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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充分阐述了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而且明确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定位，为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过程中明确强调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在斗争中发挥组织力量，加强党在无产阶级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共产党宣言》发表不久，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就席卷欧洲大地。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积极参加了这场革命。他们不仅为同盟制定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提出要在德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而且创办了《新莱茵报》，号召人民丢弃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散布的和平幻想，进行不断革命，直到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发展，到下半年，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封建势力重新恢复其统治，作出重大牺牲的无产阶级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为总结这场革命失败的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正是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了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降低自己的地位，去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
。所谓“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即是指组织独立，不隶属于其他政党，同时在思想上和其他政党划清界限。这样的政党，才能在未来革命中发挥更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要不断加强党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
。后来，上述思想又有很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不仅体现在使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组织的“中心和核心”，而且还体现在工农联盟以及党同外围组织的关系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农民问题上就是要在革命中联合农民，实行工农联盟，而在同外围组织的关系上，“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把那些适当的和忠实于革命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这个第二种组织的成员应把这种联合会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他们必须始终接受同盟的真正盟员和同盟领导机关的领导。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合会，还可以保证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团体的特别巩固的组织上的影响。”
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这一思想是列宁首先明确提出来的，并从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党的组织形成过程，以及党同工会等其他组织的关系和作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只有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产生了”
。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最高形式，其产生有一个过程。工人阶级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零星的，主要是经济斗争，后来发展为自觉的、有组织的，以政治斗争为主，这种变化同工会的产生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建立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大进步，使工人由散漫无助的状态过渡到了初步的阶级联合。当无产者的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要是这个党不学会把领袖和阶级、领袖和群众结成一个整体，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它便不配拥有这种称号）开始成长的时候，工会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反动色彩”
。工会组织固然是工人联合的一大进步，但其不可避免受工联主义的影响，只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政党这一无产阶级组织最高形式，工人运动才能发生质的变化。无产阶级政党会抛弃工会组织中的一切弱点，成为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后，工会就成了党领导下的一个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它“应当在社会民主党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工作”
。“党应该用一切办法教育参加工会的工人，使他们广泛了解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任务，以便通过这些活动真正在这些工会中起领导作用”
。党对工会的领导，最有效的办法是在工会组织中设立党支部，党员要参加工会，同时吸收工人先进分子参加党组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列宁更加注意工会的作用和党对工会的领导，强调“不应当忘记，工会现在仍然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国家整个经济的管理职能逐渐转到工人阶级（而不是某个行业的工人）手中，进而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联合组织”
。党同工会的关系是这样，党同其他群众性组织的关系也是这样。
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期间，列宁特别强调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强调党是“总的领导者”，认为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他明确指出：“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
针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指责布尔什维克是“一党专政”，列宁指出，如果以为共产党领导就是“一党专政”，那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
。毛泽东把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作为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而其他两件重要武器，即人民军队和革命统一战线，都是以党的领导为前提和基础的，党的领导可谓“重中之重”“宝中之宝”。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明确提出并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1953年提出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1954年提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它必须努力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它的正确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反对任何降低党的作用和削弱党的统一的分散主义倾向。”
1957年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1962年更加具体地强调：“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已经把党的政治定位和领导地位说得非常明白，即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进入新时期，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及其通过的党的章程，都强调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核心作用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此也有很多论述。邓小平指出：“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前进中善于总结经验、郑重对待自己的失误，以形成并坚持正确的理论和路线。”
胡锦涛在总结党的历史时指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愧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个重大政治论断，科学概括了党在整个国家中的根本地位和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我们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接着，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事业要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政治论断。他指出，“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另外“两个最”以及“四个所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同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保证”
，将原来的“三个最”发展为“四个最”。在党的十九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首次写进了党代会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八个明确”的最后一个“明确”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党的十九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重申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个论断。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不仅再次强调了“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而且指出“没有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历史和人民把我们党推到了这样的位置，我们就要以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承担起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
。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是因为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启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才能有力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才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政治判断是对党的政治定位和领导作用各种表述的进一步概括和升华，进一步突出了党在国家各种政治组织中的最高地位，为实现新时代党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根本的理论基础。
