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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是百日新政的第一要务。不过，在这年3月份，另有一个紧迫问题也沉甸甸地压在罗斯福心头，那就是农民问题。这场大萧条除了黑人劳工外，恐怕对农民群体的打击是最为沉重的。1932年，农业劳动者到手的净收入跟1929年相比，已经削减了超过三分之二，可以说在这三年里经历了一场大崩溃。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更是超过了50%；平价比率，也就是农民收入价格跟支出价格的比率，也从1929年的八十九点下降到1932年的五十五点（以1910至1914年间的平均比率为基准系数一百）。这一年的整个冬天，农业地带的暴力现象正在涌动，愤怒民众集结起来阻止当局对抵押到期的东西实施罚没，并在公路两侧设置警戒线，阻止农产品入城，这些都清楚表明，农民群体的耐心已经快到极限了。1933年1月，农业局的负责人爱德华·A. 奥尼尔对参议院委员会提出警告：“除非为农民做点什么，否则不出十二个月，农村地区就会发生革命。”
对此，罗斯福当然心知肚明。他也清楚，只要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群体依然不能恢复购买力，就基本上无法指望迎来普遍复苏的机会。他经常跟来访者谈起：“农民是我们的同胞，你们必须支持他们，让他们振作起来。”在胡佛总统的“瘸鸭”国会会期即将结束时，罗斯福便已经不失时机地指示自己的支持者优先考量新的农业立法工作。1月和2月，国会深陷于剧烈的立法斗争当中，此等情形之下，当然没有采取行动的可能；不过，随着特别会期的到来，有了新的机会，令政府有可能在春种之前有所作为。3月8日，当新上任的农业部部长和副部长亨利·华莱士和雷克斯·特格韦尔力主罗斯福将国会特别会期延长，以便通过新的农业议案时，二人发现总统对此番提议十分受用。 [1]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时年四十五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此时算是刚刚开始担当自己的第一份重要职位。不过，倒也不能说他是要面对全新的挑战；实际上，跟入主白宫的罗斯福一样，入主农业部的华莱士也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此时的他就坐在十年前他父亲在共和党政府时期曾坐过的部长位置上。他的第一批动作之一，就是将老华莱士的画像从尘封中取出，用相框装裱起来，悬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华莱士家族的虔敬传统是颇为深沉的；这个传统实际上令年轻的华莱士跟自己的祖父贴得更近，他的祖父也叫亨利·华莱士，在麦金利和塔夫脱时期，祖父完全有机会担当部长之职，但老头更喜欢做《华莱士农民》的主编，并就此成为中部边疆地区的一个老资格政治家。
华莱士家族的传承因此带着对土地以及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们的忠诚。这些也都深深植入年轻的亨利·华莱士的心性中。春日里湿润泥土的味道、谷物嫩芽从黑土地里萌动而出、秋日里艾奥瓦农田里散射出的金色光芒，这一切，以及农民生活的单调和艰辛、同神秘莫测的市场力量的无休止的搏斗等，都是华莱士不曾忘却的。《华莱士农民》的评论栏目多多少少成了农民的哭墙；这位害羞、严肃、勤奋的年轻人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这氛围鲜活地灌注了对农村生活之荣耀和艰辛的感受。
