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强国是我国推进文化建设的一个目标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在文化层面即为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建设文化强国,首先要旗帜鲜明,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体系;其次要做好育人工作,培育出政治素养高、责任使命感强、专业本领过硬、担当意识强烈的时代新人;最后要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美好文化需求。
不同学科、不同领域对国家的定义不尽相同,国际法认为国家实体必须具备以下4个要素:固定生活在该国的人民;由该国组织和管理的领土(包括浮动领土);代表该国行事的机构体系即政府;拥有对内统治和对外建立国家间关系能力的主权。
(一)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
“国家”一词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在甲骨文中“国”字还未出现,“国”字写为“或”,直到金文中人们为“或”加了一个口字框,象征着护城的城墙才成为今天的國(国),这个“城墙”为“国”增添了土地范围,引申出城邦、城市的意义。古代汉语中“国”和“家”在最初有所区别,直到秦汉以后实现了大一统,儒家文化开始强调家国同构,从此才形成“家”“国”并提,直到西学东渐时,“国家”一词才与西方的State一词附会
;在西方,“国家”一词有多种词义:一是Country,指一定范围的土地且具有政府的政治实体(主权国家或主权国家的一部分区域);二是State,强调政治统治的现实状况;三是Commonwealth(共同体),指由人民、政府聚集起来的国家财富和力量;四是Nation,这个词义的应用并不广泛,只是在特定文本中与国家同义,指代民族国家。
国家及其起源的问题一直是政治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研究课题,各学者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形形色色,其中,非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4种:一是国家共同体学说,这一国家学说认为具有特定目的的群体在一起生活构成了国家,表明国家是不可避免的自然产物,是有益的社会团体,团体成员自由享有一切。二是管理联合劳动说,一些学者认为在社会发展初期,劳动生产力水平低,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所以需要一个机构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因此产生了国家来满足这样的需要。这一学说强调了国家的经济职能却忽视了其社会职能,也并未从实质上来解释国家的概念。三是国家契约学说,这一思想来源于古希腊智者学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被资本主义政治学家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成为推翻封建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这一学说认为国家是通过一种契约关系建立的,在契约下国家保证了人民的自然权利,否认了统治阶级的专政性。四是国家要素学说,其中包括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这一学说从国家的组成要素出发,对国家从表层意义上进行解读,忽视了国家组成中看不到的精神要素,只停留在国家的几个表面特征,并未触及国家的本质和内核。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国家定义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机器,并认为对于国家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本质的揭露,得到了国家所具有的三大特征:一是阶级性,国家不像是氏族社会的公共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而是权力属于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并为其实现统治利益。二是地区性,氏族社会形成和维系的基础是血缘关系,而国家产生后,阶级关系代替了这种血缘关系,国家按照地区来区分自己的国民。随着社会成员的不断流动,各氏族、部落逐步形成杂居的局面,为了方便对这些成员进行日常管理,实现其政治权利和义务,按照地区区分比按照血缘关系区分更为合理,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逐渐成为组成国家的共识。三是暴力性,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暴力机器,与氏族社会的武装组织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国家的暴力机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并以此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第二,国家是系统化的暴力机器,不仅有武装力量还有一系列的附属机关,例如监狱等,而氏族社会不具备这样的暴力机器系统。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本质的深刻认识,使得国家学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研究的新思路。
(二)国家制度的演进
制度与国家有两层关系:一个层面是制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即国体;另一个层面是制度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即政体和国家结构。国家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制度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而不断与之适应。
不同的学者根据各时期国家所具有的不同特征,运用不同的标准将国家进行分类,诸如根据国家对主权的掌握程度可以分为主权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殖民地国家;根据地理位置环境则可以分为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等。而马克思主义根据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把国家划分为如下4种历史类型。
一是奴隶制国家,早在公元前4000年这一国家制度就已在埃及诞生,随后在亚洲的多个文明古国逐步兴起,直至公元前800年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成为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国家以血缘宗法为纽带,按照分封制的原则进行统治,以西周为例,西周的政治制度具有强烈的宗法分封制特征,其以血缘为纽带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为后世的世袭制和族长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国家地区治理上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周天子又将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王族、贵族和功臣,让他们去各地建立诸侯国并效忠周天子,但这样的分裂统治也为西周的解体埋下了伏笔。在这一国家制度统治下奴隶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就像牲口一样,可以随意宰杀和交易。在这一国家制度中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但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却主要依靠着他们。这一时期,国家组织结构已有一定雏形,各部分间的功能和职责也有了一定的划分,国家功能得到了初步运转。
二是封建制国家,在中国和西方这一制度有所不同,但不论采取何种政权组织形式,其都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相较于西方,中国封建制的历史更为久远,早在公元前475年的战国时期,中国就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中国才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封建制时期的中国,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皇帝,皇帝是最大的封建主,拥有最高的权力,皇帝的旨意即是国家意志,皇帝的好恶即是国家是非的标准,与其相关的内外僚属和王公贵族都拥有封地,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剩下的广大农民都是被统治者。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标志着欧洲正式进入了封建制国家统治时期,封建制时期的欧洲,情况与中国相类似,国王、诸侯、主教、骑士和各种封建领主都是统治阶级,农奴阶级属于被统治阶级。在这种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通过收取地租、高利贷等手段,对使用土地的农奴进行剥削和统治。相对于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被统治阶级不再被任意地买卖和宰杀,而是国家通过一系列的举措如税收、征兵等手段对其进行统治,使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国家各部门间分工更加明确,形成了互相制约的监管体系,使国家机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是资本主义国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过去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必须要有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应运而生。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已然是拥有最为发达、最为完备的国家组织形式的剥削国家,它具有严密的组织体系、明确的权力分工、详细的权限范围和完备的监管机制以及完整的司法程序和法律法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据着社会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力来赚取剩余价值,以此提升自己的资产;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宣称“主权在民”等形式平等的思想和原则,实行普选制,通过选举的方式,组织政府进行国家的日常治理工作。