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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尽管遭遇失败，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终于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1919年3月，列宁领导成立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它既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联合的国际组织，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在其存续的24年里，在65个国家建立了76个支部，发展了300多万名党员
，对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践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曾以“两头好，中间差”来评价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周恩来则认为：“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国际在思路指导、策略谋划、干部培养和物资保障等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例如，通过派出维经斯基、布尔特曼、朴镇淳等共产国际来华代表，以撰写文章、座谈、演讲等方式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通过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革命局等驻华机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通过资助、出版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开展反帝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如此，192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等多方提供的资金就高达100万元，而中国共产党自行筹备的金额却仅有3000元。由此可见，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果仅凭自身筹措的资金是无力支撑起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不仅保障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开展，而且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然而，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召开之后，“左”的观点逐渐成为政治路线上的主流。组织建设上，通过《共产国际所属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以反右倾的名义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导致共产国际和大多数党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越来越严重。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召开，“左”倾路线和理论体系形成，对革命形势的分析盲目乐观，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急剧发展，面临全面崩溃，无产阶级应该直接发动革命。同时，组织上的集权更加严重，要求共产国际各国支部无条件服从共产国际执委会。这种“左”倾错误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共产国际中间时期占主导地位。1922年起，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们之间的关系成为超越国界的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各国党作为其下设支部只有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义务，而没有独立自主地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因此，各国共产党的命运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正确与否休戚相关。
共产国际的错误首先体现在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早在1922年7月就曾把国民党称作是“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工人党’”。鲍罗廷在1926年1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欢宴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演词》中指出“国民党是唯一救中国的党”。从他们的话中足以看出，当时共产国际并没有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质作出恰当分析和正确判断，因此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出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借此把阴谋的帽子扣在了共产党头上。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人对蒋介石的野心并非没有察觉，但他们更担心国共关系过早破裂，因此为了保住在华利益和对中共的绝对领导而向蒋介石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后来又对汪精卫的反动性缺乏警惕，在汪精卫集团公开压制、摧残工农运动后，还希望用金钱援助拉住汪精卫集团，体现出共产国际对革命形势与中国社会各阶级力量和政治立场的变化缺乏足够了解和正确判断。
其次，共产国际忽视对共产党的武装建设。当时，共产党想建设一支武装军队，以具备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但共产国际一方面极力压抑共产党的军事活动，另一方面却大力驰援国民党，不仅协助国民党建成黄埔军校，更将援华的大量物资用于国民党的建设。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至1927年，苏联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总经费约为1776.1万美元
。共产党曾对此提出质疑，要求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而鲍罗廷以“此举易引起国民党的猜疑，不利统一战线巩固”为由，驳回意见。数量可观的物资使国民党的势力日益壮大，也使共产党逐步丧失与国民党争夺领导地位的能力。正如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承认的那样：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共产国际的错误认识跟它对大革命性质的错误理解紧密相关。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并提出“推翻外国统治应当是殖民地的首要任务”
。基于此，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优先、反封建其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给予极大帮助。然而实际上，大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得到世界无产阶级支持的民族革命，是一场新式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共产国际忽视了蒋介石、汪精卫等资产阶级人物的反动性本性，导致了大革命失败的不利局面。
受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领导人提出的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和1928年7月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越来越“左”倾，以致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左”教条主义错误接连产生。尤其是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给党的白区的工作、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红军反“围剿”战争带来了重大损失，最后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丢失，使红军不得不走上极为艰苦的长征之路。
任何一个政党在成立之初都会经历人员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如何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产业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是当之无愧的主体，一旦吸收大量非工人成分的人员，就可能会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然而当时我国产业工人人数规模的现状又决定了仅仅依靠工人阶级不足以对抗强大的反动势力，那么如何才能破解这个难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准确地辨清了形势，找到了盟友。
1923年二七惨案后，寻找强有力盟友的愿望使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到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大本营——广州，从而加速了国共合作的进程。比起当时资历深厚、影响广泛、号称拥有海内外3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共产党无论在资历、规模和影响范围上都无法与其平起平坐。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而立之年的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
毛泽东很快认识到党内存在着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
。尤其当时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地主、官员等，引发了这些势力的极大恐慌，将此污蔑为“痞子运动”。面对国民党右派和地主劣绅“痞子运动”“糟得很”的责难，陈独秀继续迁就妥协，在汉口召开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批评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完全没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同盟军看待。
