的真理原则的科学书籍几乎没有，因为从事商业贸易的支那人不读这类的书”，这就导致了“由于支那的迟钝，对文明为何物一无所知”。
他对中国的研究和关注，更多的是用一种审视的眼光，其目的也是掠夺中国。
福泽谕吉在思想文化层面是鄙视中国的，是主张脱离亚洲，摒弃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东西，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的；在经济军事层面，则是鼓励日本民众到中国去。他先后写了《日本不能被支那屏蔽》《到支那去应受奖励》等文章，鼓励日本人去中国经营。他认为中国是“天兴的富国”，日本民众去中国经营事业，大到扩张国家势力，小到发家致富，都是有裨益的。
福泽谕吉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形势——他研究中国的目的是趁机攫取利益。《支那的交涉事件是我国的好机会》这篇文章的创作就是由此而来的。当时他观察到英、法等国因为中国人民对传教士的杀害和对宗教设施的破坏而和中国交涉的时候，他就创作了这篇文章来呼吁日本趁机和清政府谈判。为日本谋求更大的侵略权益。
在中法战争时，福泽谕吉就认为清政府必被瓜分，因此他建议日本侵占台湾和福建。“占领台湾全岛和福建省的一半，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特别是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在支那的上一个朝代大明的末叶，一时为日本兵侵略之地”，最后达到“在故地插上日本的国旗使之飘扬，可使日本国人得以满足”的目的。
在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福泽谕吉写了《强令割让台湾的理由》等一系列文章。通过种种论调，鼓吹日本占领台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福泽谕吉一边鼓吹军事进攻中国，割占中国土地，一边用“文明”的幌子包装美化侵略战争。首先，他认为日本在精神领域是“脱亚”的，和西方国家是一个队列，是“文明国家”。中国和朝鲜等国家是未开化的，是落后的、野蛮的。所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是对中国的“开化”。福泽谕吉在《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说道，“日清两国展开海战，我军取得了伟大胜利……战争虽然发生在日清之间，而如果要问其根源，实在是努力于文明开化之进步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的一方的战争，而绝不是两国之争”。
谕吉认为，日本真正的目标是打到北京，“要以文明之势席卷四百余州，让四亿人民沐浴革新的阳光雨露”，日本俨然是文明的化身，带着世界文明的使命。总而言之，让日本国旗“尽早在北京城迎着晨风飘扬”才是日本知识分子和日本政府最终的目的。
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 小寺谦吉是日本的地主、政治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局势更加混乱，日本的侵华理论也更加成熟起来。作为侵华理论的代表之一，大亚细亚主义也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大亚细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亚细亚联合起来，对抗“白祸”——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所谓的“联合”则是本书的重中之重——由日本占领中国。
小寺谦吉在《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序中指出“受白色人种政府威胁的有色人种，却少有叫喊‘白祸’者。黄祸早已成为梦呓，而‘白祸’却是事实”。
这就为本书奠定了建立泛亚细亚、反抗西方殖民统治的基调。而双方争夺的焦点是太平洋问题——中国问题。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一点让岛国日本极其羡慕。日本自认为是文明发达的新兴国家，人民之精神，制度之先进，国力之强盛，都是当时没落的清政府所不能比拟的。然而日本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日本想要增加人口，发展工业，资源和国土面积的天然缺陷是自身无法克服的难题。而当时的清政府，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制度落后，国局混乱，国力衰弱。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对中国是垂涎已久的——这也是日本大东亚概念的基础。
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日本无法坐视中国这块自家门口的肥肉被西方列强瓜分。所以日本提出了“指导支那”“保全支那”的政策。“日本冒着极大的危险……使支那本土陷于虎口之中，东亚的和平遭到威胁。日本虽然在自卫上很有压力，但鉴于支那没有实力遏制，日本只有代支那对抗俄国南下的势力。”
日本自封为东方文明的守护者，有理由帮助中国对抗西方侵略者——尽管其保护方式是占领中国，使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
小寺谦吉认为，西方国家的侵略，是日本实施大亚细亚政策的动因之一。而为了避免东方文明被破坏，由日本统一支那，相互配合，则是十分必要的。“日本向支那供给知识，支那向日本供给物资，日本对支那提供军事援助，支那向日本提供经济利益。”因为“支那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支那位于大陆，日本位于海洋”。
日本处于优势地位，去“保护中国”，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落后，军事上软弱。综上，小寺谦吉认为必须由日本“保护”中国，必须建立大亚细亚主义。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日本必须“保全、指导、改造”中国。保全是指“保护”中国免受西方列强侵略，避免中国被西方列强瓜分。日本方面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暴露了中国的实力，引来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而把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地区则解释为日本为了保全中国而被迫发动的战争。这次日本付出了巨大牺牲而取得的胜利，就是在保全中国；把东北地区从俄国的霸占下转到日本的控制下，就是在“改造中国”。所谓的“改造中国”，不过是按照日本的意愿，将中国中部和东部沿海一带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依靠日本的力量，把即将被其他国家强占的领土归于日本。由此可见，日本的保全方针和改造方针，都是赤裸裸地侵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并无二致。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主义论的实质，“就是使中国承认日本对亚洲、对中国的领导地位”，就是“接受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全面提携，最终完成支那与日本的统一”。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法西斯政治体制的建立，鼓吹侵略扩张的“大亚细亚主义”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并最终在侵华战争中被实施。在各种“对支文化方案”中，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文化层面上为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洗白。大多数日本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两种文化的战争。这种观点建立在世界上有两种文化：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并且欧洲文化已经走向没落，东方文化正在兴起的基础之上。具体到侵华问题，宇田尚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政府背后是一边侵略中国一边支持中国的英、美、法等国家，他们提倡的是代表西洋文明的自由民主等文化内涵，是对东方文明的侵略。同时，“东洋文化在支那和印度早已经失去了生命，东洋文化的精神只保留在日本文化之中”。综上，日本“进入”中国，不是一场侵略战争，而是一场“圣战”。从战争的目的上来区分，大体可以分为“圣战”和侵略战争两种。“圣战”是必须打的战争，在保护自己的同时又能纠正对方的错误。
