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需要满足两大要素，一是需以先进的理论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思想武装，二是需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形成主体。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唤醒了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的民族意识，为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做好了思想准备，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壮大，开始作为新的社会力量崭露头角。两者的结合预示着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一、“从小组到全国”

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1920年2月，陈独秀应邀到湖北武汉发表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2月8日陈独秀回到北京的时候，北洋政府军警找上门来，对陈独秀提出了警告，要他待在家中等候处置。为了逃避军警的追捕，李大钊冒着生命危险，凭着自己的乡音和轻车熟路，乔装打扮以后，护送陈独秀共乘一辆骡车离开北京前往天津，以便从那里乘火车赴上海。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一边赶路，一边交谈。在不断摇晃的骡车之中，两人详细讨论了关于建党的意见，也留下了党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一段佳话。

这次“相约”很快就体现在了遥相呼应的建党准备之中。继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陈独秀于5月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 。

共产党早期组织十分注重通过书籍、报刊等传播媒介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此后还陆续出版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解说》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9月，党的上海早期组织将《新青年》定为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11月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以及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状况，并且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树起共产党的旗帜，阐明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此后，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湖北的《武汉星期评论》、济南的《励新》半月刊等刊物都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洪流之中。

为了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创办了以工人阶级为宣传对象的通俗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工人周刊》、广州的《劳动者》、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这些通俗刊物的创办者和主编大多具有丰富的办报、办刊经验，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创办出针对性强、宗旨鲜明、充满斗争精神的报刊，比如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增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发表30多篇译稿和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形势和先进理念，为工人阶级拓宽世界眼光；如陈独秀在《劳动界》第一册发表的《两个工人的疑问》就通过“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世界上若是没有人工，全靠天然生出来的粮食，我们早已饿死了”，以设问与回答的形式生动直白地向工人阶级解释了劳动和劳力等概念，也强调了劳动者的重要性。同时，还注重与读者互动，发布“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并通过对工人来稿的看法和及时反馈，让工人能找到平台吐露心声，更能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形成心理认同。可以说，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者和成员，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传播媒介，卓有成效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面向工人阶级不断推进，党的早期组织还积极号召组建工会，支持工人们维护自身权益，积极地将理论付诸实践。1920年，由李中、陈文焕等受进步通俗刊物影响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发起，由党的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的、第一个纯系工人组成、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杨树浦召开成立大会，近1000人出席，孙中山、陈独秀也到会演讲，会上还讨论通过了党的上海早期组织领导下制定的最早的工会组织章程——《上海机器工会简章》。上海机器工会“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的痛苦”的宗旨，迅速引发工人阶级的认同，从发起到工会成立两个月的时间中迅速发展会员370余人。在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推动下，各地工会有很大发展，相继创建了上海机器工会、上海印刷工会、北京长辛店工会、济南大槐树机车工厂工人俱乐部等。在工会组建和活动开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进一步扩大使工人阶级思想日益觉醒，逐渐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积极开展罢工运动。在1920年10月之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先后发动的罢工就达16次之多 。

不仅如此，党的早期组织还将对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当时工人阶级工时长、工资少、生活苦、文化低，加上封建帮会和流氓势力的控制和威胁，使其无法正确认识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为此，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通过开办学校、创建社团等方式面向广大工人阶级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如上海工人游艺会、社会主义研究会、济南励新学会、晋华书社、上海外国语学社、武汉夜校和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等。以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为例，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班，主要授课内容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的课程类似；夜班为工人班，课程内容主要为社会学识、科学常识以及专业知识等，教员由党的北京早期组织以北京大学学生会名义派去。李大钊就曾在这里将“工人”二字合并为“天”字，以形象直白的解读让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重要性，也将马克思主义如春风化雨一般播撒到工人的心中。就这样，党的早期组织运用工人熟悉的具体事例向工人灌输革命理论，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不仅日益增强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

尽管当时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多属于地方性组织，未能形成全国影响，且内部成员的思想和成分较为复杂，夹杂着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加之组织架构较为简单，还不具备一个现代政党的基本要求，但是通过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解和对外传播，党的早期组织已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好了准备，为接下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建立集中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二、“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公元1921年，是一个记录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小走向成熟，中国人民的面貌从积贫积弱转向焕然一新的历史起点。时至今日，尽管“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但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非一朝一夕完成的，也不是开一次会议、作一个决议那么简单。1919年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并使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1920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又使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自发个人行动转入有组织状态。由此，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基本具备，建党已水到渠成。