华莱士年纪轻轻便致力于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他还是个孩子时，便有一个名叫乔治·华盛顿·卡弗尔的瘦高黑人陪伴他左右，教他识别草丛中花朵的雄蕊和雌蕊，这个黑人在埃姆斯的艾奥瓦州立农业学院学业颇为突出。华莱士不久也将进入这所学院学习，不过在此之前，这个年轻人已经自行开始植物遗传学方面的实验了，特别是杂交玉米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时，华莱士便已经算是相当出色的植物遗传学家了，同时是相当有能力的农业统计学家、《华莱士农民》的重要供稿人，当然，也是华莱士家族传统的合格传承者。
当亨利·C. 华莱士进入哈定内阁时，年轻的华莱士便接管了这份家族报纸，笔名为“H. A.”。随后的十年间，农业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年轻的华莱士成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他倒不像乔治·皮克或者切斯特·戴维斯那样扮演核心角色，也不像此二人那样在其中叱咤风云；不过，他自然有他的特殊担当。他最喜欢的议题之一是提高农业生产率，另一个议题则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土地。他特别关心用中国所谓的“常平仓”机制来平均农业生产盈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从债务国一跃成为债权国，华莱士自然也十分关心这场国际角色的变化。
在年轻的华莱士看来，哈定政府对父亲是颇为不公的，对父亲实施了迫害，这也就令当儿子的不免对共和党心生恨意，特别是对胡佛。胡佛主导商务部时，看上去特别仇视老华莱士，同时也仇视一切致力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计划。1928年，H. A. 抛弃了家族历来支持的那个政党，转而支持阿尔·史密斯。1932年，当雷克斯·特格韦尔将华莱士引入罗斯福圈子时，这个年轻人表面上的冷漠背后隐藏着的强烈理想主义情感给当选总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魁梧壮实的家伙，还差两英寸就有六英尺高了，头发蓬松，言谈甚是敏锐，甚至有些暴烈，蓝灰色的眼睛闪动着关切和激情，眼神不时四处游移，闪着光芒，为人处事偶尔也会热情且恳切，但通常都是心不在焉或者心事重重。就这样，这个年轻人令人颇为吃惊地进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内阁。
华莱士，一个务实的功利主义者，内心却也融入了浓重的混沌且梦幻的东西。农作物遗传学、农产品价格以及银行和信贷，是他素日关切之事，这些当然表露了他的那种务实且精确的理智好奇心。不过有时候，他的心灵也会突破音障，自我改变，令那清明、坚实的分析无形中幻化成炽烈的神秘主义。
他对科学和统计学是有激情的，但这激情下面潜藏着深沉的宗教心性。“你一定不能指望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人物，”他的祖父曾跟他谈起，“除非你尊奉一种真诚、热忱的宗教生活……实际上，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伟大的世界上了，我们是上帝的仆人，而上帝的伟大绝对超乎我们的理解。”华莱士自然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这存在既是内在的也是超越的。有一次，华莱士参加天主教仪式时，突然有了要亲自领受十字架之苦的冲动，遂双膝跪地，默默祈祷。最终，他既无法前往罗马，也无法接受艾奥瓦长老会的严厉教规，遂妥协加入了圣公会的高教会派。他还当了一段时间的侍祭，身着长袍和法衣，协助八点钟的弥撒仪式。
这就是他所谓的“隐而不显的至福实存，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同此等“至福实存”的亲近感，将使命赋予他的生活。最能打动他的莫过于旧约中的先知。弥迦见证的愿景永远铭记在他内心：铸剑为犁，熔矛为镰，各国再无征战，所有人都生活在自家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再让他们恐惧。这些古先知若是面临现代问题，将会站在何等立场上，对此，华莱士也没有任何疑虑。他曾说：“对我而言，很幸运，《圣经》的记载应该说是完全站在进步党独立派这一边的。”华莱士这话并非全在开玩笑。弥迦和耶利米，以利亚和阿摩司，在他心目中可是真真切切的，如同身边的参议员诺里斯；华莱士会游刃有余地援引这些先知的言词，如同援引前一天刚刚一起吃过饭的老一辈自由派政治家的言词一样，轻松惬意。