资本主义虽然与以往的国家制度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本质上还是资产阶级专政,广大劳动人民始终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四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奴隶制国家还是封建制国家,抑或是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其国家制度组织形式多么的纷繁复杂,其在本质上都是剥削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第四种主要的国家制度,即社会主义国家,是指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统治后,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著标志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在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将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发展的过渡阶段,以此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精神的极大提升。在这一国家制度下,国家可以统筹安排人力、物力、财力,应对重大问题和突发状况,让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孕育而生的,是在华夏儿女历经的磨难中逐渐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探索中建立的中国之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创造了诸多的制度文明,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制度典范。也正因如此,当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之时,清政府仍旧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直至鸦片战争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了国门,虚幻的美梦才终被戳破,中华民族至此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各社会阶级都曾积极提出救国之路,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春风,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带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可行的救国之策。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人民真正地成为自身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也曾发生过一些重大问题对制度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80年,邓小平深刻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明确了制度好坏的重要性,随后又提出了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一般性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特殊性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对改革的深层次、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坚持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其他国家制度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其一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运用科学的理论,保持自身先进性,不断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积极调动各方面优势,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党的领导下确保人民军队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依法治国,坚决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改善和保证民生,增进人民福祉。其三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和“一国两制”,保证各民族地区和港、澳地区的长期繁荣稳定发展。其四是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五是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手拉手、心连心。其六是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的人才培养和人才引进政策,为国家发展储备人才。其七是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投身于国际交往之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贡献力量。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了十六大以来党在文化建设、改革和发展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提出了更为清晰、深刻的文化建设指导思想,并对各项具体文化制度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这次会议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两个文明”、全民族文化创造力、人民文化生活、人民文化权益和“两个素质”等角度对文化强国进行解读,对我国今后文化事业的开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成文化强国的时间节点,这是继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国家再次从宏观战略层面对文化强国建设予以更加清晰的规划。报告指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
国内在此研究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在著作方面,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出发对文化强国问题进行诠释,例如沈壮海从逻辑的角度诠释文化强国建设逻辑,以民族复兴作为逻辑起点,以各具体文化建设领域作为逻辑展开,最终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作为逻辑归宿;雷巧玲、田建军以中国梦为背景依托展开文化强国发展的相关论述。在论文方面,截至2023年5月底,在中国知网以“文化强国”为主题词可以搜索到9400余篇论文,透过知网可视化数据可以看出,文化强国的研究成果从2010年开始快速攀升,在2012年达到1015篇的顶峰,其后发文逐渐趋于稳定,保持在每年300篇左右。这些著作和论文说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强国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重要议题。
国内学者从不同维度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一是从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意义出发,孙绍勇和陈锡喜认为文化强国建设从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上,有利于增强国民的文化自觉、自信,有利于加强自身文化的根基,实现文化自强
。张建新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其揭示了社会系统运动的必然性、回应了世界近代历史的昭示、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境界、回应了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现实需要
。郭建宁认为文化强国具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的复兴必然有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的兴盛;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用文化作为发展的重要支点;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二是从文化强国的时代背景出发,温宪元认为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快速更迭、思想文化互相交融的背景下提出的,在这个历史时期,面对各种新的问题、挑战,提升综合国力成为关键问题
。佟斐认为由于国内外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内经济发展强势,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产业发展迅猛;国外经济发展遇到瓶颈期,文化建设陷入危机,这些情况的出现为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提供了客观条件
。
三是从文化强国的实现路径出发,吴桂韩认为文化强国建设要处理好多组关系,要提高党对先进文化建设的能力、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涂可国认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一要科学定位,提升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二要统筹协调,增强文化的整合力和凝聚力;三要有机结合,使文化建设取得良好的共振效应;四要改革创新,实现文化强国跨越式发展
。张立慧认为实现文化强国要从5个维度解决: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二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三要优化和提升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五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从战略意义、时代背景、实现路径3个角度分析文化强国,丰富和发展了文化强国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本书认为,文化强国是指具有强大文化力量的国家,在国家层面表现为强大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完善的文化市场下发达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国民层面表现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国民素养。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宏伟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相协调的现代化。”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作为发展支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首先,要沿着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功能,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进行文化强国建设;其次,要大力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缩小城乡间公共文化服务差异,健全现代化文化产业体系、实现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功能;最后,要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
