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共同体现实形态的产生条件

在人类共同体的原生形态时期，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方式尽管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普遍实行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们采取“男耕女织”的模式，以个体生产和家庭作坊为生产单元，世世代代被束缚在狭小的土地上，过着封闭、单调的生活，整个社会也缺乏内在活力。在这样的环境里，世界各民族、国家和地区基本上是在各自的地域内相对孤立、自成一体地平行发展，并以此为单位形成共同体。人们的发展局限于民族地域性，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既无必要又无可能，以人类整体为主体的人类共同体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地理大发现”为人类共同体从“局部”走向“全体”创造了外部条件。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哥伦布等航海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家开辟了欧洲去往非洲、亚洲等地的海上新航线，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地理大发现”。伴随“地理大发现”而出现的，不仅是世界不同地区、国家、民族之间的人员交往，而且是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从“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人类真正被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和被理解。鉴于“地理大发现”如此重要的意义，学术界普遍把“地理大发现”作为人类开始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标志性事件。美国著名历史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就以1500年为分界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段，甚至把哥伦布与20世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相媲美：

实际上，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在这以前，只有各民族的相对平行的历史，而没有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

然而事实上，真正让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的，并非哥伦布等冒险家，而是被资本主义大工业驱使的资产阶级。“地理大发现”之后，美洲、非洲、印度等地生产的大量金银流入欧洲，而欧洲的手工业产品则更多地销往这些新的区域，“原本仅仅是在欧洲大陆，也许最多到达北非某些区域的贸易活动，如今可以频繁地且快捷地覆盖到东亚、美洲或者其他新发现的地区（例如澳洲）。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基于人们对贸易商品的迫切需要，或者是出于某种新鲜感，甚至单纯就是因为人口众多，总之，新市场很快就在规模上超过了传统的欧洲市场” 。贸易的发展推动了欧洲商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进而为资本主义率先在欧洲兴起创造了前提，也为与资本主义相伴相生的资产阶级快速壮大提供了条件。不同于之前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不仅要求打破国内封建割据，形成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而且要求冲破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闭关自守和相互隔绝的状态，把整个世界作为它的市场。之前相对隔绝的东西两半球之间、全世界各地之间，开始了更加密切而相对稳定的经贸往来，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个别的、偶然的、非常规的历史现象变为一种普遍的、必然的、常规的历史现象，从而真正将人类历史推向一个崭新时代—世界历史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

促使人类共同体从“局部”走向“全体”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大航海带来了大商机，当工场手工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化生产方式愈来愈扩张的商品生产需求时，就必然会催生大工业。大工业本身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其产生和发展不仅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且促进了人类共同体由原生形态向现实形态的转型。

第一，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轮船、铁路、飞机）和通信工具（如电报、电信、电话），使商业、航海业和交通业得到了巨大发展，人类建立现实联系的条件更加具备，世界各民族、国家的交往从可能成为现实。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科学革命为契机，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标志的商业革命为推动力，欧洲的工业革命对于生产力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的普遍推广引起了纺织机器、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方面的革命，蒸汽机结束了人们对自然力作为动力的依赖，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可以说，蒸汽机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蒸汽机还被用于火车和水上运输，大大提高了运输马力和速度，电报的发明和横越大西洋电缆的铺设，使两个半球之间建立了直接的通信联系。第二阶段，以大量生产技术的发展为特点，工业革命首先推动商业资本主义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和医学的进步推动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引起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城市化。总之，仿佛推倒了多米诺骨牌一般，从生产工具改进开始，一个个变化相继发生，社会生产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人们交往的工具和条件更加便利，最后，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甚至曾经被欧洲世界认为是最偏僻、最野蛮和最落后的地区都卷入“发展”的历史洪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言，大工业为人类交往创造了物质条件，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奇迹。