倘若这个时代如同华莱士说的，是个先知的时代，需要“先知那样的激情咆哮、炽烈渴念以及对终极目标的识见”，那么，华莱士在这样的时代正是如鱼得水，自感已经是先知了。他过着一种禁欲生活，破晓时分起床，然后徒步两英里半，穿越石溪公园，前往工作地点。他会狂热地投入工作，弃绝烟酒，有时会过上一段素食生活，还会时常大吃特吃甘蓝、大豆及棉籽之类的食材。他内心涌动着颇为紧迫的宗教复兴意识；他相信，那个时刻很快就要降临，届时“合众国将迎来伟大的精神变革……此等变革于这个国家，于整个世界，都意义重大”。这样一场精神复兴，将给人类带来类似于早期基督教或中世纪时期的那种道德团结局面，令尘世间的男男女女在对社会正义的共同激情中走到一起（“世界当大同”，他于1934年写道）。 [2]
华莱士显然是有心借由宗教追寻人类大同的，这样的渴念很快便令他超越了基督教正统的界限。拉尔夫·沃尔多·特赖因的作品对他影响深重，跟特赖因一样，他也竭力寻求与无限取得协调和融合。秘教令他极为着迷。他在美国国徽里也看出了特别意涵，国徽上镌刻了“E Pluribus Unum”的字样，显然是“合众为一”的意思；他在国徽的反面更是看到了特殊的意涵，那是一座未完工的金字塔，由十三层石头铺就，顶端高高悬挂着一只眼睛，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尽收眼底，四周则以铭文环绕：Annuit Cœptis……Novus Ordo Seclorum [3] 。“但凡虔诚信奉《圣经》先知且对我国之创建和命运有深沉感念者”，华莱士曾写道，这样的人自然会觉察出，国徽的反面很可能预见了弥赛亚的再临。尽管他一直对自己此番信仰的深度讳莫如深，但确实于1935年说服财长将国徽反面的大金字塔印制在新版美元之上。他向财长摩根索兜售此观念时，给出的理由倒是颇为朴素：“新秩序”（Novus Ordo）就是拉丁语的“新政”。随后多年间，这位可怜的摩根索一直因此被纠缠不休，因为总有人觉得新版美元上印制的那座大金字塔象征着财长自己是信奉某种秘教的。
对秘教的此等热忱乃令华莱士于1920年代后期深受一个白俄神秘主义者的影响，此人名叫尼古拉斯·洛里奇，是布拉瓦茨基秘教统绪中人。洛里奇是个画家，曾是莫斯科艺术剧院和迪亚吉列夫芭蕾舞团的助手，也是斯特拉文斯基和泰戈尔的朋友，个头矮小，秃头，声音柔和，留着白色胡子，素来自视为“东方大白兄弟会”的特殊代表，喜欢在满心仰慕的弟子面前高谈阔论，讲述万物归一的观念。华莱士偶尔会在纽约环河路边的洛里奇博物馆跟洛里奇会面。二人的友谊在华莱士去往华盛顿之后仍然持续着。洛里奇一直希望能有一份国际协议，令战时各国保证不破坏拥有“和平旗帜”标记的文化珍宝。此等计划当然是值得赞誉的，其支持者涵括了不少非秘教人物，诸如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帕特·麦卡伦、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以及詹姆斯·M. 贝克等。“我对‘和平旗帜’代表的那些东西，是有着深沉信仰的，”华莱士曾跟洛里奇谈起，“若能尽我所能与您合作，促成此事，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他尤其沉迷于这面印了三个球体的旗帜，三个球体象征着三位一体，外面由一个更大的圆环包裹。华莱士在自己的《新边疆》一书中写道：“这样的设计有着深沉的寓意。”“那想象出来的大同自由之圆环”在他看来，分明象征着个体多样性在整体框架之内得到了实现。