为了让党内早一些分清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更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大的斗争合力，1925年2月，毛泽东利用回韶山养病的机会进行社会调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并撰写了一系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重要文章。
发表于1925年12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极具代表性。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将当时的中国社会阶级主要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等，引导读者对各阶级的属性、本质有深刻认识。通俗来说，就是分析了各阶级的“前世今生”，所谓“前世”，就是这个阶级产生根源和阶级本质，“今生”就是这个阶级当前的生存环境、生存现状，而“未来”就是这个阶级对待革命的态度。他还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通过确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标准、对不同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的分析，厘清了我们党对不同阶级的态度和对待方式，也由此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以无产阶级来团结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左翼，提防中产阶级的中间派，共同抵抗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和反动的中产阶级右翼。正如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所言，“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
。尽管阶级学说并非马克思所首创，但借助马克思、恩格斯以阶级斗争为基本线索去观察分析历史与社会现实所形成的理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厘清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
实际上，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运用阶级分析法进行思考和探索，这可以从他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管窥一二。早在少年时期，毛泽东就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义和团斗争等故事如数家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他熟悉农民的实际状况，因此对这些穷人们在遭受到压迫和剥削而走投无路时所选择的反抗道路深感同情。随着阅历增长，社会现实问题让他对太平天国的兴亡有了更深的认识。1944年，在看完郭沫若为纪念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胜利300周年所撰写的史学论述《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说：“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
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还将洪秀全与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
。尽管太平天国以改良的西方宗教做思想武器，看似与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方向并不一致，然而其以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为目标，客观上有以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有社会制度的尝试，体现出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反抗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所颁发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体现出农民阶级对于“天下为公”“消灭私有制”的大同社会的主张，与社会主义的部分内容也有较高的一致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本国的地主阶级
。这就决定了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的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不是单纯的农民革命战争，而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
然而，毛泽东也在深刻思考太平天国的失败原因。早在1926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他就指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
1964年，他又在一次谈话中提到：“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西，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在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总结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形势，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
。这就决定了单纯依靠农民阶级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与工人阶级充分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不是教条，而是科学的方法论。针对当时革命面临的困境以及党内存在的两种错误思想倾向，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及其所代表的生产力属性进行综合分析，并将分析的结果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帮助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无产阶级寻找到真正的同盟军，促进了革命的胜利，从而在革命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阶级分析理论。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向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让他们意识到了蕴藏在自身中的巨大能量。同年，毛泽东离开韶山，前往大革命的策源地广州。1926年，他担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培养农民运动人才。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后，学员们奔赴全国各地，播撒革命火种，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又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这里，毛泽东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根本力量就在于千百万农民团结起来的革命。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分共”，公开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从而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人骤减至1万多人。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由之前的高涨逐渐转入了低潮。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因此妥协，在各地组织了数量众多的武装起义斗争，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武装斗争均以失败告终。在当时悬殊的力量对比、艰苦的生活环境、残酷的斗争形势下，党和红军内就有一些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归根结底，是对能否生存下去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关乎革命斗志、革命前景的大问题。
事实证明，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在攻打中心城市受挫后，转到井冈山，在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恢复和建立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秋收起义
随着井冈山斗争的深入开展，毛泽东开始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道路问题。1928年10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该决议案的第一部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11月，毛泽东又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一文。在两篇文献中，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条件，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及其他地区建立小块红色政权的经验教训，着重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同时，使井冈山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使革命力量有了大发展。毛泽东在创建和发展工农红军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不再囿于经典著作和中央文件，而是认真研究中国社会的特点，着眼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撰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
