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如果要问世界上最古老、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是什么，中华文明绝对是最响亮的答案。泱泱华夏，赫赫文明，曾长期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进入近代以来，中国跌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新的希望，开始传播、学习和研究以批判西方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社会革命的前进带来了曙光。

一、“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危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快速发展关系十分密切。自17世纪开始，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迅速发展成为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必要突破本国资源和市场的局限性，在全球范围内加紧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将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都变为自己的附庸。而中国以幅员辽阔、物产丰盈、具有广大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优势，以及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相当落后的劣势，自然而然沦为了外国殖民者觊觎的对象和侵略的重点。

当时在中国封建经济中起支柱作用的是分布广泛、韧性坚强的小农经济，其顽强的抵御力，使英国的商品一时之间难以撬开市场大门。为了满足其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的卑劣手段来打开中国大门。1839年林则徐主持的虎门销烟使很多人看清了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本质，唤醒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同时也为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借口，由此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渐摧毁了沿海地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开始形成近代中国屡战屡败、一盘散沙的颓势。

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惊醒之后，中国人逐步开始探索自己的近代化之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连续失败，问题出在“器不如人”，所以要发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1861年1月11日，爱新觉罗·奕会同桂良、文祥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重用洋务派，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洋务运动的主旨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无非是办洋务、开工厂、买武器，以为像洋人一样船坚炮利就能实现自强，就能让大清国实现所谓的中兴。然而，“一手欲取新器，一手仍握旧物”的洋务派，在不变革封建制度的情况下发展近代工业的企图 ，注定无法为国家独立和富强找到真正出路。随着1894年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这一历时30余年幻想被一直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彻底击碎。

乱世之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二代改革志士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是政治制度落后，而解决“制不如人”的关键方案在于变法图强，于是有了公车上书，有了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宣传变法图强的思想，通过编译著作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产生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通过创办报刊宣传西学、鼓吹变法，通过组织学会研究挽救时局的对策，开创了维新变法的新局面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提出的建议，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此后的103天中，光绪皇帝发布了一系列推行新政的政令，力图扭转清政府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资产阶级改良派自身的软弱性使其在强大且顽固的反对派面前不堪一击，寄希望于通过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变革而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维持了103天之后，随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戊戌变法宣告失败。谭嗣同等人的精神固然可嘉，但除了让慈禧加强了对政权的控制外，并没什么实质改变。

不变的还有列强的侵略。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携皇帝仓皇西逃，再签赔偿条约后“回銮”，也充分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于是清政府开始推行“清末新政”，力图在军事、官制、法律、商业、教育和社会方面进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然而由于改革政策的“支离、拖沓”和一些官员的“敷衍”，没有取得太大进展。

既然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行不通，另外一种更猛烈的力量就在积聚。作为当时青年知识分子与留学生最为集中的两个地方，上海和东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热潮。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作品都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对封建礼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同时《国民报》《游学译编》等大批宣传革命的报刊相继问世，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武器。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组建与理论武装并行不悖。1904年2月由黄兴等人在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11月由蔡元培担任会长的上海光复会，以及遍布中国南方各省的革命团体都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创建提供了必要条件。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后来这一革命纲领被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各地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尤以广州黄花岗起义为代表。尽管这些起义活动皆因仓促举事而以失败告终，但其代表的反抗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却依然在民众心中扎下了根 。

1911年10月10日，随着武昌起义的第一声枪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建立，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毫无疑问，辛亥革命堪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巍然屹立的里程碑，它不仅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快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的转变，还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同时“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 。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成功地“起共和而终帝制”，但北有北洋军阀政府，南有不同的国民政府，人心不齐使政权最终重新落入封建军阀手中。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民国成立对于百姓来说，除了剪去一根辫子，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

由此可见，尽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维新变法、反帝反侵略的农民起义乃至“三民主义”的辛亥革命都体现出仁人志士的爱国情怀，然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旧秩序、东西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冲突使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终被打破。“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正如毛泽东用“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所概括的那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处于彷徨困顿之中，对新的革命力量、新的探索、新的道路的呼声愈发急切。

二、拓荒——十月革命前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诚如马克思主义这样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最初也是从涓涓细流逐渐演变为思想的万卷波涛。

第一次将马克思的名字引入中国的是一个叫作李提摩太的英国传教士。1899年2月，李提摩太在其创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用100余字的篇幅介绍了马克思和《资本论》：“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厉。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遍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这篇文章言简意赅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并误把马克思当作了英国人。同年4月，《万国公报》上又刊载了该书第三章，提到“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 。由于最初认识不足，因此产生了“英人马克思”和“德国之马客偲”两种表述，而从其介绍的“安民”学说，即社会主义学说，可以判定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传到中国。