第二，大工业促成了现代化的世界市场。商品生产并不仅仅存在于世界历史时代，但是，在此之前，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很难使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成为占据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商品交换仅仅是作为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补充而存在的，这势必导致市场规模狭小，更谈不上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工业生产的巨大扩张和商品经济日渐居于支配地位，为资产阶级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随着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工业革命、生产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相继完成，资产阶级终于可以自由地奔走于全球各个地方，用廉价而充足的商品和“坚船利炮”摧毁了一切落后民族的“万里长城”，满怀征服世界创业激情的资产阶级，不断开辟新的产品市场和原料基地，为大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创造新的条件，结果是“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 。

第三，大工业改变了国际化生产的分工格局，使世界逐渐联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一方面，大工业生产带来的便宜的机器产品，大大超过了国内市场的容量，只有到国外寻求更大的商品销售市场才能满足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专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需要从其他地区和国家寻求更多的原料和粮食。另外，随着资产阶级不断开拓更多的殖民地，各个民族的国内市场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冲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生产的国际关系”。这样一来，原本局限于民族国家内的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分工，就会逐渐演变成以先进技术为基础、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和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随着分工的日益深化，社会性分工愈来愈专业化。 国际分工的细化和强化，迫使参与到国际市场中的每个地区、国家、民族都需要通过获得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产品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 ，各个地区、民族、国家及其人民日益被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第四，大工业增强了人类共同体的整体意识。由于各民族、国家之间生产、交换、分工的频繁发生，那些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思想文化面前，自觉不自觉地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在此情势下，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来那种纯而又纯的民族性，而必然掺杂、渗透、融合着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必然会掺杂、渗透、融合到其他民族文化之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也就日渐冲破地域性，形成世界性普遍交往。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密切相关，最终导致“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统一” 。

马克思高度重视世界市场的作用。在他看来，世界市场不仅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和条件，而且是联结世界各民族、国家整合成人类整体的媒介和途径。因此，他始终把世界市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构想的逻辑归宿和制高点。这一点从《资本论》这一研究成果的写作提纲设计上可见端倪。《资本论》的写作提纲几经调整，大体是3种基本框架。

第一种框架是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提出的“五篇体系”构想。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写作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这是一部有50多个印张的内容丰富的手稿，是《资本论》最初的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导言”部分，马克思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体系构想：“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第二种框架是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的“六册体系”构想。马克思也确实想按照这一构想写作。在1859年1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明了提出这一设想的理论逻辑：“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 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希望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试图还原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的全貌。

第三种框架是《资本论》四卷本结构。早在1862年12月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就提出一个想法，即把六册体系中“资本一般”部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 。按照这个思路，马克思从1863年7月开始，即以《资本论》为标题，重新构思与写作。马克思为自己制定的构思与写作提纲包括：（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4）剩余价值学说史。这就是现行的《资本论》四卷本结构。虽然马克思在世时仅完成和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但是留下了丰富的《资本论》手稿。恩格斯等人根据这些手稿，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和意图整理出了《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等著作，构成现行的《资本论》四卷本。

《资本论》四卷本是马克思理论构想的最终呈现结果。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四卷本”和其他两种框架的关系呢？比如，这是不是说明马克思已经随着实际研究的深入完全改变了最初的理论构想？或者像某些西方学者曾经论断的，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构想并非一种成熟的理论构想而仅是写作的模式之一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马克思之所以从写作方式上首先侧重基础理论部分，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中的“资本一般”单独摘出以《资本论》为题出版，最主要的原因是现实所迫。随着当时革命形势的变化，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始终怀有一种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启蒙的责任感，迫切希望出版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表现（《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以让工人阶级更多更快地了解资本主义何以产生、为何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曾吐露心迹：“如果我完成得太晚，以致世界不再关心这类东西，那显然是我自己的过错……” 但是，回顾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特别是从《资本论》的体系编排来看，马克思还是贯彻了之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构想，始终把世界市场作为这一体系的最高逻辑归宿，在人类整体的高度揭示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 uue1lkPZszlLvG797+QwTlxtkgd+r8vfoSfCVBHWAM0d1pnPffNHHtUMlsZ7Oen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