文化强国战略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基因以及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文化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了文化强国战略思想。文化强国思想的提出顺应了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要求,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准则,符合中国崛起的客观需求。
(一)思想源泉
文化强国战略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渊源,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思想作为指导,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文化基因,将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丰富文化资源作为重要内容。对文化强国的思想资源进行整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文化强国战略从何而来,对文化强国战略的逻辑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
这表明人是有目的、有计划、自由自觉的文化主体和创造者,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的行动是自然行为,是不加思考的本能选择,并不依靠意识进行规划和安排,明确指出了人类所具有的特殊文化属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以人的实践和自由的对象化活动作为基础,通过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列宁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他认为在俄国的经济、政治革命后必须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只有这样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成功,因此,列宁采取了一系列的文化改革措施,保证了俄国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首先,列宁要求扫除文盲,整体提高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只有使得无产阶级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素质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基于这样的认识,俄国采取了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使得俄国人民享受到了教育的平等。其次,列宁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事业,例如,大力发展公益机构、强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导、吸收借鉴先进国家的图书管理技术等,使俄国的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最后,列宁提出要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在增强文化素质的同时要提高其思想道德素质,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为全面的社会主义人才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厚的优秀文化基因,例如“内圣思想”“民本思想”“非攻思想”等,为文化强国战略提供深厚的底蕴支撑。儒家主张通过修身养性和提升涵养,使自身实现圣贤的思想境界,孔子认为“内圣”的最高境界是“仁”。道家的庄子与儒家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是十分晦涩的事情,并不是说得很清楚、明白,天下人在追求“内圣外王”的过程中都是坚持自我,做法很偏执。道家强调的“内圣”是不为欲望所困,达到“心与物流”的逍遥境界。儒家与道家“内圣思想”的不同在于,道家的圣人是为自己成圣,儒家的圣人是为他人成圣,但其本质都是实现一种完美的理想人格。“民本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比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等等。中国古代这些“民本思想”虽带有一些封建性和宗教色彩,但是却让人们开始思考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人民为中心便是“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墨家提出的“兼爱”“非攻”使得我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坚持强而不霸的态度,墨子认为人们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那么就会恃强凌弱,富贵的欺负贫穷的、聪明的欺辱愚笨的,因此必须也要爱他人的国家。在文化建设上这种“非攻思想”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宽厚性,“非攻思想”也为中国“强而不霸”的价值选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鼓舞着千万党员和亿万人民树立起热爱祖国、奋勇争先、敢于创新、甘于奉献等美好精神品格。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带领人民英勇抗争、顽强拼搏,推翻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此期间,党找到了一条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路线,确立了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斗争道路,形成了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东北抗联精神等红色革命精神。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内忧与外患并存,为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党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全国人民攻坚克难、无畏牺牲积极投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播洒在祖国大地;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支援朝鲜人民,中国政府决定派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半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不畏敌人的飞机大炮,不畏艰险、英勇战斗,谱写了一首首令人称赞的英雄史诗,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诸如抗美援朝精神、北大荒精神、焦裕禄精神等,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是这些精神的时代特征。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解决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打破了过去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刻板印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国策,并于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激活了国内市场,激发了人民的奋斗精神,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诸如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劳模精神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想敢试、敢为人先,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是这些伟大精神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对物质、文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制约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完美收官,区域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地区间帮扶政策平稳运行,一系列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国际合作交流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诸如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探月精神、丝路精神等,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是这些伟大精神的时代特征。
(二)逻辑展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工作。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认识到文化在综合国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积极探索符合时代特征的文化发展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建设思想。这些文化思想成果不仅对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国之后的文化建设筑牢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根基。
1.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首先,毛泽东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提出“二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
。由于文化是具有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是要为一定的社会阶级所服务的,因此,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要时刻保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特征。其次,毛泽东提出要正确看待“古今中外”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对待传统文化要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去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对待外来文化不能坚持片面的观点,既不能全盘肯定更不能全盘否定,要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真善美成分,借鉴其先进的思想经验。最后,要明确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提出“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实现了艺术的多样化表达和自由化发展,实现了学术的思想解放和自由争论。“双百”方针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符合文化领域发展的内在规律要求,为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提供了政策性保障。