真正让马克思这个名字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在流亡日本反思戊戌变法时，接触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彼岸的迅猛发展，梁启超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并指出：“麦喀士，日耳曼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次年9月，他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一文，再次提及：“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这里的麦喀士，就是马克思。1904年，梁启超又撰写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将社会主义的要义概括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并且给社会主义下了定义，“社会主义，是要将现在经济组织不公平之点，根本改造”。

20世纪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主体。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首任校长马君武就是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书目的第一人。他留学多国，精通英、日、德、法等数国语言和数学、物理、化学、冶金、生物、农业等自然科学，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社会科学也有研究。他不仅第一个翻译并出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最早在中文报刊上介绍《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书目。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在文章中，马君武开篇就梳理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源与发展脉络，概括性地指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代表学者，点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地位。他对“社会主义”持赞赏的态度，认为“凡怀热心图进步之国民，未有不欢迎社会主义者”，而当实行社会主义后，“人群必大进步，道德、智识、物质、生计之属、必大发达，此世界之光景一大变” 。马君武还在文章后列举了马克思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目录 ，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最早的中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目录。

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成分复杂，但主体部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尤以革命派最多，代表人物有孙中山、宋教仁、朱执信、廖仲恺等人。他们留日之际，正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期，受此影响，他们在不断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同时，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1902年春，孙中山在日本横滨与章太炎就中国未来革命后均田、定都等问题交换意见时，就主张“不躬耕者，无得有露田”，在当时已经表达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孙中山对马克思极为崇敬，称其为“社会主义中的圣人”“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还预言“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 但孙中山接触社会主义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去世，西欧各国工人政党开始“放弃阶级斗争”，主张用“议会斗争”和“阶级合作”等改良道路来解决资本主义问题，因此，孙中山对马克思最初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有所保留，提倡“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

朱执信是传播马克思学说文章最多、内容最全、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6年，21岁的朱执信先后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并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部分篇章。后期，朱执信更是撰写了《革命党应该如何》等文章赞颂俄国十月革命，为以后的国共合作打下了基础。朱执信将自己短暂的一生融进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并率先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称赞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拓荒者”，并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与此同时，宋教仁、廖仲恺也通过《万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史大纲》等论著的翻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传播。

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星分散的，甚至有不少误解和歪曲之处，不够系统、不完全准确，但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了重要的铺垫和准备。整体来说，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体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先进知识分子，抱着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开启了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历程。清末赴日学者的大规模译介西学，使明清之际以来的西学东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真正达到了它的勃兴期，从而激活了沉滞不前的中国文化思想界。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较为粗浅。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早期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和信息传播渠道使其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时形成天然优势。然而如图所示，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数量有限，缺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阶级基础，也不具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条件，加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阶级立场和理论水平等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影响，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质抱有错误的幻想，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无法脱离单纯学说、知识范畴的理解，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存在一些错误和模糊的认识，更谈不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第三，传播范围和社会影响有限。这个时期的传播主体是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采用印刷传媒作为传播载体和手段。当时宣传阵地仅有几家报刊，如《新民丛报》《中国日报》《民报》《译书汇编》《游学译编》《浙江潮》等，且多在海外创刊，因此传播对象仅局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致使国内一般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更不可能与工人运动发生直接联系，因此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的大众传播运动。尽管如此，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传播仍在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启蒙作用，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可或缺的思想开篇。

三、“走俄国人的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链条上最为薄弱的环节”建立起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验证了列宁的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或数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也让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威力和中国革命的新出路。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宣传推动下，进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之前的涓涓细流逐渐汇集为强大的社会思潮。

李大钊堪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信仰在中国进行系统传播的第一人。他自少年时代就立志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正如其在《狱中自述》中所写：“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著作，并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惧北洋军阀的恐怖统治，热情称颂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讲演，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李大钊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理论自信和共产主义信仰。

报刊编辑活动是李大钊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所创办、主编的《晨钟报》《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17种报刊和发表的400余篇文章中，充分发挥新闻报刊的媒介作用，成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推动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信息载体。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第六号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作出全面系统的介绍，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该文章的发表，不仅表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已经超越了过去学者在其著述中片断式、浅表性地译介马克思生平和社会主义学说，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在此前后，李大钊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在轮值编辑《新青年》时将其第六卷第五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不仅如此，李大钊还十分注重发挥学术团体的传播作用。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研究会成员既要搜集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听取专家教授的讲座，也要走到民众中宣讲马克思主义，使更多人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产生了进一步组织起来开展革命斗争的强烈要求。