“华莱士为何如此热切，为何会向赫尔先生如此施压，”国务院的一名官员在日记中记述，“这仍然是个谜。”华莱士的此番坚持终于有所斩获。1935年4月，二十二个国家在白宫签订了《洛里奇协定》。与此同时，华莱士也在同洛里奇以及后者的一些门徒的长时间的怪异通信中获取了私人安慰。其中一些信笺称呼洛里奇为“尊敬的导师”，更有诸多秘教称谓，比如“燃烧者”“摇摆者”及“中庸者”，这很可能是指罗斯福，还有“尖刻者”（科德尔·赫尔）、“黑暗者”或“老虎”（苏联），当然还有诸多秘教意象，比如上方升腾着火焰的圣杯，美利坚堕入炼狱之火的深渊当中，等等。有一次，华莱士甚至颇为莽撞地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同时援引了阿瑟·霍普金斯的《荣耀之路》和洛里奇的话，据此申述，我们已然置身“新时代”的边缘：
此时，我也短暂地感觉到，我们必须应对“强力者”“躁动者”“狂热者”，甚至“无火焰者”的暂时回潮，这些人在奄奄一息之际，仍然会做最后一搏，力图重新激活那已经垂死的“资本主义”巨人。
总统先生，您就是那个“燃烧者”，那个有着永恒向上精神的人，要引领我们进入一个人类的孩子能够再次吟唱歌谣的时代。但是我感觉，总统先生，上周三我跟您谈起的那些危险也是我们必须成功逾越的，否则我们就无法安全进入这个让精神得以无限且无私地扩张的时代。
此处所谓的“那些危险”，大概是指美国有可能认可俄国，这是华莱士强烈反对的，华莱士的这种态度则很可能是受了洛里奇的白俄情感的影响。此时的华莱士和洛里奇是否已经开始酝酿着要前往“戈壁滩”探险了，这一点并不清楚；此次探险，表面上是要寻找一种抗旱的植物，但也可能是要执行某种反苏计划，甚至是要找寻弥赛亚再临的征兆。不论如何，第二年洛里奇确实离开了农业部，离开美国，去实施这趟探险之旅了。他一去不返。
对于此类迷狂情绪，罗斯福自然搞不明白，也只是颇为和善地将之视为“某种神秘情感”，一笑置之，转而跟华莱士谈论庄稼、土地、水等问题，在这些事情上，华莱士的知识则是颇为扎实的，所作分析也是实实在在、分量十足。华莱士对洛里奇秘教的热情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点确实很难评估。用威斯布鲁克·佩格勒的话来说，华莱士实际上就是“喜欢逛精神商场，只看不买”，这背后的动因既有威廉·詹姆斯式的对于灵魂研究的实验性质的好奇心，也有某种荒野神秘主义；当年艾奥瓦人纷纷退往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正是这种神秘主义引领他们进入了一些诡异教派。华莱士当然不至于全然信奉这样的东西，但洛里奇的通灵术大杂烩倒也有可能令华莱士从中获得解脱感（或者说从中寻求逃避），就如同人们会在性或者酒精里找寻解脱和安慰一样。
此等秘教提供的精神统一的愿景，可以令华莱士将自己分裂的性格统一起来，而这很可能对华莱士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华莱士既是科学家也是神秘主义者，既是政客也是先知，既是机会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可以说，这个人活生生地分裂为两半了。此等内在分裂并没有催生创造性的张力，反而造成了一种摇摆不定且备受折磨的离乱格局，华莱士一直试图借助神秘主义将其祛除，要不就是借助修辞的力量将之勾连起来。人自身及这个世界当然会存在矛盾和分裂，不过，华莱士似乎认为，这样的矛盾和分裂可以靠着更高的、通常看来更为朦胧的程式予以化解。“在我看来，”华莱士曾以标志性的劝诫口吻写道，“应当找寻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程式，将我们团结起来，而不是分裂开来，我们所有人都应当将此奉为基本目标之一。”
然而，无论是神秘主义还是修辞，都不能消除那深植于他人格核心的分裂和空寂。他很少跟人交流，这很可能是因为他跟自己交流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他的同僚和助手都怀疑他是否具备人类的亲情。人们时常会感觉他跟植物更为亲近（“草本植物的力量和静谧”，身为农业部部长，他曾以此为题发表过一次广播演讲）。在公共生活中，这种内在分裂令他走到了逃避和犹疑之地。一旦面临抉择，他通常将事情分为两半，将分歧变成分裂，进而将折中错误地当成综合。他苦苦追逐个人整合，这样的追逐活活将他吞噬了，不论在宗教生活还是政治生活中都令他沦落冷僻之地。最终，无论是冥想还是秘教都没有带来满意答案。 [3]