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当时，共产国际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俄国革命程序，把所谓的科学理论强加于中国的革命实践，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分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坚持俄国“城市中心论”。针对这种脱离具体实际，“唯书”“唯苏”和严重的教条主义“左”倾作风，毛泽东提出实践是真理的来源，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倡导到社会群众当中去开调查会，以实践的方式去收集解决问题的各种材料，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就会产生机会主义或盲动主义的错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文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科学思想方法和认识论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尤其是其中贯穿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毛泽东在文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了异常突出的地位。他强调，红军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武装以及建立的政权是促进革命形势高涨的最重要因素。他批评林彪等人对根据地建设的意义和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不可能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只有将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结合，深入开展土地革命，革命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实际上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中国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对这条道路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他的信心：“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从此，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进入一个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到1930年夏天，全国大小根据地有十几块，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各根据地和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形成了革命复兴的新局面。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在既不能照搬巴黎公社又不能照搬苏联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问题，提出了在小块农村地区和偏僻山村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政权的性质、使命和前途，体现了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结合。它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独特国情出发，根据中国广大人民还是农民的现状，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必须遵循先农村后城市，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客观规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国共产党开始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和巩固的战略基地，从而有条件和能力与占据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强大敌人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获得胜利。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
而实际上，“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和井冈山斗争的伟大实践，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和抉择具有关键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和勇气，冲破党内外教条主义的束缚，结合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1934年年底，为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红军血染湘江，由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1935年新年伊始，刚刚进入贵州的红军正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造成这样困局的原因主要与党内不断滋长的“左”倾情绪紧密相关。在处于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中，不少领导干部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艰巨性缺乏深入调查和具体认识，使他们容易在思想上产生主观主义，加之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事实上模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导致党内长期盛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使他们在革命形势判断、革命性质、对象和动力等重大理论问题上作出了不正确的分析。此外，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党和红军经费紧张、革命队伍成分复杂、部分人动机不纯、存在急躁心理等原因
的共同影响下，党内接连出现的“左”倾盲动、“左”倾冒险和“左”倾教条主义三次大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长征前，毛泽东虽被撤销军事指挥权，但他始终对中国革命前途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长征路上，他不断找张闻天、王稼祥等人谈话，争取党和红军领导层的大多数，挣脱教条主义枷锁。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即通道会议），研究行军路线是“西进”还是“北上”。六天后，进入贵州的红军召开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主张。1934年最后一天至次日凌晨，在瓮安猴场镇召开了“跨年”的猴场会议，被周恩来誉为“伟大转折前夜”，会议赞同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以这些会议为前奏，毛泽东的卓越才能进一步得到实践检验。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理论上还是在斗争实践中，都尚未成熟。毛泽东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路线和策略，遭到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右倾、“左”倾错误的反对、排斥和打击。对党有着巨大贡献的陈独秀受到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影响，加之缺乏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二次革命论”“城市中心论”等错误思想理论，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挫折。其后，受到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第三时期”理论影响，瞿秋白、李立三先后犯下的“左”倾盲动和“左”倾冒险错误给苏区、红军和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带来严重损失。而给中国革命带来更大损失的，则是将共产国际的指示视为金科玉律的王明。身为“左”倾狂热鼓吹者的他，不仅因战略策略失当使苏区革命力量在反“围剿”过程中损失惨重，还在党内大搞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造成了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恶劣影响。上述错误倾向直接导致了各主要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从而引起了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怀疑和不满。党内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不断开始觉悟，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遵义城内旧军阀公馆里，决定党的命运的遵义会议秘密举行。屋外寒冬腊月，屋内的火盆虽难以驱散寒意，但毛泽东洞若观火的发言却让与会者心头滚烫。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负着伤、发着烧的王稼祥，躺在一张藤椅上参会，听完发言后直起身子，为毛泽东鼓掌。会议上许多同志坚决提议请毛泽东出来指挥。会后，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内容起草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时间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实现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也正是这次会议，开始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朱德以诗的语言回顾了这次具有深远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此后几个月，行进中的长征和行进中的会议不断巩固遵义会议成果。一系列会议构成了伟大转折的历史链条，找到了一条通向胜利的正确路线。有了坚强领导核心、有了正确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遵义会议后，为了肃清“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开始从理论上系统地解决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这几篇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开始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路线问题，已经勾勒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特征与气象。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从1930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到1938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一步一步走向自觉与成熟。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和重大任务的正式提出，说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达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逐渐上升为全党的意志，成为全党的理论自觉，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