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为宣扬马克思主义摇旗呐喊。在目睹了戊戌变法失败和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后，自幼接受封建礼教的陈独秀深受震动，青年时期四次东渡日本求学，又使他完成了由立宪改良派到革命党的思想转变。1915年他创办并主持《新青年》杂志，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既指出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所提倡的“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也明确指出走欧美、日本式的道路将会使工人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剥夺。1920年9月，他发表的《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这表明陈独秀已经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驳斥。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名声，他的举动无疑壮大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声势，推广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陈望道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功不可没。随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急切需要通过系统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非易事。《共产党宣言》包括引言和正文四章，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并且在此之前已经有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版出版，如果翻译者不能同时参照多个版本，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中文素养不够等，就很难高水平翻译《共产党宣言》。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为了能专心致志地译书，陈望道的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到柴房。因翻译太投入，他甚至误将墨水当作蘸粽子的红糖水入腹还全然不知。经过近一个月的翻译研究，费了平时译书5倍的工夫，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工作，“从柴屋里捧出了一轮太阳”。

马克思曾在读书笔记中写道，“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地上盖屋安家那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 。以毛泽东、李达、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先后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满腔热情、坚韧不拔的精神为黑暗的中国点燃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火炬，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礼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尽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始于十月革命，但对比十月革命前后的传播可以发现，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新的特点。

第一，宣传阵地更加广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空前高涨。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报人，催生出一大批具有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报刊和社团组织，除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刊物之外，当时全国还有400多种相关报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使传播马克思主义居于舆论的中心位置。此外，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和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陆续出现，通过向广大青年群体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唤醒广大国人的无产阶级意识，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传播主体。十月革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向无产阶级民主。与大多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单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知识加以介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截然不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立志改造中国社会的进步青年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他们往往既有相当厚实的旧学功底，又在新式教育和海外求学经历中获得了西学新知，因此从一开始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取代了此前泛化的学术观点宣传者和各类非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主体的中坚力量。

第三，社会影响更加深远。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前的传播效果并不显著，主要缘于传播主体或受自身局限性和水平高低的影响，或本意是向其传播对象进行政治施压以获得更广泛的支持者，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较为浅薄，不易获得群众信服。而在经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洗礼后，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也因此在各种学说竞起争鸣的角逐中吸引了越来越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忠实拥趸，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干部基础。尽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人员规模、传播能力、理论水平和外部环境方面都面临重重困难，然而强烈的家国情怀和人民情怀，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所散发的真理光芒产生坚定的理论勇气和牢固的信仰，开始自觉主动承担起扩大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力的职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爆发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根基。

四、中国人精神“由被动转向主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要从五四运动开始说起。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五四运动之后，当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受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知识分子启发，才逐渐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认识到本阶级的历史使命。此时才真正意味着先进的思想武器与先进物质力量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开始真正接了地气。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的侵略和中国资本的产生和发展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使中国民族工业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起来，到1919年前后，全国的产业工人在200万人以上，日益成为近代中国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近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除产业工人这一主体外，还包括与产业工人处于相似地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并与产业工人的机器大生产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各种非产业工人，包括苦力运输工人、手工业工人、农业雇工（雇农）、商业和金融业的普通职工（店员）等，总数达4000万人左右 。工人阶级也具有较之于其他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一方面，尽管人数规模并不算大，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所接触到的技术、设备乃至枪械等都是较为先进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也是受到资本主义压迫最大、革命愿望最强烈的人群；另一方面，职业原因使其工作地点更集中，知识水平相对更高，为接受新理念和革命思想提供了更适宜的条件。这些因素形成的共同合力使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特别坚决、勇敢，因此对革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的失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这场运动最初由学生发起，很快发展为以产业工人阶级为主力，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爱国群众运动。5月4日，愤怒的北京广大学生首先发难，3000多名学生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从四面八方齐集天安门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并迅速影响全国各地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随后，上海工人于6月5日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这也意味着斗争的阵地和主体逐渐发生过渡：从北京转向上海，从学生群体转向工人阶级。过去封建的、糟粕的、“拿来”的思想观念之桎梏逐渐被打破，中国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逐渐被唤醒，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揭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序幕。短短几天时间，上海各类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自发举行罢工，人数总计六七万人。紧接着，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形成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高潮。斗争迅即扩展到20多个省区、100多个城市。与辛亥革命以失败而告终不同的是，五四运动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明确的、系统的、有针对性的广泛传播，离不开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紧密结合所形成的强大社会力量。

自五四运动起，中国的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克星——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相较于学生及知识分子对欧美帝国主义的声讨，产业工人的罢工对其造成的直接利益损失，是他们真正害怕的、不能允许的。在五四时期，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奔赴工厂和农村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知识分子在逐渐地了解工人农民群众疾苦的过程中，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克服了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脱离实际的特点，也在总结经验和反思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划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相继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立足于广大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正如列宁所言：“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 ，对工人来说“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 ，在与知识分子接触的过程中，不少工人接受了先进的思想，进一步提高了觉悟，逐渐成长为先进分子，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人从此开始积极主动探索中国革命全新道路，开启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中国的面貌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XE39YLUnQkN4OR+X3k25moliDmiNqWd4fX4T+QbCEHXymQHTDVXU5MFjpp0HU8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