在党的北京早期组织成立之后，1921年3月，李大钊撰写《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公开呼吁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C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的呼吁和期待，恰好与共产国际的意图相合。共产国际也希望中国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能联合起来，组建一个全国性政党。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他们根据前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情况和工人运动发展状况判断当前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决定一经作出，很快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就收到通知，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开会通知”后兴奋不已，在没有告知亲朋好友的情况之下，借着暮色的掩映与何叔衡从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轮。这一情形被当时稍知内情的何叔衡同事谢觉哉在日记里记录了下来：“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看似普通的五个小圆圈，却反映出黑暗动荡的年代共产党人所面临的重重压力，以及他们置身于黑暗之中仍坚持寻求真理之路的坚毅精神。代表大会原定于6月20日召开，但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在上海聚齐。对代表们而言，当时也许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一段伟大历史的开端，毕竟很多伟大事物在诞生之初，都容易被忽略、被轻视。只有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才会深切地知道，1921年7月23日——那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日子之后，中国命运已经开始悄然转变。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参加大会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大会。大会拟定的议事日程主要有两点，第一，各地代表汇报工作；第二，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根据会议代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部分一大代表的回忆，在讨论党的纲领时，曾发生激烈的争论。具体争论些什么问题呢？第一，共产党员是否能做官和当国会议员。第二，革命的斗争方式问题。第三，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应当同其他政党联合。会场中一大代表们的讨论可谓热火朝天。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意气之争，而是反映了代表们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心，反映了他们严肃认真的态度。代表们所触及的，绝不仅仅是“党员可不可以当官”这样的“小”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究竟要不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应不应实行“铁的纪律”、该不该与无政府主义展开坚决斗争等至关重要的“大”原则。可以说，代表们个个都是光明磊落，心怀热血与理想，在探讨问题的过程中都很坦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可谓一波三折。会议的前几天都进行得很顺利，却在7月30日晚上本打算召开最后一次会议时，遭到了来自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所幸由于代表们警惕、转移及时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在这种情形下，继续留在上海开会风险太大，因此开会地点必须转移。代表们采纳了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的建议，决定将会议地点转移到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于是，就在一艘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里，代表们继续讨论昨天的会议内容。会议期间，一艘汽艇的马达声又让代表们误以为是军警而虚惊一场，为了尽快结束会议，大家都加快了讨论。

终于，在黄昏之中的桨声灯影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了。全体代表在船舱中，紧握右拳，语气庄严，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低沉却又轻快的声音推动着这一叶小小的红船，在嘉兴南湖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

历史的宏大开篇，总是在不经意间完成。毛泽东后来感叹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但在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代表可能都没有预料到，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那群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的年轻人，绘制出了整个中国命运的转折点。当历史的回望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时，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他们本可以选择在更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一生，然而他们却选择了参与建党，甚至不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火种而牺牲生命。实际上，在跃上那一叶红船之时，他们的人生注脚已不再局限于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标记着苦难民族的新生。

开天辟地一声雷。响雷过后，革命的火种已经点燃。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为奋斗目标的全国性的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党的一大后，各级党组织在开展革命工作的过程中积极发展党员、建设党组织，到1922年5月全国团员人数达5000多人，7月全国党员总数已发展为195人 ，壮大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力量。还在共产国际的指导、配合下，进一步建立传播机构，通过发行各类刊物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厘清当时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同时，通过举办工人学习，发展工会组织，举办系列纪念活动，建立妇女学校、农民协会等方式，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精神旗帜。从此，理念再无动摇，意志始终坚如磐石，在无数个危急时刻、紧要关头，一以贯之。

三、“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注重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党的一大召开时，确立了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劳工专政，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战略构想。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党的一大还没有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出党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靠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靠着革命者的锐气、朝气，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

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它的一面旗帜。自中国近代以来，尽管中国人民历经无数次斗争，但还没有哪一个政党能明确地弄清革命的对象和动力，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革命的纲领。而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后，就在党的二大上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这充分表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从一大到二大，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理解上，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在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上，在制定革命行动纲领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能力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党的二大之后，党领导下的全国工人运动继续高涨。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在持续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和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3年2月1日上午，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不料，军阀吴佩孚出尔反尔，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面纱，派军警阻止代表进入会场。总工会召开紧急秘密会议，决定移往武汉江岸，并组织全路罢工，抗议军阀暴行。2月4日上午，长达1200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钢铁巨龙顷刻变成一条僵蛇。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密谋下，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7日下午，工会代表正准备去谈判，被驻扎江岸的军阀部队包围会场，当场有30多名工友被乱枪和马刀打死，200多人受伤，60多人被捕。反动派逼迫江岸分会的委员长林祥谦下令复工，遭到断然拒绝。林祥谦高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在武昌，共产党员、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也惨遭杀害。二七惨案中，前后共有52名工人牺牲，300余人受伤，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惨案发生后，各地军阀都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被迫暂时转入低潮。

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也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封建军阀进行的一次生死抗争。血与泪的事实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打倒列强除军阀的任务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完成的，要想获得胜利，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与当时因二次护法而受挫的孙中山一拍即合，在马林的建议下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

目标的契合与环境的考虑使广州成为召开党的三大的理想场地。192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移驻广州，直到9月，才由广州春园迁往上海。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提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党的三大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最终确立。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潮由南而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全国传播。此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如滚滚洪流一般席卷中国大地。

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国民党内部的进一步分化使国共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化。1925年1月，党的四大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思想。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论证了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这表明，认清革命的对象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前提，而“团结真正的朋友”，即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这标志着党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党的四大论证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廓清了各革命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理论认识进一步深化。这些思想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却为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基本思想的系统阐述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