在华盛顿，华莱士是一个粗笨角色，不修边幅，不够温雅，不会小范围交流，不懂讥诮，也没什么仪表；如同舍伍德·安德森所品评的，“不矫情”。就职演说前夕，特格韦尔专门带华莱士到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店，要确保他至少穿得体面一些，出现在就职演说仪式上；但这并不足以祛除华莱士那根深蒂固的乡土气。沃德曼公园那套精致公寓，是之前他父亲待过的地方，他在那里总显得不合时宜；置身华府的鸡尾酒会或者政府宴会，他非常不自在；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很不舒服，无法习惯用蜂鸣器来寻找秘书，总是自行走到秘书门前，敲门找人。开会时，他总是软绵绵地瘫在椅子上，眼睛半睁半闭，衣服的扣子都没扣上，脚就放在垃圾筒上，手托着腮帮子。他时不时地用空洞眼神看着在场的人们，或是发出神经质的笑声，令大家颇为尴尬。“他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总让人觉得他根本就没在听别人说话。”他手下的一个文员记述说。在听众面前，他总是乱说一通，不知所云。一个老派政客品评说：“亨利就是那种人，让你一直搞不清楚，他究竟是准备布道呢，还是准备尿床。”
不过，要是谈起农业，华莱士就会变得极为干脆，掷地有声，令人印象深刻。尽管他内心如此动荡，外在举止也如此乖僻无常，但必须承认一个事实：1933年，绝少有谁能像他那样深入这场农业危机，展开如此深湛的思虑，并拥有如此敏锐且详实的判断。这可都是真刀真枪的知识。除了一身知识，华莱士的羞怯和内敛更是为他赢得了下属那充满关爱的仰慕，也赢得了众多同僚的尊重。“所有内阁成员中，他是最容易共事的，”唐纳德·里奇伯格后来写道，“……我跟很多身负重大职责的人都打过交道，他是其中最不自傲于自己观点的人，而且可以肯定，虽然身居高位，他并无傲气。”他的根本欲念就是完成自己的任务，说白了，就是要为农民找回在国家经济中的位置。
走马上任不久，华莱士便有过如下议论：“昔日的文明纷纷衰落，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相信，那些文明之所以衰落，就是因为它们未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达成必要的平衡。”他捧读了弗林德斯·佩特里和古格列莫·费雷罗的作品，这些作品强化了他的这一观念，实际上，此观念也正是他的农业哲学的基础。在他看来，美利坚的城乡平衡已然倾覆了，原因就在于农业的脆弱性。商业群体若是遇到需求下降的情况，大可以减少产量来维持价格水平，以此寻求自保；农民遇到同样的情况，则很显然是无法自保的，只能维持原有的产量，最终眼睁睁地看着价格沦陷。华莱士非常直接地申述说：“在农业领域，是供给决定价格。在工业领域，是价格决定供给。”
战后的农业曾遭遇两次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因为1920年代海外市场的消散，第二次则是因为大萧条。工业价格是刚性的，因此，农业不得不在1929年之后的价格调整当中承担主要的压力，此进程无疑只能令城乡失衡格局更形恶化。华莱士曾颇令人侧目地论断：“如今，我们任其生长发育的这种价格结构，一半是钢铁，一半是面团。”农民手中的钱完全是以小麦、玉米、猪肉和棉花为基础的，其结果便是令农民的实际购买力削减了一半；城市的美元则以黄金为基础，因此能够买到比以往更多的农产品。
据此分析，若要重建平衡，就必须在柔性价格部门提升价格并削减产量，在刚性价格部门降低价格并提高产量。具体来说，有四个主要举措是颇为紧迫的：其一，借由国内分派计划来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其二，降低农业负债率，并对农业债务实施再融资；其三，扩张支付手段，华莱士颇为坦率地称之为“有控制的通货膨胀”，具体来说，可以让美元贬值，也可以像康奈尔的乔治·F. 沃伦博士所建议的，提高黄金价格；其四，借由互惠贸易协定机制，寻求新的海外市场。 [4]