“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主要体现在把准政治方向、统领政治体系、主导社会治理、决策重大问题等方面。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政治方向是党和国家发展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说过：“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给全国各族人民指引的方向，总体来说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方向，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方向，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指引的方向，就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指引的方向。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今中外，由于政治方向、政治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
，战略上必须有定力、有定性。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中国共产党处在统领的地位，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就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
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所以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有效防止出现一些国家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能够防止出现西方国家政治体制中相互掣肘、内耗低能的现象。社会治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各种治理主体都希望按照自身的愿望治理国家和社会。不同国家的治理体制机制是不同的。经过长期实践，我国已经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正在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实践证明，这个治理体制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好体制，这个格局是满足人民意愿的好格局。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既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又能够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既能够避免“政府失灵”，又能够纠正“市场失灵”。对重大决策进行决断，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重要职责，也是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体现。离开了决策，所谓领导就是虚的、空的。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主要是关系党和国家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的决策，关系政治道路、政治原则、政治抉择、大政方针和重大战略、重大研判、重要人事问题等方面的决策。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诸多危急关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与其能够对重大决策进行正确的决断是密不可分的。其实，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并不仅限于以上四个方面，它还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塑造者、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者、干部任免的决定者等。党在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也不断塑造着中国政治文化。这种塑造的突出特征在于，把一系列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政治理论和政治观念彻底融入中国政治文化中，比如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这种政治文化不仅鲜明地把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区别开来，而且有效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力量的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文化支撑。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政治过程的重要环节，一般来说，政策从属于路线方针，是路线方针在现实领域的落实和具体化，也就是说，在中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决定权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同时，党还通过自身组织力量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推进政策的执行。党管干部原则具体地讲就是干部的任用和管理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从而为党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实行全面领导在干部人事制度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如此等等，共同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的核心地位，是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明璀璨的大国，近代以来多个政党和政治力量在政治舞台轮番出场和相互较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和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和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是历史和现实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点，绝对不能有丝毫动摇。”
这些论述深刻揭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大门，中国由此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西方列强通过军事侵略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实施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抵御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多种政治力量纷纷登场。先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接着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中国农民阶级，其后又有洋务派、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但其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这种状况直到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有了根本改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经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且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对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功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曾用“三个深刻改变”“三个伟大历史贡献”“三次伟大飞跃”进行了概括。他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二十八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阐述了“三个深刻改变”的丰富内涵，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百年奋斗中，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伟大成就”。今天的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20万亿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中国的原煤产量世界第一，钢产量世界第一，发电量世界第一，外汇储备世界第一，高铁里程世界第一；我国还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火柴到火箭、航母都能制造的国家，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我们还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中国人民的问题已经一去不复返。今天的中国，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曾豪迈地展望：“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今天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新最美的文字”和“最新最美的画图”。
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肆虐中国和世界。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必须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调度，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多次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多次亲临一线调研指导，并根据疫情变化及时对疫情防控进行研究部署。无数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勇当先锋，鲜艳的党旗在疫情防控最前沿高高飘扬，给亿万人民带来信心和力量。战胜疫情，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领导的巨大力量和优势，再次证明了在风险挑战面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我们的“主心骨”“定盘星”。
总之，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
党的领导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应当贯穿到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中去。就是说，党不仅是各个无产阶级组织中的领导者，也是各条战线、各个部门“总的领导者”，是“大棋局”中坐镇中军帐的“帅”，是一切工作的领导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
党的领导要具体体现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对内政、外交、国防、民族等工作，对国家立法、司法、行政、监察机关，对群团和党外群众等进行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是坚持党对某项工作、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领导，而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首先是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执政党的显著标志。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意味着可以把国家权力作为工具，行使政治主导权和社会事业管理权。在民主和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执政党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达到这一目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执政党，而且是唯一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党是居于领导核心地位的，对党和国家实行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要贯彻落实，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