2.邓小平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1978年全国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创造性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为我国文化和思想建设开创了新局面,也为邓小平的文化建设思想提供了思想支撑。一方面,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这说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另一方面,邓小平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提出了培养“四有青年”的基本要求。邓小平认为教育应注重青年思想素养和科学文化素养的培养,教育要坚持“三个面向”的发展原则,教育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3.江泽民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在邓小平文化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江泽民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建设的认识,推动我国文化建设继续向前迈进。首先,江泽民对先进文化的地位有了更高的认知,将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高度重视先进文化的发展,认为先进文化是我们党重要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需要的精神文化,是引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指南;其次,在科技和文化竞争日趋激烈、知识经济日益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江泽民对软、硬文化在国家竞争中的关系有了全新定位,提出“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论断;最后,提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这一战略是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有利于推进党的文化发展工作、增强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国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江泽民的文化建设思想开始注重从宏观角度和战略高度分析国家文化建设,文化强国战略已经初现。
4.胡锦涛关于文化建设的相关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国改革也进入深水区,党中央必须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解决。首先,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处理好文化与其他三者之间的关系,使其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充分发挥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其次,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其内涵十分丰富、内容十分明确,包括指导思想、人们共同的社会理想及其精髓、基础;再次,胡锦涛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人才强国战略,指出科学的人才观要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作用、树立人人都能成才的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培养人才;最后,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构想。胡锦涛的文化建设思想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从科学发展观的总体引领到和谐社会的环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导向、人才强国的人才培养等一系列文化建设举措,最后到文化强国的提出,为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的思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文化建设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思路和战略部署,主要包括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强国思想一方面要加强“硬件”建设,“硬件”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环节,要充分利用好时代发展的客观条件,顺应科技发展的新动向,把握好线上的宣传渠道,建立理论宣传新阵地;推进文化领域重大工程建设,培养文化领域的先进人才,推动文化领域的人才队伍建设,为人才提供充分的发展机会;健全文化经济发展政策,培育新的文化经济业态,让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性产业,同时让文化产业反哺工业发展;借助各种方式、手段开展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烘托理想的社会文化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强“软件”建设,要围绕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文化强国建设,凝聚人们的文化价值选择,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让青春不再迷茫,让青年有更加明确的人生发展方向;强化文化发展目标建设,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是国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并不是空中楼阁,不是理论层面的高谈阔论,要落到实地,要让文化自信更有底气、更有力量。除以上重要内容外,还有许多相关文化建设的内容,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发展目标、主要内容和实践路径,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又一个里程碑,为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三)逻辑归宿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上提出的文化强国战略,顺应了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要求,实现了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准则,符合中国崛起的客观需求,这一思想是结合中外文化发展经验而提出的伟大战略。
文化强国战略坚持顺应社会发展必然性的要求。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济发展态势趋于平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性凸显,此时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文化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经济上它是经济增长的新的业态模式,可以反哺农业、工业建设;在政治上它是突破过去政治模式的助推器;在社会上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定剂。但不同的文化特质会导致社会出现差异化发展,正确的文化导向会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反之亦然,因此国家要注重建立正确的文化导向。经历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趋稳,经济社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文化对于社会的发展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时期,文化要广泛地与其他子系统结合发展,充分调动其他子系统的活力和生产力,成为总系统中最活跃的子系统,成为新时代国家发展的新引力和新动力。
文化强国战略坚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准则。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度发达、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那时人们摆脱了“对人的依赖”和“对物的依赖”的状态,实现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文化强国战略从宏观上注重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规划,在微观上也关注国民的文化素质提升,注重国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教育,这些方针政策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
文化强国战略符合中国崛起的客观需求。当今时代,世界的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软实力的竞争逐渐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内容。面对这些形势,我们要积极抓住历史机遇期,加强文化建设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工作。对内而言,文化强国是解决人们美好精神需要的必然选择,当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就会增加,加强文化建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满足人们美好精神需要,造福中华民族;对外而言,文化强国是维护国家安全、展现国家文化实力和国家形象的有力武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文化武器,以强势话语权作为支撑,在世界范围内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意图颠覆其他国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只有依靠文化强国战略,才能有效地抵御这些思想、文化的攻击,实现我国的文化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