就华莱士对1933年3月的情况的看法，这些举措当中最为紧迫者就是国内分派计划。此计划是1929年酝酿出来的，旨在为农民提供价格补贴，以此回报农民对减产政策的默许和支持。有一段时间，农业领袖并不喜欢限产政策，遂对此计划实施抵制。不过，大萧条也剥除了古老的偏见。到了1932年，大多数农业领袖，包括爱德华·奥尼尔以及强大的农业局在内，都开始认可对农产品盈余采取直接行动的必要性。其中，蒙大拿州立大学一个名叫M. L. 威尔逊的教授功不可没。
威尔逊有着丰富的农业经验，曾在埃姆斯求学（他就是在那时结识了年轻的亨利·华莱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曾在蒙大拿操持过农庄，1920年代担任过农业部农田管理局的负责人，并随同约翰·D. 布莱克和比尔兹利·拉姆尔在大萧条前夕酝酿了国内分派计划。威尔逊其人甚是温和，不修边幅，但内心极具热忱，时年四十八岁，有着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同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文明的根基在于农业。他始终有决心通过拯救农业来拯救这个共和国，这也就令他对新计划生出了传教热情。1931和1932年间，他围绕新计划展开了巡游、通信和演讲，因为无力承担普尔曼客车的费用及两美元一天的旅馆费用，这两年里，他只能马不停蹄地工作。美国商会的会长亨利·I. 哈里曼是他的早期信徒之一，哈里曼在蒙大拿拥有数万英亩的牧场，而且，威尔逊的国内分派计划在他眼中就对应于他在工业领域推行的中央计划体制。当然还有另外一批信徒。比如亨利·华莱士，他曾于1932年告诉威尔逊，只要这个国家向着国家社会主义迈进，这份计划就有可能施展开来并取得成效；他还补充说，这个国家显然正在向着国家社会主义迈进。比如莫迪凯·伊齐基尔，他自哈定时代开始就在农业部供职，此时也开始在农业局内部大力推动国内分派计划。又比如雷克斯·特格韦尔，可以说，在民主党的芝加哥全国大会前夕，特格韦尔就已经开始向罗斯福推销这个想法了。当然，农业局的一批负责人对此观念也颇为信奉。
1935年春天，共和党的两个农业主义者，堪萨斯的克利福德·霍普和南达科他的彼得·努尔贝克将国内分派议案引入国会。协同布莱克和伊齐基尔拟定这份议案的威尔逊则在国会委员会面前提供证言，同时展开活动，在农业集团面前为该议案代言。到了这时，该计划与布莱克的原始方案已经有所不同了。确切地说，该计划集中于四个过剩农产品大户：小麦、猪肉、棉花和烟草。据此计划，农民只要同意依据政府规划实施限产，就能从政府手中拿到补贴；不予配合的农户也可以因为价格的普遍上扬而得到好处，不过，若是对补贴支付恰当规划及计算，合作农户因减产而得到的好处就会超过不合作的农户从增产当中得到的好处。联邦农业局的顾问斯坦利·里德指出，这样的计划很可能是违宪的，除非以税收权为依托；H. I. 哈里曼遂提议在初始加工环节征收消费税，主要是面粉厂、纺织厂以及罐头厂等，将税收所得用来给合作农户提供补贴。该方案的早期版本是计划征收足够额度的加工税，以便令关税发挥效能；后期版本则规定，这个税收额度应当足以为农户提供足额补贴，据此令农产品恢复“平价”，确切地说，就是恢复战前相对于工业品的购买力。（实际上，无论是加工税计划，还是平价方案，都出自麦克纳里-豪根的“均等费率”观念及“比率价格”观念。）
具体执行该计划的过程中，威尔逊特别强调了分权和民主。参与到计划当中的绝大多数农户都必须以公决的方式表示赞同，计划才能生效，日常管理则应当尽可能以郡县为单位展开，并由农户自己负责管理和经营。管理层面当然要奉行分权机制，但政策层面则要奉行集权机制。农民是国家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保护农业收入方面，联邦政府担当决定性角色，对这一点，该计划并无避讳。1932年，威尔逊说：“依据消费来调控生产，该计划就是要将这样的基本观念运用于农业，工业领域已经有类似的计划在推行了，比如斯沃普计划以及美国商会为了维持商业稳定性和持续性而推行的计划。” [5]