宇田尚的这种论调，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无耻洗白。
第二，以日本的“皇道”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指导原理”。面对东洋文明遭受侵略，而“支那印度文明已经死亡”的局面，日本学者提出了由日本统领亚洲，对抗西方侵略的思想主张。而把“皇道”确立为东洋文明的指导原理，就能确立日本对中国等国家的“指导”地位。
白鸟库吉的“中国社会停滞论”。
“中国社会停滞论”是日本学界为侵略中国而炮制的所谓历史观点，最早出自福泽谕吉，后来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如白鸟库吉在其代表作《支那上古史》中，认定中国文化始终停留在“知情意”的阶段，其文化贡献只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而正是这种伦理道德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一论调又被日本侵华史学宣扬，为其侵略寻找根据。日本史学家秋泽修二在其1939年出版的《支那社会构成》中，认为中国社会具有所谓停滞性的“根本性质”，这种停滞性是中国社会“一以贯之”的“特有”属性，造成中国的落后：“支那社会和巴比伦、埃及并称世界文明古国之一，至少在汉代处于亚细亚的‘罗马’的地位，但由于其特有的停滞性——亚细亚的停滞性的缘故，结果变成了欧美帝国主义的隶属国、欧美资本的半殖民地。所以，应该说，支那社会的最大的不幸，就是将支那社会导向隶属于欧美的这种特有的停滞性。至少，支那社会的停滞的性格，为欧美列强将支那半殖民地化提供了可能的根本条件。”而日本的侵略，“是给支那社会带去了光明。也就是说，皇军的武力，把支那社会‘亚细亚式’停滞性的政治的支柱——军阀统治，从支那的主要区域清扫了出去。这样，由于和前进的、自立的日本的结合，就为支那社会特有的停滞性的最后克服，并获得真正自立的道路——东亚协同体实际如此——开辟了道路。”
2.建立文化侵略的组织及文化侵略的手段。 1923年，日本制定了《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其核心内容是通过日本政府的资金支持，保障日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持续稳定侵略，从而消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最终达到接受日本统治的目的。需要注意的是，该款项并不会直接从日本的财政收入里面支出，而是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用中国的资金，推行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从此加快了对华文化侵略的步伐。
确立文化侵略的政策和组织。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结合军队的进攻，共同构成了立体的全方位侵略格局。文化侵略造成的损失，相对于军事侵略不遑多让。早在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就根据国内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其中规定对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进行收集整理，对于有价值的文物则立刻运送到兵站，再统一运回国内图书馆或博物馆。这种对我国文物有组织、有系统的“收集”，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表现之一。
1938年7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专门的文化侵略指导政策《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核心指导方针就是：“对于抗日思想泛滥的现状，必须一面以威力为后盾，打开局面，一面提高国民经济，收揽人心……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汉民族的自发的合作。”
企图达到从文化上灭亡中国的目的。1940年12月10日，侵华日军的“战略指导”中明确列出“思想指导”政策：“解决这次事变之指导思想在于，以日满华之亲善合作为直接目标，以从道义上复兴东亚为终极目标”，“使现地中国方面的思想统一于东亚联盟思想，击破敌方抗战思想，驱逐共产思想”。
1941年1月25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对华思想指导要领”：“应展开思想攻势，对反对派势力展开积极的斗争，有效地对敌方进行渗透，瓦解敌之军、政、民抗日意志，以促进事变的解决。”
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其制定的文化侵略政策的指导下，扶植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侵略组织机构。新民会是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12月24日在北平成立的反动文化侵略组织，这个组织的基层机构遍布华北各行各业，同时利用当地的宗教、帮会组织来增强它的影响力。它“护持新政权”，“发扬东方文化道德”，“于剿共灭党之大纛下，参加防共战线”等。
燕京大学英国籍教授班威廉在目睹这一系列现状之后，在其著作《新西行漫记》中对这一组织展开这样的评价：“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个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新民会这个组织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侵略，种种罪行罄竹难书。1939年在我国的各沦陷区先后掀起了一场“东亚联盟运动”，在日军各机关的刻意宣传之下，各种宣传组织先后建立，同时出版一批著作、刊物。1941年，日军在南京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统一领导各协会。同时，该会在各个占领区建立支部、小组和分会，并且将注意力放到青少年、妇女组织中，形成了很大的规模。1940年7月28日成立于南京的中日文化协会是日伪势力扶持的御用文化侵略组织，充当着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该协会宣称其宗旨是“沟通中日两国之文化，融合双方朝野人士之感情，并发扬东方文明，以期达到善邻友好之目的为宗旨”。其真实目的是让我国人民服从日本的文化，以摧残中国文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在各部队中都安排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文物收集员”，在占领区对当地的文物古籍进行全面的搜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对我国的文化掠夺变得更加猖獗。日本军部每占领一地，就肆意破坏我国的古建筑，搜集当地珍贵文物书籍。除了军部之外，还成立一些专门的搜刮机构，如臭名昭著的“满铁调查部”“中国中部占领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以及设在日本东京的“政治经济研究所”等，再加上一些所谓从事学术研究的团体，如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日本东亚文化协会等。这些反动文化组织机构，在我国从事着肆意破坏和掠夺珍贵文物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