。同时，新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民主和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强调，一方面必须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表达、协调、综合各方面利益，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另一方面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要支持和保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开展工作”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两个方面是统一的。”
国家机构的设置要“紧紧把握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这一主线，着力从制度安排上发挥党的领导这个最大的体制优势，统筹考虑党和国家各类机构设置，协调好并发挥出各类机构职能作用，完善科学领导和决策、有效管理和执行的体制机制，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
其次是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这是党的全面领导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经济工作是党的长期的中心工作。邓小平曾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好”。
他还要求全党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不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稳中求进、快速健康发展，经济工作也是如此。但是，我们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错综复杂，很多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遇到过的。世界经济发展持续低迷，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金融风险隐患增多，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乌克兰危机爆发，更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问题十分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稳步推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重要保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很清楚。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他就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要经常审议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要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研究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要方针和政策，研究提出处理重大财经问题、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的原则和措施。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本地区经济工作的领导，把握客观规律，结合地方实际，把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我们提出，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党中央的领导不是清谈馆，不能议而不决，必须令行禁止”，同时要“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党中央对发展大局大势的分析和把握，及时制定重大方针、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他要求全党“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提高党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进改革的能力，为发展航船定好向、掌好舵”
。要加强领导干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提高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专业水平，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
“各级党委领导同志要通过学习、实践等方式尽快进入角色，成为领导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从选拔、任用、考核、培训等多方面入手，在各级班子中配备懂经济特别是具备领导科学发展能力的干部。”
再次是对文化工作的领导。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文化都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一个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作为基础，而且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他还指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最关键的是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因为意识形态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的政治安全。马克思说过，如果从观念上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悲剧表明，一个政权的瓦解、一个国家的解体往往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其他防线很难守住。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看似平静，背后则暗流涌动，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各种社会思潮此起彼伏、纷争不断，而且这种状况还是长期的。为此，首要的就是不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以更有力的举措、更有效的手段，把意识形态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凝聚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又反复强调，要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等，确保文化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
最后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归谁领导、听谁指挥，这是建军治军的首要问题。列宁曾指出，军队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有力工具，军事组织必须无条件地在无产阶级党组织领导下，军队才能为保卫祖国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在中国共产党的建军史上，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古田会议鲜明地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强调其“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从思想上确立党的观念、组织上确立党的领导制度两个方面奠定了党领导军队和军队听从党指挥的基础。后来，在同各种错误认识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
党的七大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正式形成党的领袖与军队统帅合一的军事领导制度。1982年建立了党和国家相统一的军事领导体制，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军委主席负责制。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柱石，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重大结论”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人民军队就能不断发展壮大，党和人民事业就有了坚强力量支撑。”
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固定了下来，同时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写进了党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完善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体制机制，严格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各项制度规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威，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同时要“全面贯彻政治建军各项要求，突出抓好军魂培育，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坚决抵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建设强大人民军队，首要的是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指出：“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
除上述内容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党对改革开放工作、政法工作、外事工作、宗教工作、国家安全工作等的领导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界定了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基本内涵。概言之，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就内涵而言，党的全面领导，主要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就实施领导的主体而言，党的全面领导是由上而下一以贯之的领导；就涉及的范围而言，党的全面领导，党政军民学，党居于领导一切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并不是说党要“包打天下”，事无巨细什么都去管；党领导一切，并不是“取代一切”，也不是从中央到地方乃至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上下左右一般粗”。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主要是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保落实的作用，而不是党“包打天下”、包办具体工作。我们一定要全面科学理解和把握党领导一切、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实践要求，“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善于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和国家权威、维护全党全国团结统一”
，善于通过国家政权机关的党委（党组）来实施和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支持国家政权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权，独立负责、依法依规、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