至于此时的新任总统，先前在纽约州的执政经历已经令他对土地使用有了清晰的想法；不过，在谷物和棉花生产过剩之类的问题上，他的切身了解少之又少。选战期间，伊齐基尔、威尔逊和华莱士协助他拟就了在托皮卡的演说文稿，在这次演说中，罗斯福拟定了农业纲领的一般性规程，很显然，这样的农业纲领是以分派计划为取向的。1932年12月，大约四十个农业代表在华盛顿跟摩根索和特格韦尔展开会商，此时的情势已经逐渐明朗，人们的看法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国内分派计划。华莱士自然完全赞同这样的计划，但也担心若是仅仅奉行这单一的农业救济计划，很可能会遭遇更大的政治阻力，同时会令管理机制更加僵硬。于是，华莱士在3月提议，由政府推出一份议案，授权采取多种方法，至于具体的选择权，则由农业部部长担当。
3月16日，华莱士召集农业领袖人物来到华盛顿聚谈，此时这些代表对此前银行法案实施的广泛授权机制颇为赞许。由此，政府和各个农业组织在政策观念和原则问题上便达成了公正一致，令此次华盛顿会议非常成功，用《草原农民报》的克利福德·V. 格雷戈里的话来说，那是“我参加过的气氛最为融洽的会议”。接下来便是一段疯狂日子，在此期间，华莱士同伊齐基尔、农业运动老兵弗雷德里克·P. 李和城市律师杰尔姆·弗兰克一起着手起草相关议案。
该议案的实质，如这些起草人所见，就在于“农业调整”，不过，他们所谓的“调整”，并非简单地削减产量，而是要对过剩的农业生产格局实施调整，令其摆脱过剩境地。在这份议案当中，国内分派计划以补贴机制为推动力，并借由加工税机制来获得资金支持，由此仍然是核心条款，不过，议案同时给予了农业部部长颇为广泛的其他权力。应该说，在美利坚历史之上，从未有哪份单一议案融合了如此重大的社会和法律创新力度。确切地说，这些广泛授权当中，包含了麦克纳里-豪根法案的残余，比如借由市场协议和配额机制来控制农产品出售数量的权力，借由补贴机制刺激农产品出口的权力，等等。当然也引入了诸多新的机制，比如可以对农田实施租赁和退耕，由此达成减产目标；政府可以对仓储收成提供贷款或者干脆由政府出面直接买进，以此维持价格水平；还可以借由农产品加工许可证制度来强制农户服从减产规划；等等。华莱士评论说，此等举措“在社会关系领域是崭新的发明创造，正如当年汽油发动机在机械领域也是全新的东西一样”。随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所有的农业政策基本上都是依托这份《农业调整法》。
华莱士和特格韦尔带着这份议案前往白宫时，也带来了一份准备发送给国会的咨文草稿。不过，此时的罗斯福已经在新计划之胆略的激励之下，变得斗志十足了；这位新总统已经以普通文字而非速记体自行拟就了一份咨文，内容就记在一张纸片上。咨文十分简洁、朴素，但力度十足。他在咨文中告诫国会：“且容我坦率地告诉诸位，这是条新路，前人不曾走过，不过我也要同样坦率地告诉诸位，今日之境况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必须试验新的办法。” [6]
[1] Historical Statistics , Ser. E93, 95, 104; Senate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Committee,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Relief Plan : Hearing , 72 Cong., 2 Sess.（1933）, 15; Anne O'Hare McCormick,“Roosevelt's View of the Big Job,”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 Sept. 11, 1932; E. D. Coblentz,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New York, 1952）, 147.
[2] Russell Lord, The Wallaces of Iowa （Boston, 1947）, especially 167, 589; H. A. Wallace, Statesman and Religion （New York, 1934）, especially 8, 22, 44-47, 71, 79-80, 102, 125; Wallace, New Frontiers （New York, 1934）, especially 1, 76, 269; Wallace, The Price of Freedom （Washington, 1940）, especially 1, 76, 105; Jack Alexander,“Henry A. Wallace: Fornfield Prophet,” Life , Sept. 2, 1940; E. D. Graham, Jr.,“Henry Wallace: Modern Prophet”（seminar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Hubert Herring,“Henry Ⅲ of Iowa,” Harper's , Feb. 1943; Daniel Seligman,“Henry Wallace”（research memorandum; author's possession）.
[3] 拉丁语，佑吾基业……时代新秩序。
[4] Wallace, Statesmanship , 77-78; Wallace, New Frontiers , 279; Wallace to Roerich, June 17, to F. D. R., Sept. 18, Hull to F. D. R., Oct. 11, Wallace to F. D. R., Oct. 27, to Marvin McIntyre, Nov. 10, 1933, Roosevelt Papers; Henry Morgenthau, Jr.,“The Morgenthau Diaries: III,” Collier's Oct. 11, 1947; J. P. Moffat, Diary , Dec. 4, 1933; Newsweek , March 22, 1948; Westbrook Pegler in the New York Journal-American , March 1948, passim; purported Wallace texts in New York Journal-American , Oct. 22, 1948; National Emergency Council, Proceedings, Jan. 23, 1934; Wallace to Lawrence Westbrook, Jan. 27, 1937, Hopkins Papers; Gardner Jackson,“Henry Wallace: A Divided Mind,” Atlantic , Aug. 1948; Dwight Macdonald, Henry Wallace: The Man and the Myth （New York, 1948）, Ch. 7.
[5] Sherwood Anderson,“No Swank,” Today , Nov. 11, 1933; Jackson,“Henry Wallace”; George Creel, Rebel at Large （New York, 1947）, 313; Donald Richberg, My Hero （New York, 1954）, 245; Tugwell,“New Deal Memoir,”Chs. 1, 2; H. F. Pringle,“Our Unknown Dictator,” Red Book , Sept. 1933; H. A. Wallace,“Address...before the Democratic Women's Club, Philadelphia... May 9, 1933”（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release）, 2; Wallace to F. D. R., Feb. 19, 1933, Roosevelt Papers; K. L. Butterfield,“Wanted-Farm Life,” World Tomorrow , March 1, 1933; M. O. Sillars,“Henry A. Wallace's Editorials on Agricultural Discontent, 1921-1928,” Agricultural History , Oct. 1952; Wallace, New Frontiers , 111; Ferner Nuhn,“Wallace of Iowa,” New Republic , March 15, 1933; W. G. Shepherd interviewing Wallace,“Why the Farmer Doesn't Like Our Dollar,” Collier's , April 1,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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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 I. Myers,“Confidential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on Emergency Farm Reliet Legislation... Washington, D. C., Dec. 12-14, 1932,”Morgenthau Papers; C. V. Gregory,“Birth of AAA,”Bureau Farmer, Aug. -Sept. 1935; Wallace,“Address... Democratic Women's Club”; F. D. R., Public Papers （1933）, 74; New York Times , March 19, 1933.